山里的花园生活

无论天地翻覆，首先要“把种子埋入土里”，其实并非是东林一人的执拗，乃是千百年来中国乡土社会的基本底色。记得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也写道：“乡下人离不开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普通的谋生方法。……我记得我的老师史禄国（С.М. Широкогорова）先生也告诉过我，远在西伯利亚，中国人住了下来，不管天气如何，还是要下些种子，试试看能不能种地。”中国人对土地近乎神圣的崇拜，千百年来不但孕育了乡土关系，而且派生出了中国农民乃至中国人对血缘以及地缘的重视。

在农民的眼中，没有土地的农民不是正经的农民。有能力扩大自家的田地是家庭兴旺的象征，而“崽卖爷田不心痛”千百年来一直是典型的败家子行为。其实，这种对土地的情感不仅中国农民有；在关于传统农民的经典描述中，美国人类学家雷德弗尔德提出过，赋予土地一种情感和神秘的价值是全世界农民特有的态度；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也认为，在农民的价值系统中，“金钱不是一种可靠的价值，真正具有价值的只有土地，因此要想富起来必须种好地”。

近几十年来，因为迅猛的工业化及城市化，几亿农民离开了原先养育他们的土地，一任“孔雀东南飞”。尽管城里的生活依旧不易，但乡间的谋生艰难和城市生活的吸引，使得进城的农民尤其是年轻一代真正想回去的不多，农民对土地的依附四十年来发生了断崖式的衰退，以致在今年以来的疫情和国际关系恶化的双重压力下，因田无人种而正在弥生越来越浓烈的绝非想象的恐慌。

不过，无论是昨天还是今天，进城都不会完全消解农民或农家子弟对土地的感情，他们消解的只是单纯依赖“种地”谋生的幻想。近些年来，因为改革开放，更因为因此而导致的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的式微，进了城的农民及其子弟，甚至原本就几代在城市生活的中国人，竟也开始孕育出各式各样的“回乡”念头。于是，有为官者赋闲后返乡做起了乡贤，或为邻里出谋划策，或为乡党寻找资源；有创业者下乡承包起土地，或试探集约经营，或寻求致富之道；有资产者去徽州古村购买老宅，约三五文青开设民宿客栈，邀约同道吆五喝六、激扬文字；还有像王老师夫妇那样的文化人，他们虽无万贯资产，也无创业的“雄心大志”，只因喜爱土地，便图能够靠自己的双手实现果实累累、花开四季。并且，这种“回乡”，有时并非指一定要回到自己的“原乡”，而只是回到能够孕育出勃然生机、庇护心灵的土地之中，就像王老师在《山里的花园生活》中所说的那样，用一颗赤子之心，“找回对土地的感觉”：

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个出生于农村的人都和我们一样总想亲近土地，接一接所谓的“地气”。老人在世的时候，我还经常回农村的老家，每次回去都有一种很踏实的感觉。老人不在后，回农村的次数就很少了。在被称为“水泥森林”的城市里待久了、待惯了，慢慢就忘记了对土地的感觉，心也逐渐麻木。……自从有了山里的家以后，对土地的感觉慢慢又回来了，园艺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也是始料未及的。自从有了山上的庭院，我和先生除了出差以及冬天太冷的时候不上山，周末时光几乎都在这世外桃源度过。眼前是自己播种的生命，看着它们茁壮成长有的只是满心欢喜，一切烦恼都被我们抛之脑后。

王老师对土地的热爱，其实并非是她一个人的执念。我虽不在乡间长大，但对土地一样有真挚的向往。记得小时候住在部队大院，我家的小楼前有一片大概是国民政府抗战胜利后种下的桃树，长至1970年不知是因为寿命到了，还是因为禁不住我们这些孩子摘桃子时的摇晃，不几年便死了。在院里壮硕的飞行员叔叔们如鲁智深倒拔垂柳般将枯树扛回家烧火后，那一大片空地就成了我励志成为“中国米丘林”的试验场。我那时候开垦土地、种瓜果蔬菜以及为植物授粉的劲头一点也不小于王老师和他的先生。及至后来“上山下乡”，磨练革命意志，还做了一年多生产队长，有了三百多亩土地，带着几十位劳力“折腾”，虽吃尽苦头，对土地的情感却日渐敦厚。

就在前几年，因为在南京和吴江两地创建了群学书院，又因为卖了手中的一套房，一时卡上有了二三百万的“闲钱”，竟也“烧包”到想去徽州现在叫作皖南的地方买一处古宅和两三亩地，回归乡间，扯上群学书院的旗帜，过几天“沽酒客来风亦醉”“布谷飞飞劝早耕”的生活。为此，还和对土地同样钟情、也当过生产队长的张鸿雁教授自驾去皖南的碧山村转了几天，几番要到刷卡买地置房的地步，唯因房主屡屡变卦，才终浇灭了那心头的一团“虚火”。后来，张教授退休，终在南京附近的汤山豪掷“纹银”400万，建成现在名噪江南的“卧香山庄”；而我也终因舍不得功名利禄，出任“资深”，开启口述史和集体记忆研究的新河，而将布衣还乡的初心抛之脑后。痛哉，惜哉，不如说羞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