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与经济增长

本书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与济学家诺斯及其颇具影响力的“新制度经济学”学说的一次带有批判性的梳理与对话。

作者通过严谨的学术论证，从经济史、世界史、经济学及中国自身经济发展经验等多维度，批判地看待20世纪末影响深远的“新经济制度学”学说。

本书分为十二章，详细内容包括前言、引言、理性假设、交易成本和外部性、效率的含义、制度、效率假说：西方世界的崛起、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可信承诺、路径依赖、人类认知和制度演进、新老制度学派的对比、所有权是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吗？、制度变迁的过程、制度绩效的多样性、结语：制度研究的新视

姚洋 ，现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前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院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同时担任《经济学（季刊）》主编、Agricultural Economics副主编、World Development 副主编以及《世界经济文汇》、China Economic Journal和Journal of Rural Cooperatives学术委员会成员，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成员。

新版前言  ………  1

《制度与效率：与诺斯对话》版前言  ………  4

章 引言 

1. 诺斯的学术生平  ………  14


2. 诺斯的主要学术贡献  ………  23


3. 诺斯的主要学术贡献  ………  33


4. 诺斯与老制度经济学派  ………  38


5. 诺斯与奥地利学派  ………  41


6. 本书的安排  ………  44

第二章 理性假设、交易成本和外部性 

1. 新古典经济学的行为假设  ………  50


2. 交易成本  ………  60


3. 外部性  ………  68


4. 小结  ………  75

第三章 制度 

1. 什么是制度？  ………  80


2. 非正式制度  ………  91


3. 正式制度  ………  99


4. 制度的实施  ………  114


5. 小结  ………  125

第四章 效率假说：西方世界的兴起 

1. 制度与效率  ………  131


2. 无效制度  ………  136


3. 诱导性制度变迁假说  ………  142


4. 西欧经济制度的演进  ………  152


5. 小结  ………  167

第五章 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 

1. 次经济革命  ………  172


2. 古典国家理论  ………  180


3. 古代国家的出现和消亡  ………  190


4. 工业革命与第二次经济革命  ………  196


5. 小结  ………  202

第六章 可信承诺、路径依赖、人类认知和制度演进 

1. 可信承诺  ………  208


2. 路径依赖  ………  218


3. 人类认知与制度变迁  ………  229


4. 小结  ………  238

第七章 社会秩序和经济绩效 

1. 限制性秩序、开放性秩序和两者之间的转型  ………  244


2. 制度两分法的缺陷  ………  253


3. 政治秩序与经济表现  ………  261


4. 小结  ………  265

第八章 新、老制度学派的对比 

1. 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  ………  270


2. 进化与设计  ………  275


3. 制度绩效  ………  281


4. 解释的方法  ………  285


5. 小结  ………  289

第九章 制度是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吗 

1. 所有权的性质  ………  296


2. 所有权与经济增长  ………  300


3. 奥尔森的利益集团理论  ………  304


4. 规模报酬递增与经济增长  ………  310


5. 国家与经济发展  ………  318


6. 制度在长期历史中是无关的吗？  ………  326

07  小结  ………  331

第十章 制度变迁的过程 

1. 制度变迁的黑箱化  ………  336


2. 制度变迁的个体眼光  ………  341


3. 集体选择与制度变迁  ………  347


4. 集体选择的研究方法  ………  354


5. 小结  ………  360

第十一章 制度绩效与制度的多样性 

1. 制度绩效的规范评判  ………  366


2. 制度绩效多样性的实证意义  ………  376


3. 制度的多样性  ………  382


4. 小结  ………  387

第十二章 结语：制度研究的新视角 

1. 逻辑的严密性和逻辑的真实性  ………  392


2. 站在未来思考今天   ………  401


3. 集体选择视角下的制度研究问题  ………  405


4. 制度变迁的可预测性  ………  410


5. 小结  ………  416

本书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与济学家诺斯及其颇具影响力的“新制度经济学”学说的一次带有批判性的梳理与对话。

作者通过严谨的学术论证，从经济史、世界史、经济学及中国自身经济发展经验等多维度，批判地看待20世纪末影响深远的“新经济制度学”学说。

本书分为十二章，详细内容包括前言、引言、理性假设、交易成本和外部性、效率的含义、制度、效率假说：西方世界的崛起、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可信承诺、路径依赖、人类认知和制度演进、新老制度学派的对比、所有权是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吗？、制度变迁的过程、制度绩效的多样性、结语：制度研究的新视

姚洋 ，现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前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院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同时担任《经济学（季刊）》主编、Agricultural Economics副主编、World Development 副主编以及《世界经济文汇》、China Economic Journal和Journal of Rural Cooperatives学术委员会成员，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成员。

章、引言

“历史是有意义的。”

— 诺斯：《制度、制度变迁和经济绩效》，第vii页。

“制度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这是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在与其合作者撰写的著作《西方世界的兴起》中说出的一句名言。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经济增长通常被认为是这句名言的一个明证。的确，中国经济的成功离不开制度革新、特别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艰苦改革；时至今日，“改革”仍然是中国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一个高频词汇。以诺斯和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对中国经济改革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对于农村改革、国企改革和产权的建立起到了理论指导作用。在国际学术界，新制度经济学开创了以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研究制度的先河，拓展了经济学研究的范围，其影响遍及社会科学的每一个领域。可以说，不理解新制度经济学的概念和方法，就无法从事任何领域的制度研究。

然而，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取向和结论也不是无懈可击。制度是制约或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不是的因素，人力资本、国际环境（包括地理环境）、政府政策也是重要因素。制度是人定的，因而可以肯定，人力资本、特别是制度制定者的人力资本如果不比制度本身更为重要的话，也和它一样重要。同时，一个国家的制度再好，但如果它的国际环境很差，或者处于不利的地理环境中（比如，一个被穷国包围的内陆国家），那么，这个国家也很难取得很好的经济表现。再者，制度是慢变量，在短期内，政府政策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远比制度更加重要。

就制度本身而言，也不大可能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制度，而只存在适宜的制度。诺斯后期与合作者提出了限制性秩序（limited access order）和开放性秩序（open access order）的概念，认为开放性秩序是一个国家进入持续增长时期所必不可少的。新政治经济学的后起之秀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罗宾逊（James Robinson）把这个两分法发扬光大，用包容型（inclusive）制度和攫取型（extractive）制度来对制度进行分类。无论是诺斯的开放性秩序、还是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包容型制度，都是非历史的制度，而这显然违背了诺斯自己的“历史是有意义的”论断，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寻求适合自身历史、文化和社会、政治状况的制度。

后，经济表现不是评判一个制度好坏的标准。事实上，经济效率不是多数制度在制定之初所秉持的初衷。在这里，老制度学派的观点可能更为可取。老制度学派认为，制度是人为的集体行动，制度制定者们带着对未来美好社会的想象参与今天的制度建设，用老制度学派当今的代表人物之一丹尼尔·布罗姆利的话来说，就是“站在未来思考今天”，或者“今天是由明天决定的”。这样，制度就是政治斗争或政治过程的产物，参与其中的人拥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对未来美好社会的理想），研究者需要从发生学的角度去研究制度是如何经由一个政治过程产生或演化的。在这方面，新古典经济学方法是远远不够的，研究者必须使用博弈论的方法。新政治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在这方面做了大量有价值的工作。在制度研究领域，学者曾经提出政治科斯定理，即一个社会的政治群体可以通过谈判和补偿达成有效率的制度变迁。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研究表明，政治科斯定理经常失效，原因是强势政治利益集团是旧制度的得益者，它们强烈反对新制度的实施。然而，政治科斯定理仍然以经济效率为圭臬，没有考虑制度的其它功能。

本书选取诺斯作为主要对象，展开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对话。从原创性来看，罗纳德·科斯的学术成就超过诺斯，但就影响而论，诺斯无疑超越科斯。科斯的研究以深度见长，诺斯的研究则以广度见长，这也是他的影响更大的原因。本书选取诺斯作为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对话对象，原因主要在于他的影响超出了经济学的范畴，几乎遍及社会科学的每个领域。本书的目标读者因而也不限于经济学领域，而是希望得到社会科学各领域的关注。在介绍诺斯的同时，我也将介绍新政治经济学派的方法和观点。新政治经济学派是在新制度经济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主要贡献是从政治权力分配的角度对制度变迁的过程进行系统的研究。

为使读者对诺斯有一个宏观的认识，本章将扼要介绍诺斯的学术生平、他的主要学术贡献以及他与新、老制度学派以及奥地利学派的关系，之后将概括一下全书的结构。

• 诺斯的学术生平

道格拉斯·C·诺斯（Douglass C. North，也译作“诺思”）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1993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他的几乎所有著作都已经被译成中文，是国内社会科学界知名度很高的一位经济学家。如果按严格的学科划分，诺斯的研究工作属于宏观经济史学，与新制度学派里专注于制度微观分析的其他经济学家（如科斯Ronald Coase和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不同。他的主要学术贡献有两方面。在方法论方面，他将标准的经济学分析方法引入对经济史的研究，和许多同时代的经济学家一道使经济史由一门纯描述性的学科变为一门集描述、分析和计量于一体的规范学科，并导致了一门新兴学科，计量史学（cliometrics）的出现。在问题研究方面，他揭示了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对制度的演进过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他是继马克思和韦伯之后又一个试图构造一个长时段的制度—经济互动历史模型的学者，也是纯经济学家中做此尝试的人。当然，他的理论和马克思、韦伯的理论相比，更加倾向于纯经济理论，而不是社会—经济分析。由于他的宏观制度理论，诺斯成为少数几位影响力超出了经济学本身的经济学家之中的一个。

诺斯于1920年生于马塞诸塞州的坎布里奇市。他于1942年在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获得学士学位，之后在美国海岸警卫队服役四年，1946年重返柏克利读经济学博士研究生。诺斯后来说，柏克利是愿意收他的学校，因为他的本科成绩太差。他读研究生的初衷是理解经济发展的过程，按照今天的理解，他是想学习发展经济学。但当时根本就没有发展经济学这一分支学科，因此他选择了经济史，因为这是他认为接近可以使他理解经济发展的学科。但是，诺斯承认，他在伯克利没有学到经济学理论知识，因为当时对他影响的几位教授都不喜欢主流经济学。他对经济理论的认识始自1950年他到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开始他的份工作之后。在工作的前三年中，他与同事道·格登（Don Gordon）— 一位诺斯称为才华横溢的青年理论家—在每天中午12点至2点之间下象棋。“我也许在棋上赢了道”，他说：“但他教会了我经济学，更重要的是，他教会我如何象一个经济学家那样思考，直到今天，这仍可能是我所学到的重要的工具。”

诺斯的博士论文是有关美国的人寿保险史的。在毕业之后的几年间他的主要精力用于修改和扩充他在这方面的研究。他转向经济发展研究的篇文章是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区位理论与区域经济增长》。在1956-1957的一年当中，他在哈佛大学的国民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NBER）做研究员。这是诺斯学术生涯中极为重要的一年。NBER是老制度学派的几个代表人物在1930年代成立的一个民间研究机构，当时的初衷是为经济学家参与美国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一个舞台。目前，NBER仍然发挥着同样的作用。虽然它的常设机构很小，但是，通过授予特邀研究员等形式，它在美国经济学界形成了巨大的网络，许多著名经济学家到NBER进行短期的访问和研究。诺斯在NBER期间，不仅得以认识那些光顾研究局的知名经济学家，而且每星期南下巴尔的摩一天，向西蒙·库兹涅茨请教和讨论问题。库兹涅茨的数量方法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是在NBER的一年当中，诺斯完成了篇计量史学的学术论文。

在这期间，青年经济史学家当中正酝酿着革新的冲动，他们试图将经济史学从原有的一门描述性学科转变为一门分析和数量化的学科，其结果是于1957年春末举行的经济史学会内部的计量史学次联合会议。诺斯在会上宣读了他在NBER完成的论文。之后，计量史学会成立并进入黄金发展时期，各大学的经济系纷纷招收这方面的教授。诺斯和他的同事莫里斯（Morris D. Morris）在华盛顿大学建立了一个研究生培养项目，培养了一批经济史方面的博士生。诺斯本人的研究成果则集中于他的专著《1710-1860年美国的经济增长》一书。诺斯本人认为，这是一本“直白地”描述市场如何运作的著作。

诺斯的学术生涯的重大转折始自1966-1967年间他在日内瓦度过的一年。在这一年里，他对欧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决定从研究美国经济史转向研究欧洲经济史。正是在这一年，他发现新古典经济理论无法解释欧洲的经济增长。“新古典理论关心的是市场的运作并假设市场运作所需的条件的存在。它不关心市场是如何演变的；而且，它是一个静态的理论，而我们需要一个动态的、并能解释经济在时间上的演化的理论。” 他接着陈述了他走向建立新制度经济学的原因：

“正是在寻找一个能够提供新的分析工具的框架的过程中，我产生了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趣和想法。在研究生阶段，我读过索斯顿·凡勃伦（Thorstein Veblon）和约翰·康芒斯（John R. Commons）的著作，并被他们对经济运作的锐见所吸引，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