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读汪曾祺 为什么汪曾祺无可替代

序：也是故乡情结
汪　朗
世上有些事情是不可做的。比如，给杨早的书写序。有些事情又是不能不做的。比如，给杨早的书写序。
杨早和凌云岚都是北大的文学博士，专攻中国现当代文学，他们搞的那一套，我基本不接触，没有资格说长道短，更别说写什么序言了。怎奈，这本书是谈论我们家老头儿汪曾祺作品的，更要命的是，杨早此人不是外人，是老汪家正儿八经的亲戚。老头儿的生母姓杨，与杨早的上几辈是一家人，杨早的爷爷和汪曾祺是表兄弟，从小混在一起，几十年后还记得彼此的小名，一个是和尚，一个是道士。有了这些关系，再不可做的事情也只能硬着头皮做了。
如今，汪曾祺的各种文集出了不少，谈论他作品的文章也有一些，杨早、凌云岚合写的这本《拾读汪曾祺》还有阅读价值吗？好像还有。这本书收录的文章，主要是用汪曾祺文学创作的主张分析阐释汪曾祺的小说，其中当然也有作者的理解和生发，且多有新意。比如，汪曾祺曾多次谈到他的老师沈从文在教授文学创作时常说的一句话“贴到人物写”，并对此进行比较全面的论述。杨早通过对比老头儿1947 年写成的《鸡鸭名家》和1982 年收入《汪曾祺短篇小说选》的修改本，发现许多修改之处都体现了“贴到人物写”的宗旨。像早期版本说放鸭子苦的是“寂寞”，一个人撑着个“鸭撇子”，一早就离开村庄，到茫茫的水里去了，到天擦黑了才回来，“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而到了1982 年，文中的“寂寞”改成了“冷清”。显然，老头儿认为20 世纪40 年代一个放鸭子的农民，脑子里是不太可能有“寂寞”这样的词儿的，因此换成了更加通俗的“冷清”。这个修改例子，老头儿自己生前都没提过，可能随手改过就忘了。没承想，却让杨早挖了出来。类似的开掘，书中还有很多。
这本书的一个特点就是读着很顺，没有疙疙瘩瘩的地方。要说的事情都说得明明白白，不拐弯抹角，也不故作高深，有意唬人。古人曰：修辞立其诚。对于他们这样受过严格学术训练的人来说，这样行文应该是有意为之，是出于对读者的尊重。
不知是不是当过记者的缘故，杨早这本书的不少文章，并不是单纯分析汪曾祺的作品，往往会一笔宕开，用史料和现场采访资料对作品的内容进行补充和拓展，比如高邮历史上几次决堤的情况，比如高邮鸡鸭炕房的分布情况，比如高邮士绅在赈灾中的作用，他甚至考证出汪曾祺在回忆文章中提到的1931 年高邮运河决堤的日子没有记错，就是阴历七月十三。老头儿自己对此都没有把握，在文章中特地加了一个括号，内写“可能记错”。在我看来，这些“闲笔”更有可读性，可以让人从更开阔的角度理解老头儿。
杨早在这本书中提出了不少观点，有些很是让我惊诧。比如他从《八千岁》中分析出汪曾祺很懂物价，从《鸡鸭名家》中看出汪曾祺精通生意经，这些是我们家里人以前闻所未闻的。我们一直以为汪曾祺对经济一窍不通，而且毫无兴趣，连自己的稿费有多少都弄不清。看来，对这个老头儿应该重新认识了。
这本书所谈论的汪曾祺小说，都是高邮题材，这大约与杨早的祖籍是高邮有些关联。其实杨早跟我一样，从未在高邮生活过。他们家从祖父那一辈便离开了高邮，他是在四川长大的，以后又在广州、北京求学，与高邮全然不搭界，四川话应该说得比高邮话好。不过，一个人的故乡情缘是很难割舍开来的，总会或明或暗地体现出来。这些年来杨早多次回到高邮，寻根问祖，查阅典籍，巡游采风，因此在文章中谈起高邮风物习俗来头头是道，一点也不“隔”。汪曾祺创作了大量以高邮为题材的作品，从中可以看出他对故乡的感情。如今杨早又以这部分作品作为评论的对象，体现的是同一种故乡情结。不知杨早以为然否？

为什么汪曾祺无可替代？
这个问题值得我们反复追问下去，因为这不仅关乎对汪曾祺的阅读方式，关乎汪曾祺的文学史定位，还关乎中国文学在过去与未来的可能本书挑选并细致解读了汪曾祺极具代表性的十篇“高邮系列”小说，涵盖《受戒》《大淖记事》《鸡鸭名家》《异秉》等名篇，从历史氛围、生活环境、创作理念、叙事风格等不同角度进行深入剖析，阐释汪曾祺的文学创作秉持的独树一帜的美学标准。在书中我们不仅将感受到汪曾祺笔下中国故事的独特韵味，更能体会出那并存于汪曾祺身上的文人味与烟火气、世俗与诗意、平和与反叛。

杨早，北京大学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话题”系列主编，阅读邻居读书会联合创始人。著有《清末民初北京舆论环境与新文化的登场》《民国了》《野史记》《说史记》《早读过了》《传媒时代的文学重生》等，编有《宁作我：汪曾祺文学自传》、“大家小集”丛书之《汪曾祺集》。

凌云岚，北京大学文学博士，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近年主要关注区域文学与文化史、现代女性作家与社会等。著有《五四前后湖南的文化氛围与新文学》。
两位作者曾合编“大家小集”丛书之《沈从文集  小说卷》及《沈从文集  散文卷》，合译《合肥四姊妹》，均参与《汪曾祺别集》编纂工作。

目　录
三说汪曾祺…………1
汪汪地向前流去…………2
“好看的应该长远存在”…………12
一部《高邮传》，作者汪曾祺…………19
壹读：20 世纪80 年代各种情感的总和——《受戒》…………29
“十分迷人”又“毫无意义”…………31
汪曾祺为什么写《受戒》…………34
“愁云密布的文学天空”中的一抹亮色…………36
“为什么写写旧社会就不行呢”…………39
“中国人的各种感情的一个总和”…………42
贰读：像故事的故事——《大淖记事》…………47
“大淖”这地方…………50
巧云这个人…………53
纳外来于传统…………57
叁读：四十年间，三写王二——《异秉》…………63
“要贴到人物写”…………66
“语体文习作班佳卷”…………70
“等王二来，这才齐全”…………76
“对生活的一声苦笑”…………82
“写旧生活，也得有新思想”…………88
肆读：汪曾祺的生意经——《鸡鸭名家》…………93
一不小心撞上了历史…………95
鸡鸭名家出高邮…………99
“失去我的圆光了”…………102
小说的主角，首先是父亲…………106
显性结构与隐性结构…………109
这个人怎么懂这么多…………114
借着鸡鸭，回望故乡…………117
伍读：草炉烧饼的时代结束了——《八千岁》…………123
草炉烧饼…………125
时间的意义…………128
八千岁守成不变…………130
八舅太爷摧毁规则…………134
小城里的边缘人…………136
陆读：士绅传统的传承——《故乡人》…………141
1931 年大洪灾的记忆…………143
高邮士绅的救灾传统…………146
王淡人与老杨，是汪曾祺刻画的“士绅”…………151
写水灾，也呼应着士绅传统…………156
柒读：一二三，才够意思——《晚饭花》…………161
“晚饭花”的意义…………163
出嫁的故事…………167
都是“后一个”…………171
捌读：那些“不上不下”的体面人——《岁寒三友》…………177
玖读：想飞，没有飞出去——《徙》…………187
拾读：士在平民之中——《鉴赏家》…………199
附录…………207
为什么汪曾祺无可替代…………208
与汪曾祺谈创作…………220
“夫子自道”——汪曾祺的沈从文解读…………239
三代读汪，读他的高邮（跋）…………253

为什么汪曾祺无可替代？
这个问题值得我们反复追问下去，因为这不仅关乎对汪曾祺的阅读方式，关乎汪曾祺的文学史定位，还关乎中国文学在过去与未来的可能本书挑选并细致解读了汪曾祺极具代表性的十篇“高邮系列”小说，涵盖《受戒》《大淖记事》《鸡鸭名家》《异秉》等名篇，从历史氛围、生活环境、创作理念、叙事风格等不同角度进行深入剖析，阐释汪曾祺的文学创作秉持的独树一帜的美学标准。在书中我们不仅将感受到汪曾祺笔下中国故事的独特韵味，更能体会出那并存于汪曾祺身上的文人味与烟火气、世俗与诗意、平和与反叛。

杨早，北京大学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话题”系列主编，阅读邻居读书会联合创始人。著有《清末民初北京舆论环境与新文化的登场》《民国了》《野史记》《说史记》《早读过了》《传媒时代的文学重生》等，编有《宁作我：汪曾祺文学自传》、“大家小集”丛书之《汪曾祺集》。

凌云岚，北京大学文学博士，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近年主要关注区域文学与文化史、现代女性作家与社会等。著有《五四前后湖南的文化氛围与新文学》。
两位作者曾合编“大家小集”丛书之《沈从文集  小说卷》及《沈从文集  散文卷》，合译《合肥四姊妹》，均参与《汪曾祺别集》编纂工作。

“中国人的各种感情的一个总和”
汪曾祺后来有一个颇富趣味的说法：“《受戒》的产生，是我这样一个八十年代的中国人的各种感情的一个总和。”
从《受戒》到《大淖记事》，批评家不断追问汪曾祺，也不断追问自身的一个问题是：小说中的“性开放”是真实存在的吗？这种现象值得肯定吗？连对汪曾祺小说充分肯定的评论者也不免要在赞美之余，提出自己的疑惑：“但作者的态度终究太过客观，这可能使一些鉴别力不高的读者，良莠不分。个别细节描写，如巧云对刘号长勉为其难，也损害到作品的审美价值。”（凌宇《是诗？是画？》，1981）《受戒》虽然没有《大淖记事》那么直接地涉及性，但也颇有人从中读出了性爱的意味：“题目是‘受戒’，主题却是‘破戒’；写的是佛门，歌颂的是尘世。写尘世之美又写得彻底：不仅有和尚娶亲、赌钱、杀猪、吃酒以及农家乐等场面事件，而小说结尾小和尚明子竟在刚受完‘戒’和小英子划船回家的水路上，两人就盘算了如何叛佛皈俗，将船划进密密的芦花荡里去了……这一大胆别致的情节，使小说对充满虚伪的神的世界的否定达到十分精彩的境地。”（汪家明《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1987）
《受戒》中潜在的性书写并不稀见，如让明海“傻了”的小英子的光脚印：“五个小小的趾头，脚掌平平的，脚跟细细的，脚弓部分缺了一块”，明海“身上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他觉得心里痒痒的。这一串美丽的脚印把小和尚的心搞乱了”——这并不是小和尚单方面的绮思，小英子在干活时“老是故意用自己的光脚去踩明子的脚”。还有论者指出，“《受戒》的结尾，那段绝妙的写景也是写的性，是性成熟的状态”（李国涛《汪曾祺小说文体描述》，1987）：

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

这些青春性心理的描写与隐喻，十分到位且隐蔽，而且恰如其分地融化在通篇的诗化语言与风俗描画之中。后者无疑给予前者一种保护色，让读者可以在对小英子与明海纯真爱情的同情与赞美之中，获得一种犯忌的快感与性审美的释放——事实上，小说开篇慢慢铺叙菩提庵的诸僧生活，以及大英子对嫁妆的精心准备，还有明海初到此地，对市井生活感到目眩神迷，都围绕着一个主题：“和尚也有七情六欲。”《受戒》全篇情节，并无对抗性的矛盾，对抗性出现在作品之外：“和尚”身份与世俗生活的并置，给当时读者心理上造成的冲击。其中蕴含的反抗性禁忌的意味，是《受戒》面世后迅速走红的重要因素。这一点，就是批评者也看得清楚：

生活里有爱情，文艺作品应该给爱情留有一定的位置，这是理所应当的。但是我们反对滥写爱情，把爱情当作商品的标签；更反对笼统地把性爱当作至高无上的美德，加以颂扬。（国东《莫名其妙的捧场》，1981）

不过，即使是批评汪曾祺“轻浅”“缺乏社会性”的论者，也认同“真正使新时期小说步入新的历史门槛的，应该是手里擎着《受戒》的汪曾祺”，因为同时期的《班主任》《爱，是不能忘记的》，究其实，不过是“十七年小说”的仿制品，观念的变化并不意味着写作模式的根本改革。但“‘十七年’小说热衷、强调也不容动摇的诸如主题的功利性，题材的重大性，人物的典型性，格调的时代性，如此这般的创作原则和规范，在《受戒》这里，竟被汪曾祺来了一个彻底的逆反和颠倒而成为‘非功利性的主题，非重大性的题材，非典型性的人物，非时代性的格调’”（马风《汪曾祺与新时期小说——一次文学史视角的考察》，1995）。这无异于对新时期小说家进行的一次小说观念的“受戒”，随后兴起的“寻根”浪潮、先锋小说、地域写作，似乎都能从汪曾祺那里寻到源头。
汪曾祺自己，也将《受戒》看作某种时代的产物。他后来说：“我的女儿曾经问我：‘你还能写出一篇《受戒》吗？’我说：‘写不出来了。’一个人写出某一篇作品，是外在的、内在的各种原因造成的。”（《〈汪曾祺自选集〉自序》，1986）
对《受戒》这篇小说的疑虑、喜爱与批评，正不妨可以看作八十年代初中国社会“各种感情的总和”。

这本书的一个特点就是读着很顺，没有疙疙瘩瘩的地方。要说的事情都说得明明白白，不拐弯抹角，也不故作高深，有意唬人。
——汪朗，汪曾祺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