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崇年自选集

作者的这些文字，特点鲜明，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观点鲜明，全局在胸。这个全局，就是经过数千年争锋、比较、交流终融汇而成的统一的大中华国家和多元共成的大中华文化、文明。作者歌颂这大一统，并把所述一人一事放到这个大背景中，对其行为、成败做出判断。作者满怀深情地写道：“千年文化，发生巨变。大碰撞，大融合，大代价，大发展。”“历史是胜利者与失败者、融化者与被化者，共同参与、共同创造的。中华文化是中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国各个民族之间，中原农耕文化与西北草原文化、东北森林文化，汉藏语系与阿尔泰语系，多元文化相互交融，中原核心，一统政体，出现了中华大一统局面”（参见本书第12页：《森林文化之千年变局》）。作者文字中写了满洲民族兴起过程中经历的艰难困苦，充分肯定了满洲民族为统一的中华民族的形成、中华文明的发展所作的巨大贡献；同时也深刻论述了，当初仅数十万人的满洲终能“入主中华”“统一天下”，正是其善于学习、顺应时代文明潮流、终把自身融入大中华亿万人之中，融入大中华文明之中，才得以立足、发展，形成亿万人之“共主”。任何个人或民族，只有在为国家的统一、为中华文明的发展所作的贡献中，才能找到自身的前途。书中诸文，无不透出这一主题。

有独到见解和创新之处。比如，作者首次在史学领域提出中华五种经济文化类型——中原农耕文化、西北草原文化、东北森林文化、西部高原文化和东部沿海及其岛屿的海洋文化；首次在史学领域论述森林文化的定义、特征、演变及其作用，并论述其在中国有文字记载的三千年历史演进中分合、盛衰的变局，阐述森林文化与中华多元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特别论述满洲兴起的森林文化元素，后统合于大中华文化（参见本书第1—17页：《森林文化之千年变局》）。提出了满洲文化具备“满—蒙—汉”三元特征，正因如此，才使其能应付来自蒙古草原文化和汉族农耕文化的两种挑战，兼容蒙古之犷武雄风和汉族之文化翰蕴（参见本书第331—341页：《满洲初期文化满蒙二元性解析》）。这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另外，作者关于“三个千年”之说，亦颇有气势：中国有文字记载的三千年历史，经过三个千年大变局，进行三次文化大交融——次主要是农耕文化内部的交融；第二次主要是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的交融；第三次主要是森林文化入主中原，农耕文化与森林文化、草原文化、高原文化大交融，开出中华文化之花，结出中华文化之果。三个千年变局的实质是由变而合，由合而大，终统合为大中华文化，生生不息，骙骙健行。三个千年变局所形成统一多民族的持久稳固的中华文化共同体，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参见本书第16、17页）。

不跟风俯仰，务求实求真。通观阎先生之论著，有一股写史的正气和较真的硬气。在前些年一度“戏说”成风、迎合低俗的“大潮”前，阎先生反其道而“正说”，还历史本来面目。又如对康熙历史地位、历史作用的评价，作者初于上世纪下放劳动时在北京南口的田野、草棚里写就过《评康熙帝》，后于上世纪60年代投给《历史研究》杂志，因文中对某权威学者有不同学见而被压未发。三十年后的上世纪90年代初，作者拟参加研究《论黄金时代——康乾盛世》这一课题，但课题未被通过，理由是：康乾时代不是历史的盛世，而是专制黑暗时代。作者认为，应当用历史的眼光看待古人。作者认为《清史稿·圣祖本纪》“论曰”中的部分论断：“早承大业，勤政爱民。经文纬武，寰宇一统。虽曰守成，实同开创焉”这二十五个字对康熙的评价，是比较符合历史的。遂写了此次收入书中的论文《康熙：千年一帝》。指出：康熙大帝奠下了清朝兴盛的根基，开创出康熙盛世的大局面，至其孙乾隆时，中华的疆域已东濒大海，西接葱岭，北达贝加尔湖以东、外兴安岭以南，东北至库页岛（今萨哈林岛），南及曾母暗沙，领土总面积达一千四百万平方公里。康熙帝不仅创伟业丰功，而且内圣外王，修养品格，严于律己，为政勤慎，敬天恤民，崇经重道，学贯中西，知行知止。而且作为以满语为母语的皇帝，其汉文书法、诗篇亦能著称于史，也是其人格与学养的一个例证。后结论：无论就中国历史作纵向比较，或就世界历史作横向比较，都可以说康熙大帝是中国皇朝史上的千年一帝，也是世界历史上的千年名君。他同当时俄国彼得大帝、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同列世界伟大的君王（参见本书第79—91页：《康熙：千年一帝》）。再如对权相明珠的评价，作者认为“旧史及前论多对其抑功扬过，均不足为训”。1985年作者专著长文，就明珠所处历史条件与社会环境，从民族与家族、旗分与派别、武将与文臣、国君与权相等层面，分析了清初百年历史的演变及明珠的功过是非，充分肯定了他在辅佐康熙开拓新政、能够结交和推荐汉臣、奠下康雍乾百年“盛世”基石中所作的贡献，称其“不愧是中国皇朝社会史上的名相，清代杰出的满族政治家”（参见本书第92—104页：《明珠论》）。另外，对似乎已有定论的观点，但凡自己有疑问，即能拿出依据，谈出自己的看法。比如，他认为“皇太极经略索伦”，此役不是“平叛”，而是“建立统治”（参见本书第50—66页：《皇太极经略索伦辨》）。对于素有争议的问题，亦不避繁难，勇于提出一家之言（参见本书第67—78页：《顺治继位之谜新解》）。

考辨翔实，言必有据。作者之所以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是因其言必有据，以极为严谨的态度治学、撰文。作者对所论之领域的历史文献、档案资料非常熟悉，从《〈无圈点老档〉及乾隆钞本名称诠释》一文即可见一斑（参见本书第395—415页）。尽管如此，为求文字准确，他不仅查阅史料，只要有可能，他还要踏勘现场，亲眼一观，亲身感受。这里仅举两个“小例”。一是1626年明朝与后金进行的著名的宁远之战，其主战场在宁远，分战场在觉华岛。以往论者对觉华岛之役多轻描淡写，略语带过。作者认为此役之影响极为重要，遂作文论证。为了弄清问题，作者亲自乘船登岛，认真踏勘，对这个面积十三点五平方公里的小岛及存在于其上的当年明军囤粮城遗址，做了详细的勘查、记录，结合史料进行研究（参见本书第207—220页：《论觉华岛之役》）。二是作者对京西慈寿寺塔（即今之北京阜成门外八里庄玲珑园内高冈之上的古塔）做过一番考察，澄清了建塔四百多年来存留的一些疑问。为此，作者不仅查阅大量史料，而且借1994年5月至12月此塔进行大修的机会，到现场请教专家及工程技术人员，还得登上塔顶，进行学术考察，终于获得翔实资料，对流行的不确切的传闻进行了纠正（参见本书第464—485页：《京师慈寿寺塔考》）。靠证据说话，决不取巧于道听途说，这正是老一辈学者多有的风格。

夹叙夹议，点评精到。这是此书诸文共有的一个特点。文章开头，皆开门见山、开宗明义；文中条分缕析，多夹叙夹议，述史实，也讲观点；文末则以综述结论，这综述有着“太史公曰”的味道，精到且每每发人深思。如《辽西争局兵略点评》一文（参见本书第259—275页），开篇就直奔主题：“明清之际，争局辽西。在二十二年之间，于宁锦狭短地带，明与后金—清双方集结二十余万军队，进行了中国古代激烈、残酷、集中、精彩的争战。……其结果，明清争局双方，不是平局言和，而是一胜一败——胜者太和殿登极，败者退出历史舞台。乃胜乃败，原因固多。揭橥其要，首在兵略。谋略巧拙，成败系焉。……本文讨论，旨趣在于，就其兵略，加以点评。”文中作了多方面、多角度的精到点评。文章结尾则是一段发人深思的点评：“……历史的启示：在帝制时代，一个军队，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其胜败，其荣辱，其盛衰，虽原因复杂，但并不多极。一个军队的兵略，一个民族的政略，一个国家的方略，对这个军队的胜败，对这个民族的荣辱，对这个国家的盛衰，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但是，军队的兵略、民族的政略、国家的方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军队的统帅、这个民族的领袖、这个国家的君主。因此，要取得军事的胜利，就要有一个优秀的统帅及其好的兵略；要取得民族的繁荣，就要有一个杰出的领袖及其好的政略；要取得国家的强盛，就要有一个英明的君主及其好的方略……”其精到点评，恳切议论，随处可见，不一一列举。

文由心生，饱含真情。此书文字无应命之作，更无应景之作。文字发自作者内心，字里行间充满真情。寓情理以人事，发感慨于胸臆，是非分明，激浊扬清，斥奸佞宵小，颂忠烈贤良。本书在论及于谦、戚继光、袁崇焕等篇章中，此点尤为明显。这不仅是抒发作者个人情怀，更在弘扬民族正气。

语言简洁，有古史作之风。本书篇篇如此，不一一列举。

征引详注出处，一丝不苟。对所有给自己的写作、考察工作提供帮助者，均标名致谢。既对读者负责，亦可见作者之人格与文品。

以上，是自己在此书编辑工作中的一点感想，谈不到全面、深刻。但对我这个晚生、后学而言，确实受教多多，受益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