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思想史论

中国近代思想在短短几十年内，从封建主义走到社会主义，如雷奔电驰一般，越过了欧洲思想发生成熟的数百年历程。本书收录李泽厚有关近代思想史的十篇重量级文章。论述中国近代走向未来的浪潮，也观照与这浪潮相对抗的正统派思想；以革命与改良为视角，对近代中国自太平天国至辛亥革命时期各主要思潮和重要思想人物——洪秀全、康有为、谭嗣同、严复、孙中山，章太炎、鲁迅等——进行系统论述和细致分析，将“革命与改良”定型为近代中国研究的基本格式。

本书首篇即从思想角度剖析，太平天国为何“其兴也勃，其亡也忽”，指出农民革命战争的诸多规律性现象。其后数篇详尽分疏戊戌维新思想及其代表人物，于康有为大同思想和托古改制的策略，评价甚高。此外，对严复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特殊地位，章太炎民粹主义的突出思想特征，上世纪初知识分子由爱国而革命的心路历程以及梁启超、王国维等人的独特意义，都或详或略地予以点明和论述。

李泽厚（1930.6-2021.11），著名思想家，在哲学、思想史、伦理学、美学等多个领域均有重大建树，其原创性思想系统为“人类学历史本体论”。 1930年6月出生，湖南长沙人。1954毕业于北京大学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1988年当选为巴黎国际哲学院院士。1992年客居美国，先后任美国、德国等多所大学的客席讲座教授等。1998年获美国科罗拉多学院人文学荣誉博士学位。2010年入选世界权威的《诺顿理论和批评选集》。主要论著有《批判哲学的批判》《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美的历程》《华夏美学》等。

内容提要

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思想散论

一 一个被改造的上帝

二 砸烂孔丘的牌位

三 冲击“四条极大的绳索”

四 《天朝田亩制度》

五 《资政新篇》

十九世纪改良派变法维新思想研究

一 改良派变法维新思想的“前驱先路”

二 改良派变法维新思想的发生与发展

三 改良派变法维新思想的高潮与

四 改良派变法维新思想的衰颓

康有为思想研究

一 哲学思想

二 “大同”空想

三 “托古改制”思想

谭嗣同研究

一 谭嗣同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二 谭嗣同的哲学思想

三 谭嗣同的社会政治思想

论严复

一 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

二 《天演论》的独创性

三 经验论及其归宿

四 “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

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派思想论纲

一 两个关键环节

二 四个思想代表

三 一束历史教训

论孙中山的思想

一 民族主义与民权主义

二 民生主义

三 哲学思想

章太炎剖析

一 问题的复杂性

二 社会政治思想的特色

三 “依自不依他”的哲学思想

梁启超王国维简论

一 如何评价

二 启蒙宣传家

三 新史学的代表人物

略论鲁迅思想的发展

一 早年的两个阶段

二 前期的两个阶段

三 知识分子的主题

后记

中国近代思想在短短几十年内，从封建主义走到社会主义，如雷奔电驰一般，越过了欧洲思想发生成熟的数百年历程。本书收录李泽厚有关近代思想史的十篇重量级文章。论述中国近代走向未来的浪潮，也观照与这浪潮相对抗的正统派思想；以革命与改良为视角，对近代中国自太平天国至辛亥革命时期各主要思潮和重要思想人物——洪秀全、康有为、谭嗣同、严复、孙中山，章太炎、鲁迅等——进行系统论述和细致分析，将“革命与改良”定型为近代中国研究的基本格式。

本书首篇即从思想角度剖析，太平天国为何“其兴也勃，其亡也忽”，指出农民革命战争的诸多规律性现象。其后数篇详尽分疏戊戌维新思想及其代表人物，于康有为大同思想和托古改制的策略，评价甚高。此外，对严复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特殊地位，章太炎民粹主义的突出思想特征，上世纪初知识分子由爱国而革命的心路历程以及梁启超、王国维等人的独特意义，都或详或略地予以点明和论述。

李泽厚（1930.6-2021.11），著名思想家，在哲学、思想史、伦理学、美学等多个领域均有重大建树，其原创性思想系统为“人类学历史本体论”。 1930年6月出生，湖南长沙人。1954毕业于北京大学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1988年当选为巴黎国际哲学院院士。1992年客居美国，先后任美国、德国等多所大学的客席讲座教授等。1998年获美国科罗拉多学院人文学荣誉博士学位。2010年入选世界权威的《诺顿理论和批评选集》。主要论著有《批判哲学的批判》《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美的历程》《华夏美学》等。

论严复

严复翻译《天演论》，介绍“物竞天择”思想，翻译《穆勒名学》，介绍逻辑科学特别是归纳法，以及翻译介绍《原富》《法意》等等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基本理论，都是为了要说明西方资本主义的“强盛”，并不在于“船坚炮利”之类“形下之迹”，也不在于“善会计”“善机巧”之类的注重功利事务，真正的关键在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论世变之亟》）。也就是说，“黜伪而崇真”的自然科学方法和“屈私以为公”的民主政治制度，才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根本。这其实也就是五四提出来的赛先生与德先生——科学与民主。

科学与民主不可分割。企图用西方科技来保卫中国封建的“中体西用”理论，自然成了严复批判对象。严复《天演论》的译序说：“西学之事，问涂日多，然亦有一二巨子，訑然谓彼之所精，不外象数形下之末，彼之所务，不越功利之间，逞臆为谈，不咨其实。”这就是针对“中体西用”而言。严复随后明确指出，“体”“用”不可分割，一个国家的“政教学术”好像具备各种器官的生物，它的各个组成部分是完整的统一物。它们的功能（“用”）与其存在（“体”）不能分开，不能把马的四个蹄子加在牛的身上，“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如果要“合而为一物”，连道理名义都讲不通，更不要说能够行得通了。严复举例说，中国以前没有枪炮，现在买来了枪炮；中国城市以前没有什么警察，现在设立了警察，凡此种种，就能解决问题，使国家富强吗？严复指出，“挽近世言变法者，大抵不揣其本，而欲支节为之”（同上），当然不能成功。

中国近代曾经经历过学习西方“船坚炮利”工艺技术的阶段，没有解决问题，原因就在不明体用不可割裂，科技与政教不可分开，科学与民主不可分开。严复较早从理论上注意了这个问题。

那么，什么是西方社会的“体”呢？当时大多数先进分子，甚至后来的人，都把民主政治作为这个“体”。严复也是主张资本主义的民权或民主的，所以他才猛烈抨击韩愈的君主专制、君权至上论，指出“君也，臣也，刑也，兵也，皆缘卫民之事而后有也”（《辟韩》），因为人民中间有各种纠纷欺夺祸害，自己又忙于“耕织工贾”，所以才设立“君”、“臣”等等来保护自己，“故曰：君臣之论，出于不得已也。惟其不得已，故不足以为道之原……”（同上）封建专制统治，不是应该如此或必然如此的天经地义，韩愈主张的君主专制的原道，不过是窃国大盗的道理罢了。“国谁窃？转相窃之于民而已”，“斯民也，固斯天下之真主也”。严复认为，这才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的命脉：“是故西洋之言治者，曰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同上）

但是，严复比当时其他许多人更深刻，在他看来，“民主”还不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根本。“民主”不过是“自由”在政治上的一种表现，"自由"才是“体”，“民主”不过仍是“用”。“自由”才是资本主义的实质，严复认为，这正是中国社会所为害怕和反对的。他说：

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彼西人之言曰：唯天生民，各具赋畀，得自由者，乃为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而其刑禁章条，要皆为此设耳。（《论世变之亟》）

夫所谓富强云者，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云尔。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原强》）

严复把斯宾塞的社会机体论竟一改而为反洋务派“中体西用”论的武器∶“一群之成，其体用功能无异生物之一体。”（《原强》）“身贵自由，国贵自主，生之于群，相似如此”（同上）。国家为生物，个人为细胞，都要有自由。自由才是根本。甚至到较晚时期，严也仍在理论上认为：

故今日之治，莫贵乎崇尚自繇，自繇则物各得其自致，而天择之用存其宜，太平之盛，可不期而自至。（《老子评点》）

严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了解比改良派任何其他人更为深入，他把个人自由、自由竞争，以个人为社会单位，等等，看做资本主义的本质，从政治、经济以及所谓“物竞天择”的生存竞争进行了论证。并且指出，民主政治也只是“自由”的产物。这是典型的英国派自由主义政治思想，与强调平等的法国派民主主义政治思想有所不同。在中国，前者为改良派所主张，后者为革命派所信奉。然而，以“自由贸易”为旗号的英国资本主义，数百年来的确建立了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如法国）更为稳定、巩固和适应性强的政治体系和制度。其优越性在今天也仍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严复当年的眼光是锐利的。

严复的“自由”、谭嗣同的“平等”、康有为的“博爱”、完整地构成了当时反封建的启蒙强音。

严在理论上比改良派其他人物要坚实，并且他的《辟韩》也的确是《仁学》的前驱，他的《原强》是梁启超《时务报》《清议报》好些文章的先导。严复提出了一些带有普遍规律性的问题，并采取了真正近代科学的形态。严复强调的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向。所以章太炎说他是“知总相而不知别相”（《菿汉微言》）。所谓“总相”，就是这种包括中国在内全世界各国向前发展的普遍规律。这种规律（走向资本主义）是主张中国走特殊道路的章太炎所当然不赞成的（详本书论章太炎文）。严、章二人的分歧对立，实际代表中国近代两种不同要求和两种思潮倾向。但它们又同属于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这一共同主题之下。所以，即是主张“自由为体”的严复也仍然把国家的自由（即独立），把富强、救亡远远放在个人自由之上，这就构成严复的理论思想（“自由为体”）与实际主张的一个重大的内在矛盾。

严复尽管在理论上是先进和彻底的，但如前所说，他在现实政治主张中，却比康、谭要慎重和保守，他尽管在理论论文《辟韩》中反对君主专制，但同时却认为，“然则及今而弃吾君臣可乎？曰是大不可。何则?其时未至，其俗未成，其民不足以自治也。”又坚决反对立即实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他认为，根本问题在于进行教育，只有每个人都能够自强自治，然后才可能实行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国家也才会繁荣富强。所以，严复才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三项以作为变法改革的根本。“欲听其皆得自由，尤必自其各能自治始”（《原强》），但总的观点和方案是，强调制度由教育决定，变法改革首先在于对人民进行新式教育。这就与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要求立即改革政治制度颇为不同了。他说∶

生民之大要三，而强弱存亡莫不视此。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是以西洋观化言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断民种之高下。……至于发政施令之间，要其所归，皆以民之力智德三者为准的。（《原强》）

严复这种观点正是与他的“物竞天择”的生物学的社会观点，与他的所谓“以自由为体”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社会观点，密切相联系的。将政治民主归结为个人自由，把社会进化归结为人各自强，从而也就把尖锐的政治斗争归结为一般的教育任务，严复终于把自己一生完全献身于译著、教育事业，成为中国近代教育救国的先驱。“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着手。”（在伦敦答孙中山语，引自王遽常《严几道年谱》）他把“愈愚”当做拯救中国的“要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