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文化治理研究

序 言

蔡 翔

林凌要出新书了，希望我能写几句话，读了他寄来的样稿，我很为他高兴，也引起了一些回忆。

林凌的本科和硕士阶段，都是在上海大学度过的，那时的上海大学，百事待举，虽然有点粗浅，但也朝气蓬勃，吸引了老师，也吸引着学生。那时，我和林凌这些同学，一起读书，一起讨论，读文学，也读各种各样的理论。那个时候，林凌便表现出对理论的浓厚兴趣，希望通过理论理解世界，他不仅参加校外的各种研讨班，也和永林、余亮、张帆等同学一起研读黑格尔，每周一次，风雨不断。我猜想，那个时候的阅读和讨论，应该给林凌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尤其是在西方当代理论风行一时的情况下，回到德国古典哲学，多少能够打开另一种思考维度。这对理解本书，也可以提供一点帮助。

林凌硕士毕业之后，考上了华东师范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师从陈子善教授。对他的选择，我是支持的：一方面，子善宽容，能够容纳不同思考；另一方面，子善的学养和严谨，也弥补了我的不足。我在本性上，可能还是一个文学批评家，想象有余，规范上就有些欠缺了。而子善的务实，以及对史料的重视，则可以规训学生那些不着边际的理论想象。华东师大的整体氛围也是好的，林凌很幸运，在师从子善教授的同时，遇见了罗岗和倪文尖。罗岗的博识以及对理论的熟悉和洞见，对林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文尖的重视文本乃至细读功夫，也深深影响着林凌后来的博士论文写作。在这三位名师的指导下，林凌成长很快。

林凌毕业以后，没有选择进入高校工作，而是去了互联网公司，其中缘由，他在书的后记中略有交代。起初我稍有诧异，不过也能理解。多年之后，林凌重返高校，私下里，我倒觉得从事人文研究的，能在社会中磨炼数年，未必不是好事。不过，林凌的经历，在当今的大学体制内，只是个案，没有什么普遍性。

这本书，可以说是林凌重返高校的一些思考，这些思考，远远超出了他的文学专业，其中，也可以看出互联网对他的影响痕迹。“文化治理”是这本书的关键词，这固然和他供职单位的智库性质有关，但也包含了他自身的某些思想倾向。同时，我多少觉得，和他们这一代人可能也有某些隐秘的关联。“文化治理”多少和国家能力相关，和主流文化有关，国家意志总是试图影响乃至渗透到文化的各个领域，进而构建一种公共文化的服务体系。林凌这一代青年学人，和我有一个很大的区别，他们并不避讳谈国家，也不避讳讨论主流文化，相反，他们更愿意积极介入国家能力乃至主流文化的建构之中。因此，他们对文化研究有极大的兴趣，但又不局限在批评，而愿意做更多的建设性意见思考。所谓“80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称作“互联网一代”，他们有很强的民族自尊心，对共和国也有认同感，他们普遍英语较好，不仅了解西方历史，也熟悉西方的各种理论，而互联网给他们搭建了很好的交流平台。更重要的，可能是近二十年，国际政治的风云变幻，使他们对西方不再持有那种玫瑰色的梦幻想象，他们以更为现实主义的态度审视地缘政治，也以此思考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对林凌这一代人的思考，我一直在努力理解。善意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离开国家，离开历史语境，空谈个人，并无多大意义（不能说毫无意义）；当然，离开人民，只谈国家，也会陷入另一种。我想，林凌这一代青年学人，对此应该也是有清醒思考的。所以，他们读黑格尔的作品，也读马克思和的专著。当然，这一代人，固然有着务实的学术品格，但互联网也容易让他们形成高谈阔论的习惯。可是，仔细想想，谁又不是这么走过来的？我们的青年时代，不也照样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位卑未敢忘忧国”，现在想来，却是极好的青春写照了。

这本书的、二、三篇都在正面讨论所谓的“文化治理”，林凌不仅把文化治理和国家能力直接联系在一起，更主要的，是在讨论怎样治理。比如，什么是好的宣传，这个论题，大概和他的媒体工作经历有关。所谓“宣传”，乃至林凌所谓的“文化治理”，所要寻求的，应该是同意，而不是的服从，这就需要宣传的技艺。政治是一门艺术，文化治理也是这样。文化治理的天敌，应该是官僚主义，宣传更是如此。以强者的姿态进行所谓的宣传，效果可能适得其反，宣传者把自己放在弱势的位置，反而更有可能全面把握局势，推演博弈，争取人心。技艺在反复的实践实战中才可能逐渐提高，而其首要之处，也正如林凌所言，即重新引进“群众路线”。群众路线的背后，是文化自信、政治自信。因此，应该给群众搭建发声的平台，让人说话，天也塌不下来。相信群众，才会相信群众间的辩论。近二十年来，为有声有色的辩论，大概就发生于互联网平台，其重要性并不亚于学界，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些重要的文化议题，正是在互联网的辩论中形成的。互联网的观者／阅读者甚多，这是不同于传统的街头辩论的。这一特点，也决定了互联网的辩论并不完全取决于战胜对手，而是争取围观／阅读的群众，这就需要技艺。林凌在这些文章中，都涉及文化治理的一些重要问题，有很多我并不懂，也难以判断，只能慢慢学习。

在对现实的文化治理的讨论中，林凌也引进了历史的维度，“文化治理视野下的新中国文艺实践再思考”原来在刊物上发表的时候，是一篇书评。林凌通过对朱羽《社会主义与“自然”：1950—1960年代中国美学论争与文艺实践研究》一书的讨论表达了自己对一些相关问题的思考，比如对朱羽“政教”概念的仔细辩证。新中国的文艺实践是值得讨论和反省的，尤其所谓的“政教”体制，其中有经验，也有教训，需要反思的地方很多。朱羽一书的“自然”概念也同时引起了林凌的兴趣，林凌对此也有出色的发挥。朱羽的“自然”有点接近“道”的范畴，当然，也不完全是，其中也有形而下的一面，是政治的延伸，也是政治的依据。而在新中国的文艺实践中，这一“自然”渗透在方方面面，其中包括“理”的再建。这一“理”，是法理，更是接近传统范畴的“天理”，在当时的文化结构中，是根本。当然，光有“理”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情”，有“情”的支持，政治才能情感化，才能进入人心，并自然化。同样，没有“理”，情也是不可靠的。理和情的辩证统一，终才能制度化，所谓“天理、人情、国法”，缺一不可；社会主义，终也并没有完全跳出历史的范畴。从这样的角度反观历史，当时的社会主义文化，即有理、情、法的统一，这是经验，也存在情理的冲突、悖论、疏离乃至后的断裂。当然，在这一“理、情、法”的文化结构中，还有一个相对不太稳定但始终活跃着的因素，即所谓的本能或欲望。这是需要我们认真反思的，而这一反思，应该建立在艰苦的学术工作之上。我也希望林凌今后能在这方面继续用力。

讨论文化治理，大概很难撇开文艺。文艺，是林凌的本业，大概也是林凌的兴趣所在。本书有两篇是讨论大众文艺的，一篇是“改造‘爽文’”，谈工业党；一篇是“为什么应该支持‘谷阿莫’”，讲速食电影。文化治理和大众文艺，这是一个好题目。所谓“纯文艺”，是相对大众文艺而言，换句话说，也就是“小众文艺”。小众文艺有其存在理由，重视个体、强调批评，作新声、发异议，思考是深刻的。这样的思考，重在探索未来和革故鼎新，对主流文化起到的是监督和矫正的作用，是应该重视的。同样，大众文艺的作用也不可小觑。某种意义上，林凌所言的文化治理，更合适的文艺载体大概是大众文艺。因其大众，也就更适合国家意志的传播，而大众文艺惯有的重复、类型等修辞方式，也更容易强化、深化国家意志并由此建构主流文化。当然，大众文艺需要改造，否则极易商业化，这大概也是林凌强调的“改造”一词的意义所在。

不过，林凌并没有放弃小众文艺（纯文学），这本书也有两篇文章讨论这方面的内容，一篇是讲汪曾祺的，另一篇讨论路内。不过，林凌讨论的路径有点特别，讨论汪曾祺，是讲他的文化政治想象；谈路内，则讨论他和主流文学体制的关系。按照现在的某种划分，这些大概都属于文学的外部研究。不过，我觉得也不尽然。所谓的小众文艺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脱离社会，不食人间烟火。相反，小众文艺作家更能表达一种社会变革的征兆，同时在文本深处隐藏着的，是某种社会无意识。在这一意义上，讨论文化治理，是不能脱离小众文艺的，它是社会文化结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林凌的思路非常活跃，在某种意义上，林凌也是一个文艺青年。文艺青年有很多定义，根本的，我以为则是“不安分”，不甘于墨守成规，因此，时时会有对成规的叛逆和对其进行挑战的冲动；而另一面，就是一种向道之心了，永远在追求真理的路上。现在，林凌重回学院，大学的职能之一，就是规训文艺青年。不能说这种规训完全没有合理之处，但过度的规训，也很容易把学术从“志业”变更为“职业”。

以上，是我阅读林凌这本书的一些拉拉杂杂的想法。这些想法，不一定对，也不一定符合林凌的原意。坦率说，我有点跟不上林凌这一代人的思想，毕竟，这一代青年开始成熟起来，有他们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和理解。如果我有说得不对的地方，还请林凌批评。

2021年4月

于上海

     本书是张维为主编“中国话语丛书”中的一种，由相对独立的8篇文章组成。随着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的推进，一个原来被排除在外的人群如今被迅速地吸纳到这个世界中。这些沉默的大多数借助技术的红利，终还将自己的审美和文化趣味推向了前台，深刻而广泛地影响了技术和资本市场，以及文化市场。作者聚焦“工业党”文学、“速食电影”（如B站up主“谷阿莫”等）等网络文化新现象，在总结西方国家和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化与意识形态工作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深入讨论、思考在互联网新技术条件下如何实现更为合理、有效的文化治理逻辑与途径，实现文化宣传工作中的群众路线。

 本书是张维为主编“中国话语丛书”中的一种，由相对独立的8篇文章组成。随着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的推进，一个原来被排除在外的人群如今被迅速地吸纳到这个世界中。这些沉默的大多数借助技术的红利，终还将自己的审美和文化趣味推向了前台，深刻而广泛地影响了技术和资本市场，以及文化市场。作者聚焦“工业党”文学、“速食电影”（如B站up主“谷阿莫”等）等网络文化新现象，在总结西方国家和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化与意识形态工作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深入讨论、思考在互联网新技术条件下如何实现更为合理、有效的文化治理逻辑与途径，实现文化宣传工作中的群众路线。

林凌，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讲师，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化政治、文化治理。在《现代中文学刊》、《南方文坛》、《文学评论》丛刊、《中国图书评论》、《艺术评论》、《科学社会主义》等刊物发表论文十余篇。

序 言（蔡翔） 

当代中国文化治理的几个关键问题 

文艺中的反抗与虔敬：

文化治理的一种“成熟、老练” 

什么是好的宣传：

一种基于唯物主义宣传观的思考 

文化治理视野下的新中国文艺实践再思考 

改造“爽文”：工业党的穿越之梦及其文化追求 

为什么应该支持“谷阿莫”：

“速食电影”与互联网文化空间的开拓 

抒情的功能：

汪曾祺的小说与文化政治想象 

从“垂死”到“死亡”：

路内与一种主流文学体制 

后 记

     本书是张维为主编“中国话语丛书”中的一种，由相对独立的8篇文章组成。随着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的推进，一个原来被排除在外的人群如今被迅速地吸纳到这个世界中。这些沉默的大多数借助技术的红利，终还将自己的审美和文化趣味推向了前台，深刻而广泛地影响了技术和资本市场，以及文化市场。作者聚焦“工业党”文学、“速食电影”（如B站up主“谷阿莫”等）等网络文化新现象，在总结西方国家和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化与意识形态工作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深入讨论、思考在互联网新技术条件下如何实现更为合理、有效的文化治理逻辑与途径，实现文化宣传工作中的群众路线。

林凌，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讲师，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化政治、文化治理。在《现代中文学刊》、《南方文坛》、《文学评论》丛刊、《中国图书评论》、《艺术评论》、《科学社会主义》等刊物发表论文十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