句子的手艺

大家来读书（序）

世界文学之流浩荡，而我们却只能取其一瓢一勺。即便如此，攫取主流还是支流？浪花还是深水？用瓢还是用勺？诸如此类，又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得清道得明的。

本丛书由丁帆和王尧两位朋友发起，邀约了外国文学文化研究的十位代表性学者。这些学者对各自关心的经典作家作品进行富有个性的释读，以期为同行和读者提供可资参考的视角和方法、立场和观点。本人有幸忝列其中，自然感慨良多，在此不妨从实招来，择要交代一二。

首先，语言文学原本是人文的基础，犹如数理之于工科理科；然而，近二三十年来，文学的地位一落千丈。这固然有历史的原因，譬如资本的作用、市场的因素、微信的普及、人心的躁动，等等。曾经作为触角替思想解放、改革开放（在国外何尝不是这样？）探路的文学，其激荡的思想、碰撞的火花在时代洪流中逐渐暗淡，褪却了敏感和锐利，以至于“返老还童”为“稗官野史”“街谈巷议”，甚或哼哼唧唧和面壁虚设。伟大的文学似乎正在离我们远去。当然，这不能怪世道人心。文学本就是世道人心重要的组成部分和表现方式；而且“人心很古”，这是鲁迅先生诸多重要判断中的一个，我认为非常精辟。再则，在任何时代，伟大的文学都是凤毛麟角。无论是文艺复兴运动时期或19世纪的西方，还是我国的唐宋元明清，大多数文学作品都会被历史的尘埃所湮没，唯有极少数得以幸免。而幸免于难的原因要归功于学院派（哪怕是广义学院派）的发现和守护，以便完成和持续其经典化过程。然而，随着大众媒体的衍生，尤其是多媒体时代的来临，学院派越来越无能为力。我这里之所以要强调语言文学，就是因为它正在被资本，甚至图像化和快餐化引向歧途。

其次，学术界的立场似乎也已悄然裂变。不少同仁开始有意无意地抛弃文学这个偏正结构的“大学之道”，既不明明德，也不亲民，更不用说止于至善。一定程度上，乃至很大范围内，批评成了毫无标准的自说自话、哗众取宠、谩骂撒泼。于是，伟大的传统——马克思主义被轻易忽略。曾几何时，马克思用他的伟大发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但是他老人家并不因为资本主义是其中的必然环节而放弃对它的批判。这就是立场。立场使然，马克思早在资本完成国家垄断和国际垄断之前，就已为大多数人而对它口诛笔伐。这正是马克思褒奖巴尔扎克和狄更斯等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重要因由。同时，从方法论的角度，恩格斯对欧洲工人作家展开了善意的批评，认为巴尔扎克式现实主义的胜利多少蕴涵着对世俗、时流的明确悖反。尽管巴尔扎克的立场是保守的，但恩格斯却从方法论的角度使他成了无产阶级的“同谋”。这便是文学的奇妙。方法有时也可以“改变”立场。这时，方法也便获得了一定的独立性。在致哈克奈斯的信中，恩格斯说：“我决不是责备您没有写出一部直截了当的社会主义的小说，一部像我们德国人所说的‘倾向小说’，来鼓吹作者的社会观点和政治观点。我的意思决不是这样。作者的见解愈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愈好。我所指的现实主义甚至可以违背作者的见解而表露出来。让我举一个例子。巴尔扎克，我认为他是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现实主义大师。”由是，恩格斯借马克思的“莎士比亚化”和“席勒式”之说来提醒工人作家。

再次，目前盛行的学术评价体系正欲使文学批评家成为“文本”至上的“纯粹”工匠。量化和所谓的核刊以某种标准化生产机制为导向，将批评引向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劳作。于是，一本正经的钻牛角尖和煞有介事的言不由衷，或者模块写作、理论套用，为做文章而做文章的现象充斥学苑。批评和创作分道扬镳，其中的作用和反作用形成恶性循环。尤其是在网络领域，批评的缺位使创作主体益发信马由缰、肆无忌惮。

说到这里，我想一个更大的恶性循环正在或已然出现，它便是读者的疏虞。文学本身的问题使读者渐行渐远。面对商家的吆喝，读者早已无所适从。于是，浅阅读盛行、微阅读成瘾。经典的边际被空前地模糊。我们这个发明了书的民族，终于使阅读成了一个问题。呜呼哀哉！这对谁有利呢？也许还是资本。

以上固然只是当今纷繁文学的一个面向，而且是本人的一孔之见，不能涵盖文学的复杂性；但文学作为资本附庸的狰狞面相已经凸现，我们不能闭目塞听，更不能自欺欺人。伟大的作家孤寥寂寞。快快向他们靠拢吧！从这里出发，从现在开始……

是为序。

如何阅读一部外国文学作品？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读者自然各有各的看法或者经验。程巍先生认为，阅读外国文学作品分为“文学阅读”和“专业阅读”。作为普通读者，我们大多数进行的都是文学阅读。那么专业阅读是什么样的呢？程巍先生的这部作品就是专业阅读的代表，通过专业阅读的视角，读者能够发现大家“句子的手艺”，勤加练习，你的“句子的技艺”将会显著增长。

如何阅读一部外国文学作品？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读者自然各有各的看法或者经验。程巍先生认为，阅读外国文学作品分为“文学阅读”和“专业阅读”。作为普通读者，我们大多数进行的都是文学阅读。那么专业阅读是什么样的呢？程巍先生的这部作品就是专业阅读的代表，通过专业阅读的视角，读者能够发现大家“句子的手艺”，勤加练习，你的“句子的技艺”将会显著增长。

程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著有《中产阶级的孩子们：60 年代与文化领导权》《否定性思维：马尔库塞思想研究》《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佬”：种族主义想象力》等；译有《疾病的隐喻》《反对阐释》等。

大家来读书

I卡罗威的“盖茨比”： 低鸣的济慈的回声

1、故事叙事者卡罗威

2、“大私酒贩子”盖茨比

3、中西部的一个故事

II反浪漫主义：盖斯凯尔夫人如何描写哈沃斯村

1、“文学朝圣者”的理想景观

2、哈沃斯的“勃朗特化”

3、盖斯凯尔夫人的“两个国家”

4、基督教社会主义者的眼光。

5、将荒原的忧郁从荒原自身剥离

6、维多利亚时期的左右两弧

III夏洛蒂·勃朗特：鸦片、“东方”与1851年伦敦博览会

1、隐晦的“切口”就是鸦片的别名

2、鸦片幻觉中的“东方”

3、从医学到美学的幻觉之流

4、东方集市“水晶宫”

5、在“英国性”和“帝国性”之间进退失据

6、“鸦片美学”的背后

7、这是一种“国家犯罪”

8、待在国内的帝国主义者

IV句子的手艺：与句子纠缠的翻译家

1、与句子的纠缠

2、文字手艺人

3、将“另外一种语言系统”带入母语

后记

如何阅读一部外国文学作品？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读者自然各有各的看法或者经验。程巍先生认为，阅读外国文学作品分为“文学阅读”和“专业阅读”。作为普通读者，我们大多数进行的都是文学阅读。那么专业阅读是什么样的呢？程巍先生的这部作品就是专业阅读的代表，通过专业阅读的视角，读者能够发现大家“句子的手艺”，勤加练习，你的“句子的技艺”将会显著增长。

程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著有《中产阶级的孩子们：60 年代与文化领导权》《否定性思维：马尔库塞思想研究》《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佬”：种族主义想象力》等；译有《疾病的隐喻》《反对阐释》等。

故事叙事者卡罗威

《了不起的盖茨比》1925年4月在纽约出版，评论界对之毁誉参半，且坊间忽有传闻，称女主人公黛西的形象塑造“明显剽窃了”女作家薇拉·凯瑟的小说《一个迷途的女人》（1923年9月出版）中的玛丽安·弗里斯特。深为流言焦虑的菲茨杰拉德于是将这部小说初的手稿片段（大致写于1922年7月至次年7月之间）寄给薇拉·凯瑟，以自证清白。他4月底就收到了薇拉·凯瑟的回信，信中称她酷爱《了不起的盖茨比》，同时证明自己并未从其中发现任何剽窃痕迹。

寄给薇拉·凯瑟的初稿片段有两页留存了下来，现藏于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其中出现了乔丹·旺斯和埃达两个女角色和卡罗威这个男角色，从他们身上可清晰分辨出后来正式出版的《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乔丹·贝克、黛西和尼克·卡罗威，但在这些初稿片段中，卡罗威还不是故事叙事者，所拟的小说题目也不是“了不起的盖茨比”——初稿片段中根本就没有盖茨比这个人物，与之相仿的形象倒出现在菲茨杰拉德在创作这部小说的间歇所写的两个短篇小说中——而是“在灰堆与阔佬中间”。不过，《了不起的盖茨比》并非一气呵成之作，它经历了好几年的反复构思和不断修改，人物和情节多有调整和增删，而其间薇拉·凯瑟笔下的玛丽安·弗里斯特暗中影响了黛西形象的塑造，也并非没有可能，尽管这种“并非蓄意的相似”丝毫不会削弱《了不起的盖茨比》的艺术原创性。

菲茨杰拉德反复构思和不断修改的过程，也是卡罗威渐渐成为故事叙述者的过程。哈罗德·布鲁姆说“菲茨杰拉德的美学是济慈渴望的消极能力的个人修订版”，又称“盖茨比不能讲述他的梦，每当他试图描述他对黛西的一往情深时，他的话语都坍塌为俗套之词,尽管我们不怀疑他对黛西的爱的真实性，就像我们不怀疑气息奄奄的济慈对范尼·布劳恩的强烈渴念的无比真实性。把可怜的盖茨比的粗俗的浮华用词与济慈的讲究的栩栩如生文体等量齐观，可能让人觉得荒诞，但盖茨比的深处是一个济慈”，不过卡罗威而非盖茨比才是故事叙事者，所以布鲁姆又说“在卡罗威的失落的、具有浪漫主义盛期风格的音乐的后面是低鸣的济慈的回声”。这就像芭芭拉·霍希曼所说，“作为一种分离或保持距离的方式”，“尼克这个角色被菲茨杰拉德用来传达自己的声音”。

那么，“菲茨杰拉德自己的声音”或“尼克的声音”，到底是怎样一种声音？它与“济慈美学”或“消极能力”有何关系？其实，这种声音的特征恰恰是不发出自己的声音，或至少让自己的声音不那么肯定，以便让事物和人物呈现自己，而不是匆忙将它们强行纳入自己已有的知识范畴和道德评判标准。正如济慈在1817年12月21日的一封家信中谈到“消极能力”时所说，“所谓消极能力，即一种能处在不确定、神秘、疑问的状态的能力”。我们关于世界、自我和他人的知识和据此进行评判的标准可能并不像我们自以为是的那样全面和公正，世界、自我和他人的真相是隐匿着的、半真半假的、真假难辨的，因而是神秘的，犹如黛西、汤姆、乔丹、盖茨比以及其他那些在书中出现的人物，他们的对话和关于他们的传闻是不可靠的，以至卡罗威对自己的“视觉”比对“听觉”更多一点把握，认为好从人们表现出来的“姿态”的连续性和一贯性来判断一个人。唐纳德·哥尔尼希特谈到济慈的创造性的核心特征时，说它是“一种与万事万物和芸芸众生发生同情的奇特的能力，这与他的有关真正的诗人不执着于自身的观念密不可分”。实际上，《了不起的盖茨比》一开篇就赋予了故事叙事者卡罗威这种“消极能力”：

我年纪尚轻、易受影响的时候，父亲教我一条为人处世之道，我一直未敢忘怀。

“每当你感到要去批评他人时，”他说，“切记，世上并不是每个人都拥有你的那些有利条件。”

他没再说什么。尽管我与父亲之间一向话不多，但总能心心相印。我明白他话里有话。结果，我就渐渐习惯于保留自己的评判，这一习惯使众多离奇古怪之人向我敞开心扉，也使我成为许多纠缠不休的倾诉者的牺牲品。心理不正常的人总能立刻从一个正常人那里察觉到这种品性，并抓住不放，于是，在我上大学时，就被不公正地指责为政客，因为我秘密与闻一些他们所不熟悉的人物的痛史。大多数这类隐私并不是我主动去打听的——每当我从某种确凿无疑的迹象意识到自己又将面临一场秘密倾诉时，我总装出昏昏欲睡、心不在焉或极不耐烦的样子，这是因为年轻人的私密，至少就他们表达这类私密的用词来说，通常是剽窃来的，且多有明显的隐瞒。保留自己的判断意味着对人怀揣无穷的希望。正如父亲曾自命不凡地提醒的，也正如我自命不凡地重复的，人类生来就在待人接物的善意上分配不均——如果我忘了这一点，不能宽容待人，恐怕我在评判他人时就会因自己的先入之见而失之片面。

但卡罗威也可能将这种“保留自己的评判”的习性的形成部分归因于地理以及年龄的变化带来的一种迷惘的心理状态。他来自辽阔而寥寂的中西部的一个世家，“大战时”参军在欧洲打了几年仗，“享受着反攻的无穷乐趣，以至战争结束归来后感到百无聊赖。中西部不再是世界温暖的中心，倒似乎是宇宙的蛮荒边缘——于是，我决定到东部去学习债券生意”，这一年，他快三十岁了（面临着“三十岁生日的巨大冲击”）,孑然一身，自以为此去就将与家乡永别。他当初在战场上享受着反攻的乐趣，但也目睹着昔日像大理石基座一样稳扎在西方人内心的西方文明——尤其是其道德观念和生活方式——化为废墟，而依然不紧不慢的寥寂的中西部就显得难以忍受了。“到东部去”，到纽约去，就是一头扎进陌生的令人兴奋的五光十色的生活漩涡中。但那个“中西部人”并没有在他内心死去，而是与新获得的“东部人”身份——“我不再孤独……授予了当地人的身份”——形成一种交叉的目光，似乎任何事物都在其中呈现出复杂的多面，是非对错的界限变得模糊难辨，这就使他不得不更加“保留自己的评判”。

“大私酒贩子”盖茨比

1922年春卡罗威到达纽约时，正是美国宪法修正案第十八条（即《禁酒令》，“禁止在合众国及其管辖下的一切领土内酿造、出售或运送致醉酒类，并且不准此种酒类输入或输出合众国及其管辖下的一切领土”）以及更严厉的《禁酒法案》（又称《沃尔斯特法案》，规定凡酒精浓度超过0.5%的饮料全在禁止之列，即一切淡酒和啤酒也被禁止）实施的第三个年头，但“禁酒运动”反倒促生了“私酒”这种庞大的地下商业的兴起。从英国非法走私来的各类红酒和苏格兰威士忌以及美国私酒贩子自酿的酒类通过各种秘密的或半公开的渠道（停泊在海岸的贩运私酒的船—接货的货车—四通八达的公路—作为零售点的加油站和药店）流向美国各个角落，公然出现在大大小小的甚至有警方官员参加的聚会上，而络绎不绝地来盖茨比公馆参加通宵达旦的派对的纽约一带的时髦男女们在那里发现各种高档酒——“大厅里，设有一个黄铜围栏的酒吧，备有各种杜松子酒和烈性酒，还有早已不曾听说过的各种甘露酒……酒吧那边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同时，一盘盘鸡尾酒传送到外面花园的各个角落”——绝不会感到意外，也不会感到难为情，而是开怀痛饮。实际上，不常在自己举办的这些通宵达旦的酒会上露面或宁可不引人注目地混杂在客人中间的盖茨比，就是一个大私酒贩子（这一点似乎谁都知道，也谁都不在意），控制着一个庞大的地下私酒帝国，靠这个成了一个令人尊敬的百万富翁，并在海边建起了一座宫殿似的庞大别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