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理学破案手册

序言   下毒竞赛

直到十九世纪早期，还极少有工具可以检测尸体中的有毒物质。有时候，调查者会从死亡之前的极度痛苦推断出毒物，或者通过将受害者的后一餐喂给动物来立案，但更常见的情况是，下毒者会逍遥法外。其结果就是下毒杀人盛极一时。毒杀在消除挥之不去的困难——比如富有的父母活得太长这类情况——时是如此常见，因此法国人给化学成分砒霜起了个绰号，叫“继承药粉”。

一八年代的化学革命改变了这类谋杀的相对容易性。科学家们学会了分离和辨认组成地球上生命的基本元素与化合物，并逐渐建立了一份目录： 化学元素周期表。一八四年，钯、铈、铱、锇、铑元素被发现；一八七年，钾和钠被分离出来；一八八年分离出了钡、钙、镁和锶；氯的分离则是在一八一年。研究者们一旦了解了单个元素，便会进一步研究其相应的化合物，考察各元素是如何结合在一起，成为独特的化合物或者常见物质的，例如钠氯化合物就产生了基本的食盐（NaCl）。

研究基础化学的科学先驱们不会专门考虑毒药的事。但其他科学家会。一八一四年，在这波科学发现的热潮当中，西班牙化学家马修·奥菲拉出版了一部有关毒药及其检测的专著，也是同类书中的部。奥菲拉怀疑，像砒霜这样的金属性毒物在人体组织中可能是zuirongyi检测的，他由此出发展开了研究。到
十九世纪三十
年代末，已经发展到了进行分离砒霜的首次实验。十年之内，更加可信的实验被设计出来并且成功地应用于刑事诉讼。

然而，正是这种使分辨老式毒药成为可能的科学原理，也让新式毒药的致命组合变得唾手可得。吗啡在一八四年被分离出来，同一年，钯被发现。一八一九年，从亚洲马钱树（拉丁文名字Strychnos nux vomica）的种子里提取出了马钱子碱。致命化合物毒芹素也于同一年从铁杉中分离了出来。化学家在一八二八年从烟叶中巧妙地提取出了尼古丁。被一位毒理学家描述为“高纯度状态下可能是人类已知zuiju潜力的毒药”的乌头碱，于一八三二年在开着美丽花朵的附子类植物中被发现了。

尽管研究者们已经学会分离这些生物碱——其中混合着部分氮的有机（碳基）化合物——他们却并不知道如何在人体组织里找到这些毒药。奥菲拉本人进行了一次又一次失败的尝试，担心这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一位恼火的法国检察官，在十九世纪中叶一个涉嫌用吗啡谋杀的审判中宣称：“从此以后，我们可以告诉未来的那些投毒者，不要使用金属性毒物了，因为它们会留下痕迹。用植物性毒药吧……什么都不用怕，你的罪行不会遭到惩罚。没有犯罪事实（物理证据），因为根本没法发现它。”

由此开始了一场致命的猫鼠游戏——科学家和下毒者成为敌人，要在智力上一较高下。一把枪也许会在盛怒之中开火，一块石头会被不小心扔出去，一把铁铲会在盛怒中挥起来，但致命的毒药却需要精确的算计。因此，一点也不令人意外，当砒霜这样的金属性毒物在人体内已经可以检测到时，明智的杀人者都对它们退避三舍。十九世纪中叶英国一项关于毒药诉讼案的调查发现，砒霜杀人案在下降。同时，更加棘手的植物类碱在杀人犯中变得更流行了。

作为回应，科学家们也加紧了在人体组织中捕捉生物碱的努力。终于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 一位离群索居又专心致志的法国化学家让S斯塔弄清楚了如何从尸体中分离出尼古丁，一种烟草里的植物碱。其他植物性毒药很快变得更易获得，这下化学家们能够为刑事调查提供新的帮助了。于是，毒理学日益成为需要被认真对待的领域，尤其是在欧洲。

相关知识与科学测定方法跨越大西洋传到了美国。一八九六年问世的《法医学与毒理学》一书，由纽约一位化学家和一位法学教授合写，记录了科学家与谋杀者之间依然激烈的竞赛。在纽约一个值得注意的案例中，一位内科医生用吗啡杀死了自己的妻子，然后将颠茄滴入她的眼睛，以消除会暴露实情的瞳孔收缩。直到哥伦比亚大学化学家鲁道夫·维特豪斯，一八九六年那本书的作者之一，在法庭上用同样可怕的方法向陪审团证明了这个过程，那位内科医生才被定罪。维特豪斯承认，那番演示中的表演技巧与科学成分不相上下，毒理学仍然是一个充斥着“无法回答的问题”的原始研究领域。

在二十世纪早期，工业创新让大量现代毒药涌入美国，为聪明的下毒者创造了新的机会，也为该国早期的法医侦探带来了新的挑战。吗啡进入了治疗婴儿牙痛的药品目录，鸦片成为常规处方镇静剂，砒霜则是从杀虫剂到化妆品几乎任何东西里的成分之一。汞、氰化物、马钱子碱、水合氯醛、氯仿、硫化铁、乙酸铅、石炭酸等，新的化学产品摆满了医生办公室、商店、家里、药房和杂货店的货架。一战期间，毒药成了作战武器，为一战赢得了“化学家战争”之名。伴随着禁酒令的开始，一场新的化学战争在酿造私酒者与官方化学家之间激烈展开，后者努力使私酒成为一种致命的混合物。在纽约烟雾缭绕的爵士酒吧里，每一轮鸡尾酒的调制都变成了一场俄罗斯轮盘赌。

几乎还未成型的毒理学根本无法与毒药的泛滥同步。虽然几位顽强的研究者一直在出版相关指南并编撰这一学科的教科书，但仍然有太多的新化合物并未得到分析，而大多数医生对这一学科知之甚少，或者毫无相关训练。

《毒理学破案手册》讲述的是关于化学和刑侦、毒药和谋杀的迷人故事，作者为美国国家科学院终身顾问、普利策奖得主，她通过11种具有代表性的毒物和相关著名案件的侦破，简述了毒理学这门现代科学在20世纪20年代的诞生以及随后的应用。
    在20世纪初的纽约，毒物为完美犯罪提供了一条捷径。因为几乎没有什么办法能检测出尸体中的有毒物质，下毒者在用毒药解决麻烦后可以逍遥法外，以至于下毒杀人盛极一时。当时，科学在坦慕尼协会控制的验尸官办公室里没有一席之地；而且腐败猖獗，死亡证明由警察出具，只要买通，死者哪怕七窍流血也会是“自然死亡”。此外，20世纪初的工业创新使得大量现代毒药涌入美国，为聪明的下毒者创造了新的机会，也为早期的法医侦探带来了新的挑战。普通人为情为财下毒害命，更可怕的是，美国政府为了禁酒，公然在酒类饮品中下毒……
    所幸，1918年，一位超凡的病理学家查尔斯•诺里斯排除万难获得聘用，成为纽约首位训练有素的药物检测者，随之，下毒游戏永远地改变了。诺里斯甫一上任，就招募了天才的化学家亚历山大•格特勒，二人一起创建和领导了该市shouge毒理学实验室。在他们的努力下，毒理学在美国成为一门令人敬畏的科学，他们开拓性的科学侦察工作，不仅让许许多多下毒者无所遁形，也让司法系统面目一新，而他们培养的人才也散布到美国各地成为法医办公室的负责人和中坚力量。诺里斯和格特勒以自己的科学贡献，成为美国乃至全球毒理学的先驱和司法的守门人。
    本书出版后在美国大受欢迎，由作者编剧，拍成了同名纪录片。

黛博拉·布鲁姆（Deborah Blum），麻省理工学院奈特科学新闻项目（KSJP）负责人，Undark杂志的创刊出版人。她还是美国国家科学作家协会的前主席，美国科学促进协会的会员，美国国家科学院的终身顾问。1992年，她因灵长类动物研究系列报道获得普利策奖。此外，她还为《纽约时报》《连线》《时代周刊》《发现》《卫报》和《波士顿环球报》等媒体撰稿。

序言  下毒竞赛
一、氯仿（CHCl3）： 一九一五
二、甲醇（CH3OH）： 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
三、氰化物(HCN,KCN,NaCN)： 一九二至
一九二二
四、砷（As）： 一九二二至一九二三
五、汞（Hg）： 一九二三至一九二五
六、一氧化碳（CO），部分： 一九二六
七、甲醇（CH3OH）： 一九二七
八、镭（Ra）： 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
九、乙醇（C2H5OH）： 一九三至一九三二
十、二氧化碳（CO2），第二部分： 一九三三至
一九三四
十一、铊（TI）： 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六
结语  可靠的毒药
作者的话
致谢
本手册阅读指南

《毒理学破案手册》讲述的是关于化学和刑侦、毒药和谋杀的迷人故事，作者为美国国家科学院终身顾问、普利策奖得主，她通过11种具有代表性的毒物和相关著名案件的侦破，简述了毒理学这门现代科学在20世纪20年代的诞生以及随后的应用。
    在20世纪初的纽约，毒物为完美犯罪提供了一条捷径。因为几乎没有什么办法能检测出尸体中的有毒物质，下毒者在用毒药解决麻烦后可以逍遥法外，以至于下毒杀人盛极一时。当时，科学在坦慕尼协会控制的验尸官办公室里没有一席之地；而且腐败猖獗，死亡证明由警察出具，只要买通，死者哪怕七窍流血也会是“自然死亡”。此外，20世纪初的工业创新使得大量现代毒药涌入美国，为聪明的下毒者创造了新的机会，也为早期的法医侦探带来了新的挑战。普通人为情为财下毒害命，更可怕的是，美国政府为了禁酒，公然在酒类饮品中下毒……
    所幸，1918年，一位超凡的病理学家查尔斯•诺里斯排除万难获得聘用，成为纽约首位训练有素的药物检测者，随之，下毒游戏永远地改变了。诺里斯甫一上任，就招募了天才的化学家亚历山大•格特勒，二人一起创建和领导了该市shouge毒理学实验室。在他们的努力下，毒理学在美国成为一门令人敬畏的科学，他们开拓性的科学侦察工作，不仅让许许多多下毒者无所遁形，也让司法系统面目一新，而他们培养的人才也散布到美国各地成为法医办公室的负责人和中坚力量。诺里斯和格特勒以自己的科学贡献，成为美国乃至全球毒理学的先驱和司法的守门人。
    本书出版后在美国大受欢迎，由作者编剧，拍成了同名纪录片。

黛博拉·布鲁姆（Deborah Blum），麻省理工学院奈特科学新闻项目（KSJP）负责人，Undark杂志的创刊出版人。她还是美国国家科学作家协会的前主席，美国科学促进协会的会员，美国国家科学院的终身顾问。1992年，她因灵长类动物研究系列报道获得普利策奖。此外，她还为《纽约时报》《连线》《时代周刊》《发现》《卫报》和《波士顿环球报》等媒体撰稿。

砒霜的故事

一九二二年夏天的天气一直像报纸上说的那样“晴朗”，天空蔚蓝，气温徘徊在八十华氏度左右。七月的后一天，正如莉莲·戈茨的母亲永远不会忘记的那样，又是一个温暖的早晨。她要给十七岁的女儿莉莲做午餐便当，可是姑娘拒绝了。天太热，吃不了多少，她说，她在小吃店弄个快餐三明治就行了。

莉莲在一家服装公司做速记员，公司在第二十五大道和百老汇街繁华的角落上那座汤森大厦里占据着几间办公室。附近有许多快餐店，夹在办公室、商店和小酒馆之间。莉莲像她的许多同事一样，经常走路去谢尔本快餐店，就在百老汇街上往南半个街区。

谢尔本快餐店为办公楼提供餐饮服务，早晨开门，下午很早就打烊。头戴明艳的夏帽、身穿时尚短裙的速记员和秘书，穿着黑色定制西装的商人与业务经理，每天都聚集在它的木制柜台和小方桌边，匆忙地吃完新烤的面包卷加热汤、三明治、咖啡和一块这家面包店著名的桃子蛋糕或浆果派，就算是一顿饭了。

根据警方的报告，七月三十一日，莉莲要了一份牛舌三明治、咖啡和一个越橘派。就是这个越橘派要了她的命。

下午早些时候，在谢尔本快餐店吃过午餐的六十个人被紧急送往了医院，到那天结束时，其中六人死亡，包括莉莲·戈茨。救护车的尖叫声在下百老汇街响得那么频繁，以致许多人担心是不是整座城市都着了火，惊恐万状地给警察打电话。

莉莲工作的汤森大厦，是一座建于一八九六年的新古典主义建筑，平常散发着石灰石自带的一种平静庄严之感，现在却成了歇斯底里场面的布景。十二层楼上每一层都有上班族倒下，悲惨地抽搐、呕吐、喘息。携带着洗胃器的医生们急匆匆从这层楼跑到那层楼，在病危者之间穿梭，整个大厦至少有十个洗胃器在使用。用当地报纸上那激动的字眼说：“随着雇员一个接一个地脸色发白又变青，开始抱怨剧痛，恐慌笼罩了汤森大厦的某些楼层。”

渐渐地，医生们开始对比病人的症状、记录和经历。这让他们意识到两件事： 每个受害者都曾在谢尔本快餐店吃过午餐，几乎所有人都吃了作为甜点的黑莓派或越橘派。医生给卫生局和法医办公室打了电话，报告了他们的怀疑。

翌日，查尔斯·诺里斯和卫生专员弗兰克·摩纳根发表了联合声明。在谢尔本的馅饼皮和面包卷里发现了砒霜。补充检测表明，餐馆里储存的所有配料——面粉、黄油、盐——都不包含任何毒物。因此，调查者怀疑砷是面团和好之后加入的，也许放进了储存在厨房冰箱里的那个盖面碗里。

换句话说，诺里斯和摩纳根一致认为，这不是厨房里的一次意外，比如面包师使用了被含砷杀虫剂污染过的谷物面粉。是有人策划了这一切：“食物被恶意地下了毒。”

知道了毒物绝不等于知道了凶手。警方倒希望如此，他们不知道是谁干的。不知道为什么有人会想要伤害一个为贴补家用而出来打工的十七岁速记员，她的母亲一次又一次告诉警察，她只希望，只希望自己做了那个午餐便当。

前一年的十月，在同样令人揪心的一次意外中，在金融区一家餐馆吃午餐的两位主顾也死于砒霜中毒。在靠近自由街老邮局的那家小吃店里，卫生检查员起初怀疑是食物中毒，但随后亚历山大·格特勒在两个人的体内都分离出了致命剂量的毒药。

警方没能确定在老邮局的那家午餐店里杀人的嫌疑犯，甚至连怀疑的目标都没有。也许正因为如此，人们已不再去那个餐馆，它现在已经关门停业。警察局初表达的担忧之一就是，同一个下毒者现在转移到了百老汇，这个杀手就是享受致人死亡的感觉，就像——警察推测是——依然臭名昭著的让·克罗内那种人。

几年以前，克罗内在芝加哥闹市区的一家高级大学俱乐部担任总厨助理。业余时间，他参加了该市一个活跃的无政府主义团体，直言不讳地反对政府的压迫，认为政府毁了这个国家。但他的政治观点无法解释——无论是对他的厨房同事还是政治同盟——他为什么要在一九一六年二月十日为纪念天主教会主教的晚宴做酱汁时，往肉汤里加了点没有用量限制的砒霜佐料。

参加晚宴的三百人中有七十五人很快就病得很厉害。随后，在惊声大叫的急救人员和吓坏的就餐者引起的极度混乱中，克罗内款款走出了俱

“布鲁姆将化学和犯罪小说结合在一起，创造了一个个邪恶的、令人手不释卷的故事，读起来更像雷蒙德·钱德勒而不是居里夫人。”
                                                      ——《纽约观察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