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鸿印雪：之道寻踪

道，为中华独有的哲学思想，道家指万物之源，韩非子称：“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现一般认为道意为道路、规律、理念等。大学之道，在中国古代意指大人教育的纲目、途径和境界，当今意指高等教育的理念、宗旨和道路等。

我自1957年入清华大学，即开始以受教育者身份实践大学之道。1963年毕业留校，长时间双肩挑，在肩负教学科研任务的同时，逐步形成要做一个理性的研究型教育工作者的夙求，其核心即为探索大学之道，这是一个教育工作者不断接受教育与自我教育的历程，向先辈学习，向专家学习，向同行学习，向教育的对象学习，向书本学习，向实践学习。今天，在进入杖朝之年时，觉得有必要将这个历程与心得加以梳理，将其作为一种提高自身文化自觉的“活到老、学到老”的行动，同时由于我的岗位和经历所定，希望能够从中反映出清华人乃至中国高等教育工作者对大学之道探索之飞鸿印雪，作为一种史料留存并能够产生一些积极的外溢效应，如能引发一些质疑和讨论则倍感欣慰！

这部著作主要是我所撰写与大学之道求索相关的文章选编，由四个篇章组成。

奠基篇—素质教育求索与认识

中国是未曾中断的文明古国，一贯重视教育特别是重视为人和家国情怀的教育是其带有根源性的特色。

儒家经典《四书》首篇《大学》集中表述了古代中国的教育理念。正如清华老校长梅贻琦发表于1941年的《大学一解》所说，它体现了“学问之后目的，精神”。梅贻琦认为：“《大学》一书开章明义之数语即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若论其目，则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属‘明明德’；而齐家、治国、平天下，属‘新民’。”“儒家思想之包罗虽广，其于人生哲学与教育理想之重视‘明明德’与‘新民’二大步骤，则始终如一也。”“今日大学教育之种种措施，始终未能超越此二义之范围，所患者，在体认尚有未尽而实践尚有不力耳。”他进而指出，“明明德所指乃一人整个之人格”“至少应有知、情、志三个方面”；同时，“大学新民之效，厥有二端：一为大学生新民工作之准备；二为大学校对社会秩序与民族文化所能建树之风气”。为此，“大学期内，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因为“通识，一般生活之准备也；专识，特种事业之准备也。通识之用，不止润身而已，亦所以自通于人也。信如此论，则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在这里梅贻琦强调人的生存形态首先是明明德之人，其次才是能够新民之专门家，故而强调，“明德功夫即为新民功夫之根本之准备”，故而在谈到工业化之核心问题时，强调“使工科教育于适度的技术之外，要取得充分的社会化与人文化”。由此，梅贻琦要求学生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均有相当之准备”，并“能识其会通之所在”，这样才能“对于所谓人生观，得到一种平衡不偏的观念。对于世界大势文化变迁，亦有一种相当了解”。梅校长的教育理念基于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又吸纳了西方通识教育思想，对两者融会贯通而形成中国化的大学办学宗旨可以为当今素质教育理念提供重要的基础。

1952年，梅贻琦的学生蒋南翔长校清华，他注重继承老清华厚基础的好传统，同时创造性地贯彻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教育观和党关于培养全面发展人才的教育方针。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观认为，理想社会的建立是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相统一的，两者均为教育的基本目标。强调理想社会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人类社会的第三阶段（马克思的社会发展三阶段理论即体现人

对群体依赖性的人群共同体阶段、物的依赖性阶段和个人自由全面发展阶段）。蒋南翔十分注重创造条件引导学生的自由全面发展，要求全体教师“自觉地担负起对学生进行全面教育和培养的责任”，同时，强调使学生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的同时其个性得以良性发展。他特别强调因材施教。1956年，他在一个团干部报告会上指出：“因材施教是服务于一定教育目的的一种教育方法，这种教育方法古已有之。在执行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时，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仍然有其重要作用。……必须充分注意到学生的个人特点，只有根据学生的不同情况进行教育，才能培养出真正全面发展的人才。” 他还创造性地提出：“培养学生要抓好三支代表队（政治、业务、文艺、体育），通过多种渠道殊途同归，向着又红又专、全面发展目标前进。” 这种教育理念使得学校教育呈现出生动活泼的局面，优秀人才脱颖而出。蒋南翔的教育思想和带领广大师生进行的创造性实践在当今素质教育中得到了继承与发展。

梅贻琦和蒋南翔是清华大学办学道路中两位影响的引路人，他们的办学理念和教育思想发挥了奠基作用，为此，我将论述他们的办学理念和教育思想的文章置于篇首，因为素质教育是办学之本，育人之基。在奠基篇主要选辑了我主持、参与清华与高校素质教育工作的文章。

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之初，我主持清华两课改革和文化素质教育工作。两课改革，清华有扎实的基础。20世纪60年代初，蒋南翔校长不仅带头讲哲学课，而且抽调了一批品学兼优的学子经过培训担任思想政治课的教学，像林泰、刘美珣、朱育和等长时间成为两课改革的领军者，也是清华文科恢复发展的开拓者。他们继承了蒋南翔重视办学方向、坚持实事求是路线的传统，使得清华两课教学一直能够密切结合社会和学生的实际，敢于并善于回答实际问题，取得了良好的实效。我在抓两课改革时，牢记蒋南翔“基层出政策”的教诲，注意把上级的精神与清华改革实践结合起来，强调以教育教学效果经得起实践的检验作为行动和评估的终标准。上述几位带头人身体力行，以高度的责任感、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作风和宝贵的创新精神，带出了一支能打硬仗的教学队伍，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经验，不断改善了教学效果。这支队伍获得相关领域国家首个优秀教学团队称号，我深深为之感到骄傲、敬佩和欣慰！关于两课的模式，清华从实际出发进行了探索。1992年制定的《清华大学文科建设规划》明确提出文科要“为提高学生全面素质服务，为巩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阵地服务，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在建设好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同时，开设好“人生观与伦理道德”“历史与文化”“文学与艺术”“经济与管理”“科技、

政治与社会”五类限选课，指明这些限选课“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必要的补充，而且是拓宽学生知识领域、提高文化素养、陶冶道德情操的重要渠道”。 1995年春季学期还推出应读人文书目和相关导读讲座，引导学生提高文化素养。 1995年秋开始，在当时的*主管周远清领导下，我与杨叔子、张岂之、王义遒等一起参与策划高校文化素质教育工作，所得到的主要心得是“理念是先导，领导是关键，方针政策是保障”。文化素质教育可称之为西方通识教育的中国化，是中国教育工作者在教育理念、教育模式和方法上的创新。它不仅注重在高校基础教育阶段提升学生的素质，而且要求落实到育人全过程；不仅着力提升学生素质，还追求提高教师的文化素养和学校的文化品位。实践使我认识到注重理念的突破与开拓，使之符合教育内在规律，适应时代要求是深化文化素质教育的关键，并总结出：在办学理念上需要突破“功利化”的导向，在培养目标上需要突破“专业化”“职业化”束缚，在教育观念上需要突破“工具化”障碍，在教育主体上需要突破教师中心论的传承式教学定势，在理性思维上需要突破追求“工具理性”的片面性；同时，应该坚持植根优秀传统文化，确立文化自觉自信，吸纳先进教育理念与方法；坚持适应创新型国家需求，培养建设性批判思维；坚持将文化素质教育置于大学文化建设的全局中推进；坚持从哲学理念上提升大学文化建设与文化素质教育的自觉。1995年，张岂之先生曾说，在高校深入开展文化素质教育意义很大，是一项后人会铭记的工作。但真正做好、达到理想境界并不容易，需要长时间锲而不舍的努力。我们所付出的努力，仍然是奠基，此篇记录了我们的一些实践和认识。

转型篇—清华文科恢复与发展

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文科的发展曾经走过曲折的道路。清华历史上曾经有很强的文科，在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中成为多科性工科大学。“文化大革命”中全国文科受到巨大的冲击与破坏。1980年，清华大学刘达校长和何东昌副校长在《光明日报》发文《重视大学文科，多办大学文科》，吹响了清华大学文科恢复发展的号角。1991年秋，我开始担任学校党委副书记，其中一项任务就是主持两课改革。1993年为加快向综合性大学转型，成立了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时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的藤滕学长出任院长，我兼任常务工作，1996年学校决定由我兼任院长，并协助王大中校长、贺美英书记主持学校文科恢复发展工作。正如继任书记陈希所说，清华文科建设一是重视方向，二是注重质量。所谓重

视方向，就是要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符合文科发展的规律和教育规律；注重质量就是要建设一流的文科，特别是建设一流的师资力量。这两条成为我主持文科工作的重要宗旨。同时，我认识到清华历史上的文科积淀了宝贵的传统，要自觉地加以继承和发展，这就是自觉的家国情怀、会通的学术范式以及实事求是的态度，这是我在多篇文章中体现的一条主线。我还在多个场合强调“旧邦新命”，清华文科历史上的辉煌与传统为我们今天的发展奠定了宝贵的基础，同时，正如恩格斯所强调的，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形式和内容。当今，时代已经并正在发生巨变，我们的文科须以变革求生存，以创新获发展，这样才能作出与国家地位和清华使命相一致的贡献。此篇除了收录我对清华恢复发展文科的思考与实践文章，还选辑了系列纪念对发展清华文科作出重要贡献的名师学者的文章。

探源篇—大学文化思考与心得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家园，大学文化是大学发展的精神思想渊源。在文化素质教育的实践中，我们认识到“大学文化是文化素质教育的必要条件，文化素质教育是建设大学文化的重要路径”，于是开始进行大学文化的探索。2002年春，*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前主任、清华校友王冀生在清华前党委书记方惠坚引领下找到我探讨开展大学文化研究，我们一拍即合。2002年9月1日，由清华、北大、高等教育出版社联合组建的大学文化研究与发展中心在清华成立，*领导袁贵仁出席讲话，指出“开展大学文化研究，推进大学文化建设，是一项具有基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工作”，有学者称该中心的成立是“我国大学正在实现的大学文化觉醒的重要标志”。我担任了中心首届与第3届轮值主任和学术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在冀生同志带领下与中心的朋友们一起参与大学文化的研究与建设实践，包括主持国家重点课题“先进文化建设中的大学文化研究”、*委托重点课题“当代中国大学精神研究”，参与王冀生领衔的“中国大学文化百年研究系列丛书”策划、编审工作，主持其中清华大学文化百年研究，后来又与王冀生等一起参与高职院校“文化育人系列丛书”的组织审定工作。其间还参与以中心成员为主体的系列大学文化高层论坛、大学校园文化建设论坛的组织工作。为了利于大学文化研究工作得以持续发展，2017年4月8日，中国高教学会大学文化研究分会在清华成立，王冀生、王义遒和我担任顾问，大学文化研究的组织工作便交棒给年轻人了。应该说，近20年关于大学文

化研究与建设实践探索，在提高文化自觉自信方面，受益匪浅，此篇便是我的心得选编。该篇尾“对大学之道的哲学思考”，可看成我对大学之道研究阶段性总结，强调了大学究其实质而言，应该是哲学性的。努力砥砺哲学品格，是当今大学人文化自觉的重要体现，也是确立科学的办学理念和教育思想，有效推进以文化人、文化育人的重要课题。我试着就高等教育的认识论、政治论、生命论和文化论的哲学基础及其对大学精神文化的影响作了综述，首次尝试对文化论哲学基础进行了探讨。后，以“兼和日新”哲学观，试着将当今的大学之道表述为：

大学之道，在明德新民，在以人为本，在和谐会通，在止于至善至真至美。

感悟篇—水木思语

2001年在清华大学纪念90周年校庆活动刚结束时，学校领导班子曾经进行了一次反思学习，达成了一个共识：清华大学长于实干，弱在思维。一个时期里，清华培养了众多的实干家，但是，缺少思想家、哲学家，而且创新思维不足。正如恩格斯所说：“一个民族要站在世界科学的峰，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在中国实现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包括清华自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中，特别要强化理论思维，尤其是哲学思维。这次学习给予我深刻的启迪，在我主持的工作中提高了理论思维，特别是哲学思维的自觉。此篇收集了部分我对清华文化系列实证考察和理论思考的文章，其中多篇发表在《水木清华》“水木思语”专栏，而所选的系列序作，也大多具有通过学习而有所感悟的意境，故此篇称为“感悟篇—水木思语”。

改革开放40年，中国高等教育在认真总结、反思、探索的同时，继承自身优秀传统，向发达国家学习借鉴，在融合中求新，在改革中发展，逐步走向前列。在此期间有几件事情将列入中国高等教育史册：一是素质教育，二是大学文化建设，再一件是学科的调整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的恢复与发展。归结起来都离不开对大学之道的遵循与探索。本书作者是这40年探索与实践大学之道的亲历者、思考者和策划者，本书收入了他相关系列文字材料，可以帮助读者了解此段不寻常时期中国教育工作者探索大学之道的“飞鸿雪泥”，也可为后来者续航超越提供参考。

胡显章，清华大学教授，曾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校务委员会副主任，主持清华文科恢复建设工作，曾兼任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等。现任“清华会讲”学术委员会主任、中俄战略合作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等，主要社会兼职先后有：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成员高等教育学科评议组组长，*高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顾问，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素质教育研究会顾问和大学文化研究会顾问等。 
主要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和大学文化研究。编著相关著作17部，发表论文180余篇，主持或参加多项国家及部委课题。 

奠基篇—素质教育求索与认识

继承、弘扬梅贻琦的兼容会通办学理念 / 3

学习善于哲学思维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家蒋南翔 / 9

努力提高学生全面发展的主动精神—对80年代精仪系教育教学
改革的回顾 / 17

全面认识教育的性质和功能 / 21

深入学习邓小平教育思想 发展我国高等教育事业 / 23

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德育工作—清华大学第十九次教学讨论会大
会发言 / 30

深化教育改革，开创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新局面 / 36

坚持马克思主义学风 搞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 / 42

不断提高学习科学理论的自觉性—贺“求是学会”成立

十周年 / 44

提高认识 转变观念 努力加强大学生的文化素质教育—在
1997年暑期全校党政干部会上的发言 / 46

确立民族文化之根 提升大学生文化素质 / 56

努力提高对爱国主义的理性认识 / 64

赋予文化素质教育持久的生命力 / 66

对深入开展文化素质教育的调研与思考 / 73

 
提升文化自觉，深化素质教育—纪念文化素质教育20年 / 83

提高哲学自觉 深化通识教育—2016年6月27日在第八届全国通识教育核心课
程讲习班开幕式上的讲话 / 105

提升文化自觉、自信与自尊 促进文化育人 / 109

促进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 培养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人才 / 113

自觉推进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 / 117

加强文化素质教育与大学文化建设的结合—在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全会上的
发言 / 127

文化素质教育与创造性培养 / 131

大学文化与杰出创新人才的培养 / 138

谈谈培养批判性思维 / 143

为清华开设“写作与沟通”必修课点赞 / 147

关于加强美育应处理好的几对关系 / 150

清华的话剧史话—2018年4月为人艺“戏剧进校园”致辞 / 153

重视体育 和谐发展 / 155

传播先进文化，提高全民素质—在“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座谈会”上的

讲话 / 157

搭建好中俄文化交流的桥梁—在奥斯特洛夫斯基铜像捐赠仪式上的讲话 / 159

谈大学和中学教育的衔接—在“塑造行为 培养创新”大学中学校长论坛的

发言 / 161

教育评估科学化是推进基础教育改革的牛鼻子—谈清华附中“基于大数据的学生
综合素质生成性评价系统” / 164

转型篇—清华文科恢复与发展

文科教师更要多一点辩证法—在与部分文科教师首次见面会上的讲话 / 169

要重视大学文科建设 / 171

忆清华文科的恢复与发展 / 176

“综合性”不是搭积木，而是水乳交融 / 191

继承优良传统 创造新的辉煌—贺中文系建系70周年复系10周年 / 197

 
旧邦新命 传承开新—纪念外文系90周年华诞 / 200

纪念清华国学院80周年与大学人文精神研讨会总结发言 / 203

素质为本，实践为用，面向主流，培养高手 / 207

在温史中守正求新 / 215

注重网络传播的意识形态问题 / 217

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自信继承传统开拓未来—在“清华社会科学90年” 纪念大会
暨建校105周年校友交流会上的讲话 / 220

要重视软科学研究 / 222

发扬优势 明确方向 开拓软科学研究的新局面 / 226

以史为鉴 以文化人—第八届全国技术史学术研讨会致辞 / 232

努力提高文化自觉 成为法律和道德精英—2011年6月在法学院毕业典礼上的

讲话 / 234

提高文化自觉自信，强化大学文化研究—贺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40周年

华诞 / 237

促进不同文明平等对话是建设亚洲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必由之路—首届清华会讲
“亚洲价值的重新发现”闭幕词 / 240

清华会讲学术工作坊：总结经验 吸取教训 完善国家治理体系 / 244

在纪念王国维先生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开幕式的讲话 / 246

缅怀冯友兰先生，把中国哲学发扬光大—在纪念冯友兰先生诞辰120周年暨冯友
兰学术思想研讨会上的发言 / 248

研究金岳霖的学术成就 推进哲学和逻辑学的发展 / 250

学习张岱年先生“兼和日新”的思想—纪念张岱年先生百年寿诞 / 252

自我激励 止于至善—纪念朱自清先生 / 255

学习赵元任先生融会贯通的大智慧—在赵元任音乐作品座谈会上的发言 / 257

学习潘光旦先生的教育思想和高尚风范—在纪念潘光旦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
发言 / 259

“娘家”人永远怀念季羡林先生 / 261

学*力先生的治学精神，将语言学推向新高度—在北大王力先生百年诞辰纪念
会上的讲话 / 264

永伴清华前行的人—追思徐葆耕教授 / 266

 
学习孙殷望老师 继承他未了的事业 / 270

一个充满大爱之心的清华人—痛悼王耀山同志 / 273

抖起精神继承范敬宜院长未了的事业 / 275

学习英若诚学长学贯中西的治学精神—在英若诚演讲报告会暨赠书仪式上的

讲话 / 279

努力开拓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新局面—在薛谋洪教书育人研讨会上的讲话 / 281

融合中西文化之长 建设中华民族新文化—在严复诞辰150周年纪念大会暨学术
研讨会上的讲话 / 283

高举中国自立自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