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

自序

还是《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自序谈到的，我主张“小题大做”。口子不妨开得小，但进去以后要能拓得宽挖得深。并非每个“小题”都值得“大做”，这要靠对重点文学现象的理解和把握。就整个中国小说史来说，从1898年到1927年这30年未免太短暂了些；但就其承担的历史重任———完成从古代小说到现代小说的过渡———而言，这短暂的30年值得充分重视。对这30年小说发展的历史，可以从文体学、类型学、主题学、叙事学等诸多角度综合把握（一开始我正是试图这样做）；但如果抓住表现特征为明显而且涉及面较广的叙事模式的转变，也许更能深入论述。当然，选择这被称为“形式革命”的叙事模式的转变做文章，不无对以往过分强调“内容层面”的研究进行反拨的意图。

在论述过程中，我借用了一些现代西方文学研究方法。这既不值得夸耀，也没必要隐瞒。任何研究方法都只是一种假设，能否落实到实际研究中并借以更准确地透视历史才是关键。不曾与研究对象结合的任何“新方法”都只是一句空话；而研究一旦深入，又很可能没有一种“新方法”足以涵盖整个文学现象。衷心感谢“新方法”的创造者和倡导者开拓了我的研究视野，但拒绝为任何一种即使是科学的研究方法做即使是精彩的例证。我关心的始终是活生生的文学历史。

对于研究者来说，结论可能倒在其次，重要的是论证。强调这一点，不仅是因为不满意于现在市面上流行的大批“思想火花”式的轻率结论；而且因为精彩的结论往往是被大量的材料以及严肃认真的推论逼出来的，而不是研究者事先设计好的。本书的写作一开始主要考察西方小说的启迪，可慢慢地，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的作用越来越浮现出来，以至成了全书的另一个论述中心，甚至是更有理论活力的中心。也许，由于理论设计和操作过程失误，我推出的结论会有某些偏差。但我真诚地希望本书提供的大量材料能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方便。同时，为便于进一步检验，我尽量减少论证过程中的情感色彩和“思想火花”。

本书写作的一大愿望是沟通文学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把纯形式的叙事学研究与注意文化背景的小说社会学研究结合起来，并为此做了大量的资料准备工作。但写作结果不尽如人愿，只好保留《小说的书面化倾向与叙事模式的转变》一章作为附录，而把其他更不成熟的部分删去。

关于“史传”传统与“诗骚”传统共同制约着中国叙事文学发展的理论构想，是我对中国小说、戏曲、叙事诗的某些主要形式特征得以形成的基本理解。本指望写完《说“诗史”》等一组文章，为本书的写作提供较为坚实的基础，可惜只完成了篇。现附录于此，作为第七章《“史传”传统与“诗骚”传统》的补充。如果有可能的话，我还想就此问题做进一步的研究。本书是我的博士学位论文，从确定选题、通过提纲到后写作成文，始终得到我的导师王瑶先生的悉心指导。对此，我十分感激。

参加我的学位论文答辩的吴组缃、乐黛云、孙玉石、吕德申、樊骏、王春元等诸位先生，都曾就我的论文修改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另外，季镇淮先生不顾年老多病，为我审阅论文的部分章节；海外学者李欧梵先生曾就论文的基本框架提出过很好的建议；我的朋友钱理群、黄子平、赵园、孟悦、伍晓明等在我写作论文的过程中给予了很多支持。

此书之得以完成，还有赖于我的妻子夏晓虹的鼎力相助。这不只是指精神上的鼓励和生活上的照顾，还包括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提供很多精彩的材料，允许我引用她尚未正式出版的专著中的某些观点，以及作为个读者，对本书的每章每节提出许多建设性的修改意见。

1987年6月25日于北京大学

本书以1898年到1927年的中国小说为主要研究对象，借用西方的叙事理论，从西方小说的启迪与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传统文学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转变中的作用两个视角探讨晚清与“五四”两代作家如何完成从古代小说到现代小说的过渡。作者借鉴托多罗夫的叙事理论，从叙事时间、叙事角度、叙事结构三个方面“把纯形式的叙事学研究与注意文化背景的小说社会学研究结合起来”，不仅填补了文体研究的空白，而且推进了文学的形式研究，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
本书版本情况如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台北）久大文化，1990；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010；（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6；韩文译本，1994；英文译本，2022。此书1995年获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2008年获改革开放三十年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百项精品成果奖”，2017年获第四届思勉原创奖。

本书以1898年到1927年的中国小说为主要研究对象，借用西方的叙事理论，从西方小说的启迪与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传统文学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转变中的作用两个视角探讨晚清与“五四”两代作家如何完成从古代小说到现代小说的过渡。作者借鉴托多罗夫的叙事理论，从叙事时间、叙事角度、叙事结构三个方面“把纯形式的叙事学研究与注意文化背景的小说社会学研究结合起来”，不仅填补了文体研究的空白，而且推进了文学的形式研究，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
本书版本情况如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台北）久大文化，1990；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010；（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6；韩文译本，1994；英文译本，2022。此书1995年获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2008年获改革开放三十年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百项精品成果奖”，2017年获第四届思勉原创奖。

陈平原，广东潮州人，文学博士，现为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2008—2012年任北大中文系主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第七届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评议组成员。2008—2015年兼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讲座教授（与北京大学合聘）。曾被学位委员会评为“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1991）；获、第二、第三、第五、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1995，1998，2003，2009，2013），以及第四届王瑶学术奖著作奖（2016）、第四届思勉原创奖（2017）、第十四届文津图书奖（2019）、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2021）等。先后出版《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千古文人侠客梦》《中国散文小说史》《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大学何为》《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想象都市》《记忆北京》《文学如何教育》《小说史学面面观》等著作三十余种。

自序

章  导言

上编  西方小说的启迪与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

第二章  中国小说叙事时间的转变
第三章  中国小说叙事角度的转变
第四章  中国小说叙事结构的转变

下编  传统文学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转变中的作用

第五章  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第六章  传统文体之渗入小说
第七章  “史传”传统与“诗骚”传统
第八章  结语

附录一  小说的书面化倾向与叙事模式的转变
附录二  说“诗史”——兼论中国诗歌的叙事功能
附录三  在范式转移与常规研究之间
附录四  这个奖不需要自吹自擂——第四届思勉原创奖获奖感言

主要参考书目
索引
第二版后记

本书以1898年到1927年的中国小说为主要研究对象，借用西方的叙事理论，从西方小说的启迪与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传统文学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转变中的作用两个视角探讨晚清与“五四”两代作家如何完成从古代小说到现代小说的过渡。作者借鉴托多罗夫的叙事理论，从叙事时间、叙事角度、叙事结构三个方面“把纯形式的叙事学研究与注意文化背景的小说社会学研究结合起来”，不仅填补了文体研究的空白，而且推进了文学的形式研究，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
本书版本情况如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台北）久大文化，1990；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010；（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6；韩文译本，1994；英文译本，2022。此书1995年获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2008年获改革开放三十年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百项精品成果奖”，2017年获第四届思勉原创奖。

陈平原，广东潮州人，文学博士，现为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2008—2012年任北大中文系主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第七届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评议组成员。2008—2015年兼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讲座教授（与北京大学合聘）。曾被学位委员会评为“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1991）；获、第二、第三、第五、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1995，1998，2003，2009，2013），以及第四届王瑶学术奖著作奖（2016）、第四届思勉原创奖（2017）、第十四届文津图书奖（2019）、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2021）等。先后出版《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千古文人侠客梦》《中国散文小说史》《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大学何为》《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想象都市》《记忆北京》《文学如何教育》《小说史学面面观》等著作三十余种。

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进程中，小说是步伐稳健、成就颇大的艺术形式。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内，中国小说迅速完成了从古代小说向现代小说的嬗变，并为世界文坛贡献了鲁迅、老舍、茅盾、巴金、沈从文等小说大家以及一大批艺术珍品。考察中国小说现代化的进程，自然是一个十分诱人的课题，可也是一个颇为冒险的尝试。首先，什么叫“小说现代化”？其次，这个“进程”起于何时，终于何处？再次，“小说现代化”是个历史概念，还是个价值尺度？……这一系列的问题都逼着作者在开始正式研究之前，界定所使用的概念、所描述的范围以及所运用的研究方法，并披露大致的理论框架。
“中国小说的现代化”，这无疑是个弹性很大的概念，很多人在使用它，可至今没有人给它下一个准确的定义——实际上本书也不准备给它下定义，仍然希望保持这一概念的模糊性与开放性，以免一开局就陷入无休止的“概念之争”。但这并不等于把它作为廉价的纸帽或桂冠，赠送给每个生活在现代史上的中国作家。
“五四”时期周作人就曾指出：“新小说与旧小说的区别，思想果然重要，形式也甚重要。” 理论上谁也不反对小说的现代化应包括小说内容的现代化与小说形式的现代化两个层面，可在实际研究中却碰到几乎是难以逾越的困难。内容层面主要指落实在小说中的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意识，对这点，研究者似乎还有大致相同的理论尺度；形式层面可就各说各的，没有一定之规，大致以“五四”文学革命后产生的以《呐喊》《沉沦》为代表的现代小说为参照系数。既然没有统一的或相对固定的理论尺度，小说形式的研究自然很难深入，以致造成这么一种本不该有的尴尬局面：中国小说的现代化似乎成了中国小说主题思想的现代化。
如今，这种内容、形式的两分法，正受到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符号学、现象学美学的日益强烈的挑战，很难再保持一统天下的独尊地位。否定没有形式的“内容”或者没有内容的“形式”，随之而起的是各种熔内容与形式于一炉的新的理论模式。本书不准备详细考辨、评价这些模式，只是想指出：与其再靠分割内容与形式来分头切近“中国小说的现代化”这一课题，还不如从类型学、文体学、主题学、叙事学等层面综合把握。本书即试图在叙事模式的转变这一层面把握中国小说现代化进程的一个侧面——论题转成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换，但研究者的目光仍然盯住中国小说现代化这一诱人的课题。
没有理论模式的形式研究，只能是零星的点评；而一旦建立起理论模式，又不能不时刻防止人为的封闭。因此，本书努力引进历史的因素，把小说形式研究与文化背景研究结合起来。承认小说叙事模式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一种“形式化了的内容”，那么，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就不单是文学传统嬗变的明证，而且是社会变迁（包括生活形态与意识形态）在文学领域的曲折表现。不能说某一社会背景必然产生某种相应的小说叙事模式；可某种小说叙事模式在此时此地的诞生，必然有其相适应的心理背景和文化背景。主张小说叙事模式在文学发展中的某种独立性，并不等于把它看成一个封闭系统，否认其无时无刻不受到社会生活的冲击；而是避免把“社会存在”与“文学形式”直接对应起来。在具体研究中，不主张以社会变迁来印证文学变迁，而是从小说叙事模式转变中探求文化背景变迁的某种折射，或者说探求小说叙事模式中某些变化着的“意识形态要素”。
文化背景的变迁可能对文学形式的转变起作用，这是人所共知的“真理”；但到底是哪些文化要素在什么时候对哪些文学形式的哪些要素起作用，却并非一目了然或有通例可循的。我关注的是发生在晚清到“五四”这一段时间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那么，对白话诗的兴起或者对小说主题的演变起决定作用的文化因素就不在本书的视野之内；对明清章回小说或20世纪30年代新感觉派小说起决定作用的文化因素也同样不在本书的视野之内。既然我关注的是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那么对跟这种转变有直接关系或只属于它的文化因素自然论述较多；而对那些跟这种转变，也跟其他许多转变都有关系的文化因素则只能从略。也就是说，本书对诸种文化因素论述的多少，以其对小说叙事模式影响的程度大小而不是其自身价值的高下为依据；而所有这些论述又都力图围绕小说叙事模式来展开。一句话，尽管引进了历史的因素、文化的因素，本书论述的中心仍然是小说叙事模式。
叙事学研究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理论模式，热拉尔?热奈特在《叙述话语》中列出五种叙述分析的重要门类：次序、延续、频率、心境与语态；兹韦坦?托多罗夫在《叙事作为话语》中则把话语手段分为三部分：叙事时间、叙事语态、叙事语式。在为本书设计理论框架时，我受到这两位小说理论家的启发；但作为文学史研究者，我不能不更多考虑中国小说发展的实际进程，而不是理论自身的抽象性与完整性。我认为，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应该包括叙事时间、叙事角度、叙事结构三个层次。其中“叙事时间”参考俄国形式主义学派对“故事”与“情节”的区分，而不取热奈特和托多罗夫对“情节时间”与“演述时间”的更为精致的分析；“叙事角度”约略等于托多罗夫的“叙事语态”与热奈特的“焦点调节”；“叙事结构”则是我根据中国小说发展路向而设计的，着眼于作家创作时的结构意识：在情节、性格、背景三要素中选择何者为结构中心，这似乎是个不被当代小说理论家青睐的理论性不强的课题，可对于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却至关重要。
按照这个理论框架来衡量，中国古代小说尽管有个别采用倒装叙述（如唐代李复言《续玄怪录》中的《薛伟》、清代王士祯《池北偶谈》中的《女侠》），有个别采用人称限制叙事（如唐代王度的《古镜记》、清代王晫的《看花述异记》）和第三人称限制叙事（如唐初无名氏的《补江总白猿传》、清代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劳山道士》），也有个别以性格或背景为结构中心（如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婴宁》和《山市》）；但总的来说，中国古代小说在叙事时间上基本采用连贯叙述，在叙事角度上基本采用全知视角，在叙事结构上基本以情节为结构中心。这一传统的小说叙事模式，20世纪初受到西方小说的严峻挑战。在一系列“对话”的过程中，外来小说形式的积极移植与传统文学形式的创造性转化，共同促成了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现代中国小说采用连贯叙述、倒装叙述、交错叙述等多种叙事时间；全知叙事、限制叙事（人称、第三人称）、纯客观叙事等多种叙事角度；以情节为中心、以性格为中心、以背景为中心等多种叙事结构。

铃木阳一《评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日本《中国古典小说研究动态》第2号，1988年10月）：

现代文学的研究者并不太把传统文学纳入视野。这就使得本来就是古典与现代交错的清末小说，未被西方的研究者列为深入研究的对象。本书用高明的手法填补了这一空白，重新审视原有的思路，特别是研究对象与时代划分。

季红真《小说蜕变期的形式研究———读陈平原著〈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9年1期）：

要研究中国小说叙事方式中基本的元素，以及彼此之间稳定的秩序，这既需要熟悉中国小说的发展脉络，也必须改造西方已存的叙事学理论构架，首先就是要简化掉那些为了体系化而带自我证明性质的部分，然后才可能建立起适用的理论构架。这一点，陈平原在本书中显然作得很成功。

陈跃红《读〈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读书》，1989年6期）：

现代小说叙事学是地道的舶来品，用来处理中国的小说现象是否行得通，在方法上就值得研究。……陈平原从俄国形式主义，从热奈特、托多罗夫诸人的理论中，找到了一个框架，这个框架由叙事时间、叙事角度、叙事结构三个层次构成，尤其突出了适合中国小说特征的叙事结构问题，使用这个结构既不违背叙事学的一般原则，同时又能够基本把握中国现代小说的演进线索，无疑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刘俊《研究的背后———读陈平原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南京大学学报》，1989年6期）：

这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以“形式”作为自己研究基点的专著的问世，它的意义至少表现在：它从叙事模式的角度对现代文学中小说新形式的基本特征和产生根源进行了全面而又系统的论述；由于作者是把现代小说新形式的产生和确立放在历史的和世界的总体格局下进行动态的考察，因而它立足于现代文学却不限于现代文学的范畴，勾勒了中国小说叙事模式“史”的基本体系和流变过程，从而使这部专著成为现代文学研究中的“艺术形式发展史”。

吴晓东《陈平原的小说史研究》（《当代作家评论》，1996年3期）：

这种“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基于两种移位的合力”的理论构想，才真正构成了全书的理论预设和基本型范，它把世纪初叶那场中国小说的革新看作一个动态的结构，一个东西方双重因素互相渗透、彼此对话的“移位”的过程。正是对这种移位的过程的关注使作者得以真正把握小说作为一种文类在历史演变中所独具的线索和动力。相对于单一的对异域文化的“挑战—回应”模式，陈平原把传统因素纳入理论视野为人们展示了文学变革的复杂性、多元性与深刻性。而其中尤为人们称道的创见还在于他对传统文学创造性转化的独特理解。……陈平原在西方叙事学框架之外建构了本书的另一个支撑性论点，即“关于‘史传’传统与‘诗骚’传统共同制约着中国叙事文学发展的理论构想”，并使这一构想发展成近十年中国小说研究领域足够精彩的论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