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贡、战争与贸易 大航海时代的明朝

本书围绕明代朝贡制度与全球贸易的碰撞与较量展开论述，详细讲述明代朝贡制度建立的原因和形成过程，以及这个制度在运行过程中受到的挑战，审视了大航海时代大背景下，明朝与世界巨大冲突的历史细节。
全书从地缘格局、统治思维和政治制度、民间海外贸易、货币制度、中西方思想启蒙、武器与科技、海寇等内外多方面，全面审视了明朝逐步落后于近代世界的过程。
作者指出，16世纪以来由全球海洋贸易而营建出国际新秩序的过程，一直由欧洲国家主导，而在东方，朝贡天下的思维，在明清易代之后，仍被清王朝所坚持固守，直到19世纪，英国人以坚船利炮轰开了天朝的迷梦，中国被动地纳入到了新的全球体系之下。

本书围绕明代朝贡制度与全球贸易的碰撞与较量展开论述，详细讲述明代朝贡制度建立的原因和形成过程，以及这个制度在运行过程中受到的挑战，审视了大航海时代大背景下，明朝与世界巨大冲突的历史细节。
全书从地缘格局、统治思维和政治制度、民间海外贸易、货币制度、中西方思想启蒙、武器与科技、海寇等内外多方面，全面审视了明朝逐步落后于近代世界的过程。
作者指出，16世纪以来由全球海洋贸易而营建出国际新秩序的过程，一直由欧洲国家主导，而在东方，朝贡天下的思维，在明清易代之后，仍被清王朝所坚持固守，直到19世纪，英国人以坚船利炮轰开了天朝的迷梦，中国被动地纳入到了新的全球体系之下。

袁灿兴，江苏靖江人，历史学博士、副教授，知名历史学者，中央电视台《法律讲堂》主讲嘉宾，已出版《军机处二百年》《大清内务府》《明人的率性生活》《湘军征战史》《晚清裱糊史》《北洋战史》《大唐之变》等畅销作品。

章 守陆——天命所归与明初地缘格局
天命所归与追击北元 003
海上的方国珍集团 011
辽东与高丽的格局 018
迁都北京与永乐亲征 025
撒马尔罕的使者 031

第二章 朝贡——大明对世界的认知
地理环境与华夏中心思维 041
不征之国与事大以诚 047
征安南与维系朝贡秩序 053
官府专营下的香料贸易 060
七下西洋与封贡海外 066

第三章 扬帆——欧洲海上的扩张
宗教革命与人的解放 077
文艺复兴与科学精神 082
香料欲望与航海技术 087
葡萄牙的率先开拓 095
后来居上的西班牙 102

第四章 叩关——佛郎机炮的致敬
广州城外三声炮响 109
上帝、香料与秦人 112
火者亚三与吃人传说 118
佛郎机炮与屯门之战 125
亚洲经济中心双屿港 130
走马溪之战与朱纨之死 135
龙涎香与租借澳门 142

第五章 开拓——中华的海外贸易与移民
宋元海贸与海外开拓 151
明代华人赴海外贸易定居 155
隆庆开关与月港贸易 162
夷人之来与朝贡衰落 169
马尼拉屠杀与“商贾贱” 174

第六章 泛海——海商与倭寇
朝贡体系中的异类——日本 185
宁波争贡事件及其影响 189
海商集团与王直之死 196
商寇合一与嘉靖大倭寇 203
林道乾及林凤的海外进击 211

第七章 边衅——朝贡秩序的挑战者
也先入贡与土木之变 223
庚戌之变与临城胁贡 230
把汉那吉与隆庆和议 236
壬辰战争与朝贡秩序 241
琉球失陷与两属朝贡 251

第八章 白银——帝国的富贵之源
钞法为国家利源 261
钞法不通率用白银 268
日本白银与朱印贸易 275
马尼拉大帆船贸易 282
一条鞭法与白银放任 288

第九章 盛世——有无资本主义萌芽
朱元璋的重农抑商 299
极盛之世与力农致富 305
海外白银与苏样生活 310
欧洲城市与江南小镇 316
江南能否产生资本主义 322

第十章 器物——传教士的馈赠
沙勿略入华之努力 333
利玛窦的上层路线突破 338
朝贡与皈依的彼此误会 343
从日本到中国的陆若汉 349
李约瑟难题与明末科技 357

第十一章 心学——致良知与回归于人
龙场悟道与良知在心 365
百姓日用与泰州鼓吹 371
平民儒学与个体生命 376
狂禅徒手可搏蛟龙 383
中国的思想启蒙为何失败 390

第十二章 争雄——全球体系下的荷兰人与郑氏海上集团
荷兰崛起与觊觎东方 399
荷兰打开中国大门的尝试 405
败于澎湖与退据台湾 412
郑氏海上集团的崛起 421
以寇制夷：料罗湾海战 429

第十三章 危机——王朝终结的内外因
明末白银危机的真相 439
后金崛起与朝贡体系崩裂 447
吴桥兵变的前因后果 453
宦官与文官交织的中央体制 460
中国古代王朝的周期兴亡率 466

第十四章 皈依——南明的后挣扎
毕方济三赴澳门求援 475
瞿纱微与明皇室皈依 481
逃向缅甸还是何方 487
在欧洲奔走的卜弥格 493
郑成功之后的海洋秩序 498

参考文献

本书围绕明代朝贡制度与全球贸易的碰撞与较量展开论述，详细讲述明代朝贡制度建立的原因和形成过程，以及这个制度在运行过程中受到的挑战，审视了大航海时代大背景下，明朝与世界巨大冲突的历史细节。
全书从地缘格局、统治思维和政治制度、民间海外贸易、货币制度、中西方思想启蒙、武器与科技、海寇等内外多方面，全面审视了明朝逐步落后于近代世界的过程。
作者指出，16世纪以来由全球海洋贸易而营建出国际新秩序的过程，一直由欧洲国家主导，而在东方，朝贡天下的思维，在明清易代之后，仍被清王朝所坚持固守，直到19世纪，英国人以坚船利炮轰开了天朝的迷梦，中国被动地纳入到了新的全球体系之下。

袁灿兴，江苏靖江人，历史学博士、副教授，知名历史学者，中央电视台《法律讲堂》主讲嘉宾，已出版《军机处二百年》《大清内务府》《明人的率性生活》《湘军征战史》《晚清裱糊史》《北洋战史》《大唐之变》等畅销作品。

自 序

明朝在中国历史发展中具有特殊性，主要的体现是明朝所处的国际环境非常特殊。同时，明朝的保守性也是历代王朝之，其“保守封疆”的政策影响了整个明代。本书将讨论这个保守性极强的大明王朝，在大航海时代的国际环境中，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
有明一代，大陆战略是王朝的主线，农耕社会是王朝的主要面貌。但大明王朝不同于其他王朝的地方在于，从16 世纪之后，随着航海大发现，全球连为一体，明廷遇到了新的挑战。在大航海时代，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英国人陆续到来，冲击着大明王朝的朝贡体系。而新元素的出现，并未给大明造成过大的影响，进入大航海时代后的明廷，延续的仍然是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思维。
朱元璋开国后，将主要的精力放在了陆地之上，对海洋相对忽视，采取了一系列被后世称为“海禁”的政策。执着于天命之说的朱元璋，建立起了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制度。在朝贡体系之中，只有得到大明王朝的许可，各国方可进入中国，进行朝贡。从陆地到海洋，朝贡体系在当时的远东地区，建立起了相对稳定的政治秩序。朱元璋以天下共主的身份，通过朝贡关系，建构了天下秩序。在朝贡体系之中，周边各国向作为“华夏中心”的大明王朝称臣，每隔一段时间前来朝贡，而大明王朝则给予册封和赏赐。
对于扩充疆土，朱元璋没特别大的兴趣，他一直坚持“保守封疆”的政策。在他看来，“若邦有道，固封疆，勿外求，则永为世福；若越境而殃他民，则福命未可保也”1，故而他列举不征之国。但面对游牧部落，他必须用兵，洪武一朝，持续不断地对北元发起打击。草原游牧各部无数次对外扩张，乃是世界史上主要的动乱摇篮，是华夏文明的主要威胁。在洪武一朝，将海外夷国（不征之国），与西北“胡戎”对称，两者是区分对待的。
至朱棣时期，天下稳定，虽一度曾有帖木儿的威胁，但因其突然去世，而未引发两个大帝国的战争。朱棣时期，将部分力量投到海外，一度曾有郑和七下西洋，这领先于欧洲。可郑和的下西洋，仍然是大陆战略与朝贡秩序的产物。下西洋，是为了宣示天威，吸纳各国来朝；是为了采购香料香木和奇珍异兽，作为祥瑞，进献皇帝。下西洋，不是为了开拓土地，虽有贸易，但仍是官方主导下的朝贡贸易。
郑和之后，在朝贡贸易之外，明廷仍严格限制民间的海外贸易，以确保官方对于各类能带来暴利物资的控制。可香料及其他各类海外贸易所带来的暴利，吸引着一批中国商人走海贸易，在东南亚各地开拓，并有了早的移民拓殖。对商人私下走海，明廷屡屡打击，却不能制止。
正德十二年（1517），葡萄牙人出现在广州城外，标志着中国开始融入全球一体化。葡萄牙人乘着坚船带着利炮，远涉重洋来到中国，通过各种手段，试图打开中国的大门，却未能如愿。明廷对在广东盘踞的葡萄牙人，采取武力驱逐，葡萄牙人逃往福建、浙江沿海，转而在双屿岛开展贸易，取得了极大繁荣，又引来了明廷的新一波打击。在与葡萄牙人的交战之中，明廷认识到了葡萄牙坚船利炮的威力，有识之士发出了“师佛郎机以制之”的呐喊。
嘉靖二年（1523），日本大内氏与细川氏使团在宁波爆发冲突，斩杀中国军民颇多。此后中国与日本的勘合贸易渐渐终止，对日贸易被中国海商集团所垄断。中国海商集团与日本倭寇合流，又获得了葡萄牙人的犀利武器，形成了猖獗一时的“嘉靖大倭寇”，给中国沿海各地带来了巨大冲击。至隆庆年间，明廷在月港开关，有限许可商人出海贸易，带来了海外贸易的繁荣。随着海上贸易的发达，葡萄牙、西班牙在东南亚区域的扩张，导致了地缘格局的改变，原先的朝贡体系开始衰落。而中国商人在海外的开拓，是官方所禁止的，也得不到官方的庇护。中国商人在马尼拉遭到西班牙殖民者的屠杀，明廷的反应却是“商贾贱”，被杀乃是咎由自取。
明中后期的中国沿海，虽有海寇侵袭引发的冲突，但民间走海贸易带来的繁荣，却影响了整个南方。来自墨西哥与日本的白银，大量涌入中国，冲击了明廷僵化的货币体系，带来了白银的货币化。无数白银的涌入，带来了明中期之后南方地区的经济繁荣，涌现出了一大批市镇，乃至被后世称为“资本主义萌芽”。明中后期涌现出的繁荣，只停留在社会层面；社会服务于朝廷，财富服务于权力，商人的社会地位低下，私人财产也无法律保护，盛世之中，却无资本主义的萌芽。
在白银冲击中国的同时，部分来自欧洲的传教士，进入中国，他们带来的新的科学技术知识，影响了中国部分知识分子，却未能引发中国的科技变革。在明末清初中西的交流中，西学传播的主要是天文、历法、数学、地理、物理、机械、炮术、医学等自然科学和技术，缺少政治思想和哲学理论方面的内容；且所传入的西方科学知识，仅限于在宫廷、上层封建士大夫和少数知识分子中传播，没有深入到社会阶层中去。明中期之后，随着政治环境的宽松、经济的繁荣，在思想上也产生了突破。王阳明心学主张良知在心，知行合一，肯定工商业，主张“觉民行道”。王艮开创了泰州学派，贴近平民，贴近社会，主张百姓日用，皆是学问。面对思想的风暴，明廷采取了高压政策，风靡一时的思想风暴在铁拳之下烟消云散，明代未曾完成思想启蒙，更未能产生深刻的社会变革。
西方人到来之后，明朝的对外关系开始由朝贡模式进入到中西对峙模式，这是前所未有的改变。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国有着强大的信仰支撑，有全套的产品制造体系。经历了宗教革命、启蒙运动，欧洲人走出了蒙昧，发展出了完整而成熟的、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信仰体系。一个个欧洲商业城市浮现，各类出色产品销往世界，参与竞争。更重要的是，这个新的体系之下，欧洲有强大的自信，有对牟利的追求，有无畏的冒险精神，不论是器物层面还是精神层面，他们都可以与中国比肩。
此时的中国，在思想上墨守成规，未曾意识到外界改变，未曾意识到大航海时代的来临。自1517年葡萄牙人来到广州后，明廷对葡萄牙、西班牙，乃至对随后而来的西方列强的态度，一直延续到1644年明亡。之后的清廷，亦延续了明廷的思维，直至1911年。
就大明王朝覆灭的原因，后世有各种解读。大明之亡，其根本因素是明廷自身陷入无可救药的溃败，陷入中国王朝周期兴亡率之中。当进入大航海时代之后，明廷未曾有过新的认知，新的改革，一切仍然是农耕社会、传统王朝的延续，以及天朝的自大与傲慢，对外的鄙夷与轻视。
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帝自尽。仓促成立的南明小朝廷开始重视与澳门葡萄牙人之间的关系，希望得到军事上的支持。动荡之中的南明小朝廷后宫，在传教士鼓动下，也皈依了天主教，希望能得到赐福，渡过难关。南明小朝廷后宫甚至遣出传教士作为使者，前往欧洲，寻求教皇的帮助。当使者卜弥格从欧洲无功而返时，苦命的南明小朝廷已进入后的时光。南明小朝廷覆灭之时，郑成功挥兵攻占台湾，开创了一方局面，在一定时段内影响到了清代的海洋格局。
概而论之，有明一代，官方延续的思维仍然是一以贯之的“朝贡天下”，即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周边各国感受着中国的光辉，唯有得到大明皇帝的恩许，方能进入天朝体系之内，从事有限的朝贡贸易。虽有郑和下西洋，却仍然是大陆思维的延续，是在宣示天恩，在周边营造出稳定的朝贡秩序，其中衍生出来的副产品才是贸易。进入16 世纪之后，大明王朝所处的时代，有了新的变化，随着航海大发现，世界连为一体，老思维面对新变化，僵硬保守的结果就是，中国民间海商力量纵横四海，引发了海疆之乱。为了平息海疆，将战略重心放在北方，也受内部白银货币化的推动，明廷有限地打开了大门，对外开放，这就是“隆庆开关”。隆庆开关之后，中国商人不再顾及各类限制，在白银的诱惑之下，扬帆四海，从事海外贸易，形成了一股股海商（寇）势力。而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国，则远涉重洋，驶入中国沿海，迫切地试图打开天朝的大门。可在官方层面，在朝贡天下的思维之下，大明王朝傲慢地对待着这些夷人，或是以武力清剿，或是以寇治夷，后干脆闭眼无视，将海外贸易彻底拱手让出，交给了中国海商（寇）集团，偶尔睁眼之时，还要加以打击，以示天威。当新的全球贸易秩序形成之后，明廷并未参与这个秩序的营建，相反是极为排斥的。中国的海商（寇）集团，对新的秩序却是充满了激情，积极参与，奈何在明廷与西方各国的双重打击之下，他们却无法在此新秩序中立足，他们的命运，或是被招安，如郑芝龙；或是被剿杀，如王直；或是远走海外，如林道乾。由全球海洋贸易而营建出国际新秩序的过程，在此后的三百余年间，一直由欧洲国家主导着。而在东方，朝贡天下的思维，在明清易代之后，仍被大清王朝所坚持固守。直到19 世纪，英国人以坚船利炮轰开了天朝的迷梦，将中国被动地纳入了到新的全球体系之下，此时，朝贡天下，让位于了全球贸易。

袁灿兴
2022 年5 月30 日于太湖之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