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知的力量(未来生存指南)

1996年，伦敦的城市·伊斯灵顿学院（City and Islington College）为初学者及成绩落后的学生开设了一门法语速成课。修课学生有十几岁的葆拉，她戴着一副金属边框眼镜，看上去很认真，过去连一个法文词也没说过；留山羊胡、戴耳环的达敏德不但是头一回学法语，连普通中等教育证书会考 （General Certificate of Secondary Education, GCSE）的西班牙文考试都没通过；阿布杜尔则是没通过德文考试；沙文德和玛丽亚没通过法文考试；艾米莉的法语表现让老师很不看好，老师要她干脆放弃，别再学了。不过，这些学生并未自认回天乏术，反倒报名速成班，抓住独一无二的转机。课程为期5天，学生将接受语言学家米歇尔·托马斯（Michel Thomas）特立独行的教学。

托马斯头发灰白，穿着蓝色轻便夹克，气质沉稳而优雅。“很高兴认识各位，”他和这批新学生说，“我很期待今天的教学，但是我们得先把环境弄好一点。你们想必坐得不怎么自在吧，我希望你们上起课舒舒服服的。所以，教室得重新布置一下。”他从教室外的卡车上找出很多出人意料的物品，扶手椅、枕头、咖啡桌、植物、风扇，竟然还有一张柳条编织成的折叠屏风，用来替换教室的标准配备。学生们费了点心思让教室焕然一新，豪华的高背扶手椅排成半椭圆形，拉下蓝色窗帘，灯光调暗，展开柳条屏风将扶手椅围住，整个空间看起来倍加舒适，大大拉近了师生距离。

教室里全不见书桌、黑板、纸张，圆珠笔或铅笔。托马斯不想让学生练习读或写，不叫他们尽力回想所学，就算到了下课前，也不要他们回顾今天学到了些什么。他要学生这样想：学生上课时想不起以前学过的知识，并不是学生的问题，而是老师的。艾米莉一脸怀疑，达敏德和阿布杜尔忍不住微微一笑，一脸淘气。每位学生都掩饰不住对眼前这名老头的好奇，他说的是真的假的？千万别费力记住上课教的东西？

“我要你们放轻松。”

英国广播公司（BBC）拍摄了纪录片《语言大师》（The Language Master），记录了托马斯的教学法以及这5天课程的成果。法语系主任玛格丽特·汤普森（Margaret Thompson）获派评估教学成效。在课程尾声，汤普森到教室观察学生运用高阶文法规则来翻译完整的法文句子。要知道，他们大多一辈子没说过一个法文词，有个词组一般人可能要花好多年才能应付，艾米莉却在课堂口译了出来：“我想知道，你今晚要不要和我一起去看看？”葆拉赞赏托马斯重视让学生保持冷静与耐心。据学生说，短短5天像是学了整整5年法文课。汤普森对这样的结果感到很惊讶，只能尴尬地听着学生称赞自己的表现。

米歇尔·托马斯晓得，探索陌生语言是何等让人胆怯。除了惯见字母出现新的发音，学生还得面对词汇新义、词性欠缺和其他古怪的文法结构。因此，尽管上课气氛轻松，这些学生脸上仍看得出慌乱：焦虑的笑声、尴尬的微笑、呢喃的道歉、说起话结结巴巴、犹豫迟疑、目光流露困惑等。要学习外国语言，必须航向不熟悉的领域，按托马斯的说法，新学一种语言等于是钻研一件“格格不入的外来事物”。大脑为了抵御“外来种”，会出于本能设置防御工事，而身为教师，首要也为困难的挑战便是帮助学生将护墙拉倒。在这个速成班上，托马斯改变了教室氛围，将压力及忧虑化为平静与好奇。他不知使了何种手法，悄悄让学生敞开了心胸。原本，他们遇上一时弄不明白的东西就习惯放弃，现在突然都变得更有意愿探索未知天地了。

《语言大师》于1997年播出，此时的托马斯已是一位传奇人物，会说11种语言，还在洛杉矶及纽约设立个人教学中心。支持者对他崇拜得不得了，而这多亏了他拥有一长串出名的客户，例如知名影星葛莱丝·凯莉、传奇民谣歌手巴布·迪伦、大导演希区柯克、可口可乐公司、宝侨，以及美国运通。制作人奈杰尔·利维（Nigel Levy）在制播《语言大师》前曾接受托马斯指导，他形容托马斯的课“令人惊叹”。演员埃玛·汤普森上过托马斯的课程后，盛赞这是她“一生非同凡响的学习体验”。前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称托马斯能“缔造奇迹”。曾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人文学院院长的赫伯特·莫里斯（Herbert Morris）则透露，他跟着托马斯学西班牙文，不过几天就抵得上1年，而且在9个月后还记得所学。

托马斯说：“要紧的，是把（与学习有关的）紧张与焦虑拔除得一干二净。”他很注意学习者的情绪，如此考虑不但闻所未闻，甚至翻转了既定的教学思维。比如，他在教法文时，常常一开头就告诉学生，法文与英文有几千个共通词，只是听起来不太一样。举例来说，i-b-l-e结尾的词如“可能”（possible）、a-b-l-e结尾的词如“桌子”（table），全源于法文。他有次开了个玩笑：“法文发音发得一塌糊涂，就成了英文。”托马斯将生词重新打造成学生熟悉的语汇，因此能在教学一开始就提供给学生牢固的“积木”，拼出语言的图景。学生将新知识一点一滴嫁接到旧知识上头，借以表达想法，从头到尾都没有套用死记硬背得来的词组。托马斯要学生自主学习，很少直接纠正他们的错误。

到了2004年，托马斯推出法文、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教学CD和录音带，这些在英国已是畅销的语言学习素材，里头录制了他教导两名学生练习语言的情形。但托马斯不只于语言学有专精，还战功彪炳。该年，他在美国华盛顿特区“二战”纪念碑接受表彰，获颁银星勋章。托马斯于2005年在纽约市过世，生前已入籍美国。他出生于波兰工业城罗兹，原名莫尼耶克·克罗斯可夫（Moniek Kroskof）。克罗斯可夫除了在集中营之间流转而大难不死，还率领过部队作战，并为盟军充当密探兼审讯敌犯，在“二战”后让超过两千名纳粹战犯落网。“米歇尔·托马斯”是他的第五个化名。

托马斯对极权主义宣传花招的亲身体验和战后的密探经历，并非传记逸事。德国那段过往让他清楚认知到，人类心智面临模糊因子时，如何骤然封闭或敞开，而这正是本书要关注的核心。托马斯亲眼见证了纳粹主义如何培育为热诚的信徒，使他们轻忽乃至鄙视世事的模糊和道德的多元复杂；他之后花了几十年发展教学方法，想在语言学习者身上熏陶出截然不同的心态。其实，在《语言大师》制播的50年前，他便在某个事件中试验了初步想法，但作风和在城市·伊斯灵顿学院的教学完全相反，想来教人发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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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曾任希特勒黑衫军情报局少校的鲁道夫·锡克曼（Rudolf Schelkmann）藏匿于德国乌尔姆，将一群忠于纳粹的人组织起来，拼命想恢复纳粹统治，但这个组织相当松散。同年11月，锡克曼和三名前黑衫军军官打算与某人会面，据称这人领导着一个势力更大、权力更集中的新纳粹地下反抗组织；其实，锡克曼等人已中了圈套，预备与他们见面的便是莫尼耶克·克罗斯可夫，即米歇尔·托马斯，这名出生于波兰的犹太人这会儿是美国陆军反情报兵团（Counter Intelligence Corps, CIC）的密探。

托马斯身负重任，要将战犯绳之以法，奉命让锡克曼的组织现形，终将之瓦解。另一名CIC探员化名汉斯·梅尔（Hans Meyer）努力和这个组织打好关系，但锡克曼的口风始终很紧。终于，他同意透露组织成员姓名和运作细节，前提是和梅尔的上司见一面。这时，托马斯绝不能让锡克曼及其党羽识破整个圈套。经过小心翼翼的安排，他在这场重要会面前，刻意让这群乱党饱受折腾。

会面当晚，锡克曼等人听从梅尔指挥，先躲在乌尔姆西南方一处藏身之所。在全无预警的情况下，一群摩托车骑士出现将他们带走。托马斯等到风强雨大时才下令行动。这些人坐在摩托车后座饱受刺骨寒风，衣服也被雨水打湿了，然后被抛在一条全无人迹的马路上；接着他们又被蒙上眼睛塞进两辆汽车，在一片黑暗中，他们能听见人声互通暗语，通过一个个伪造的安检站；之后，他们被赶下车，摸黑沿着泥泞小路前进，有人领着他们踏过一滩滩冷冽水坑；后则是在没有暖气供应的走廊等候，一句话都不能说。他们仍被蒙住双眼，只能听见简练号令和短促脚步声、房门匆匆打开又匆匆关上。等他们终于被带进小屋房间，取下蒙眼布，已是午夜时分。

托马斯（黑衫军余党以为他叫作法郎兹伯格）在一张大书桌后迎接这群密谋造反的人，他身上除了一件军队式样的棕色上衣，其他与平民装束无异。就忠于纳粹的乱党所知，他原为德国帝国保安总局（Reichssicherheitshauptamt, RSHA，英文名称为Reich Main Security Office）高级官员，这个情报单位一度受希姆莱 （Heinrich Himmler）监督。法郎兹伯格把猎人小屋伪装成领导“全面”反叛的地下组织总部，除了挂着希特勒与其他纳粹要人画像作为装饰，也点缀着手榴弹、机关枪、手枪、火焰喷射器及破坏工具组，还有一个打开了的保险箱，里面摆着成沓钞票。

托马斯举止怠慢，点头说了声“坐”，他们就坐了下来。他一语不发，仔细盯着一份内容不明的卷宗好一会儿，才向锡克曼表明立场，说是绝不允许反抗组织各行其政。说白了，不受他指挥的军事行动等同通敌。托马斯举手投足仿佛不假思索，不将锡克曼和他的小组织放在眼里，他不停接打电话，强调自己对他们不感兴趣。部下进进出出，显然是在传递紧急信息。曾任纳粹少校的锡克曼一时慌乱，提供了托马斯想获得的详细情报：他自身的背景，房间内其他黑衫军余党的背景，组织名称、章程、行事方法、人员架构、招募方式，等等。

CIC当晚的行动并非无懈可击。托马斯的弥天大谎需要大约30个人合演一场好戏，而且各有各的剧本，整场戏难免会有差错或前后不一。反情报作战是成是败，便取决于这些小地方，种种不寻常的迟疑、古怪的回应、不由自主的抽搐，全看对方将之解释为心怀不轨还是无心之举。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提过，这就是某位苏联间谍抽烟斗的原因（如此就能保持面无表情）。衣服钮扣呈十字交叉而非对排，也可能泄漏探员国籍，让别无破绽的行动功亏一篑。在埃及，有名外国探员便是在公共厕所的站姿露了馅，才败露身份。托马斯很清楚，情报战里没有无足轻重的细节。何况，锡克曼有谍报人员背景，极为难缠。

锡克曼有两次机会揭穿当晚骗局。次是在要求托马斯任命他为情报头子的时候。托马斯和为其撰写传记的克里斯托弗·罗宾斯（Christopher Robins）说：“我没料到他会提这要求……我若答应他，就得带他进入组织，但我显然办不到。于是，我指出了他情报行动的缺失。可说实话，那些运筹调度让人不得不佩服。”托马斯不仅得捏造出一套间谍密谋，还得立即贬低一个运作良好的间谍网络。不过，锡克曼并未抓住机会，也未提出异议。该晚第二个成败关键是锡克曼出人意料地要求托马斯下达指令，据托马斯回忆，这是危急的一刻。

“现在，你对我们有什么指示？”

据罗宾斯转述，托马斯担心自己“一时不察卸下伪装，跳脱了扮演的角色”，然而黑衫军余党仍未察觉。托马斯回复镇定，命令这群德国人暂停一切待定行动，准备接受视察。他整晚的表现有两次露出空门，但锡克曼也两次错失良机。

先前让这群人吃尽苦头，像是蒙上眼睛、换乘交通工具、行走过泥泞地面、浑身衣物湿透、受尽屈辱对待，这一连串演出总算有了报偿：他们忽略了所有破绽。当晚计划的成功，并非仰赖完美无瑕的执行。相反，托马斯知道犯错在所难免，而万一破局，他就非得当场逮捕纳粹分子不可。他的高明之处是操纵对手情绪，让他们觉得局面并不完全在自己掌握中，也就比较不容易注意到对方片刻的失误。

过了几个月，托马斯辞去CIC的职务，从德国前往美国。另一名探员接手任务，诱捕顽强的地下纳粹分子，他装作是法郎兹伯格的代理人，安排与锡克曼及其党羽在当地啤酒馆会面，锡克曼等人可以带太太或女友与会。这一次，探员在场面紧绷时流露慌乱，德国乱党发觉事态不对，激烈质问起来。惊慌失措下，探员拔出枪支，而藏身酒馆另一处，担任后援的便衣警员只能介入将乱党逮捕。抓到的组织成员比原先期盼的少很多。

锡克曼在牢里待了12年。初在起诉时，检方告诉他法郎兹伯格也为美方工作，锡克曼和同党还激烈否认，好像不明白检方在说些什么。托马斯的学生敞开了胸怀，黑衫军余党却将心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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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要谈论的是我们如何理解世界；谈论人在心生困惑、前路未明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当然，日常生活的挑战大都直截了当：下雪了，我们知道想出门就该披件外套；电话响了，我们就接；红灯一亮，就得踩刹车。但是另一方面，有广大的知识领域让大多数人完全摸不着头绪，让你盯着古巴比伦楔形文字或聆听粒子物理学家辩论，如果你也跟我一样对这两者完全不熟悉，就会脑子一片空白。若非对知识有一定基础，就不可能不觉得困惑。要是全无头绪，我们就会很肯定自己的无知，一如我们也很肯定每日生活有哪些老规矩。在书里，我探讨的是两个之间的模糊地带，也就是说，理解特定经验所需的信息不是付之阙如，就是过于复杂或彼此矛盾。像这样难以寻觅完整意义的情境，正是“模糊”（ambiguity）所在。

模糊所引发的心理状态被称为“犹疑”或“彷徨”（uncertainty），而这种心态会“放大”情绪，于是，焦虑会让人更加痛苦，乐趣会令人特别愉快。举例来说，填字谜的乐趣便在于苦思并破解可以作多种解释的线索。从古到今一向大受欢迎的侦探小说，则是让读者对破案提示和犯人犹疑未决，从而生成悬念。费解的现代艺术、多样的诗、刘易斯·卡罗尔在《爱丽斯漫游奇境》里的谜语、西班牙文学大师马奎斯的魔幻写实文学、卡夫卡存在主义式的讽刺作品等，“模糊”浸透了各种艺术形式与伟大作品，代表其潜在的本质能够牵动人类情绪。德国文豪歌德说：“与之同感便无动力，与之矛盾则创意不绝。”模糊也是如此。

旅行、科学博物馆和伤脑筋的难题，表明了模糊与神秘大有潜力，能抓着人的想象不放，但这些也指出了人与所感知到的失序间，关系是多么不稳定。我们希望自身的犹疑能如现代美术展览那般，是细心安排的结果。有许多让人犹疑的情境会让我们觉得开心，因为不具威胁性，比如挑逗不谐和音的乐曲或耍弄疯狂的恐怖电影。可是，“现实”生活的彷徨是因为无解的事件、不明的意图、未有定论的财经或医学新闻。也许你的配偶工作条件过人，却未获录取；也许你身体不适，医师的诊断却不能解释所有症状；也许你正和不怎么信任的人洽谈生意；也许你身处变动极快、竞争极大的市场，正努力规划将来营运；又或者你正决定要去哪所大学就读、要到哪个地方定居；等等。人生中必须做出关键决断的时刻，总是涉及在利害关系极大的局面中处理模糊信息，而今日世界更是让人穷于应付，惶惑混乱。

现代人生活很矛盾。一方面，运输、通讯、生产等技术加速发展，理应提供更多可供自由运用的时间；另一方面，相关科技发明却让选择快速增加。传统信件的递送慢如蜗牛，电子邮件传输速度快得太多，网络也带来了推特（Twitter）、YouTube等平台。德国社会学家哈特穆·罗沙（Hartmut Rosa）是这么形容的：“无论怎样加快‘生活步调’，我们都赶不上数据、信息、选项的洪流。”结果，我们接触世界的渠道更有效率，但感觉自己“拥有的世界”却不断紧缩。据估计，全世界90%的数据是近5年产生的。我们全遭信息淹没，就连简单的选择，像是去哪里吃饭、签订哪种医疗保险、购买哪牌咖啡机，都让人愈来愈焦躁。

同时，我们在社会上面对的焦虑也来自贫富不均逐渐扩大，以及不明朗的经济前景。许多产业似乎开始用机器取代人力，应对犹疑的心理很快就成为现代人的技能。经济学家诺里拉·赫兹（Noreena Hertz）近日主张，当今一大根本挑战正是“失序，也就是旧有既定秩序崩坏，而当前年代极难预料”。

自动化与工作外包让未来的工作者必须更能创新、更有创意。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劳伦斯·卡兹（Lawrence Katz）近提到，胜负全取决于一项提问：“遇上毫无条理的麻烦及新的情境，你能处理得多好？”照他的说法，能“转换为算法”的工作（表示能用机器取代）将不复存在。卡兹跟我说：“要想大有斩获，就得有能力学习新技能、适应工作环境，而且不受成规所限，找到有创意的方式解决困难。”

现在的工作者必须学习适应未知，而未来的工作者也得对未知有所准备。横跨社会学与教育学的学者米格尔·艾斯科泰特（Miguel Escotet）说得好，学校必须“教导学生面对犹疑”，原因很简单：大部分学生“几乎不知道进入就业市场时会碰上何种状况”。艾斯科泰特认为，教导学生面对犹疑，意味着让他们保有弹性，懂得自我批判，而且心怀好奇，勇于冒险。一旦人被焦虑打倒，这些特质就没戏唱了。同理，置身众多未明状况之中，企业家若不能冷静下来，便无法创新。应对模糊与犹疑的能力并不属于智力发挥的范畴，其实，本书之后将会提到，这和智商半点关系也没有，而是情感的挑战，是心态问题。我们如果做到了，就会大有好处。今日我们必须解决的疑难是，在工作职场、人际往来、日常生活中，在我们不知道该做什么的时候该怎么做。

过去10年，科学界对模糊因子大感兴趣。众多科学家专注于探索“结论需求”（need for closure）。这项概念经杰出的心理学家阿里·克鲁格兰斯基（Arie Kruglanski）细加阐述，表明了人类“渴求寻得某些议题的明确解答，只要能够避免困惑与模糊，任何解答都行”。和米歇尔·托马斯的非正统教学法一样，克鲁格兰斯基的概念，甚至是现代心理学对模糊因子的研究，都可以说是来自于想了解纳粹的心理研究。

1938年，纳粹心理学家埃里克·詹纳曲（Erik Jaensch）出版了《对范》 （Der Gegentypus，英文书名为The Antitype）一书。这本书令人作呕，将对事物的笃定描绘成心理健康的迹象。詹纳曲认为，怀抱疑虑正是心理疾病的佐证。“二战”后，加州大学心理学家埃尔斯·弗伦克尔·布朗斯维克（Else Frenkel-Brunkwik）提出了一项概念叫“难容模糊”（ambiguity intolerance）。她在实验中向受测者播放一系列投影片，上头一开始画了只小狗，后来逐渐变形为小猫。难以容忍模糊因子的受测者普遍倾向将世界分类得泾渭分明，结果这些人顽固地坚持投影片图像到后仍是小狗。不过弗伦克尔·布朗斯维克的结论和詹纳曲恰恰相反，她认为无法容忍模糊信息是心智不健全的特征。

与弗伦克尔·布朗斯维克相比，克鲁格兰斯基语带保留，却也更教人不安。他明白人类需要抹除犹疑，从毫无意义的事物中理出一个道理来，他认为人类要是缺乏促使化解矛盾、做下决定的心理机制，就算不上多能调适。少了谋求定论的冲动，人什么事也做不成，这便是“结论需求”。不过，克鲁格兰斯基也怀疑，人对犹疑的厌恶并非一成不变。他纳闷：是不是因为太想得到确切解答才产生了主义？纳粹党员对内心疑虑的反感日渐升高，再加上充满仇恨的意识形态，是不是也成了助长纳粹主义的祸胎？

其实，上述正是克鲁格兰斯基与其他学者的研究发现。本书后面会指出，要让人类世界运作，就必须保有想克服未定事物的心理需求。不过，和任何心理特点一样，这项特点在某些人身上会放大，在某些状况中会提升。克鲁格兰斯基跟我说：“只要改变情势、文化、社会环境等因素中任一项，人的结论需求也会跟着改变。”人对犹疑的厌恶会感染别人，我们会不知不觉染上周围友人的这类反感。在紧绷的场合，我们信任社交圈内的人胜过圈外人；疲惫会使人更加渴求秩序，压力也会。一旦结论需求居高不下，人便容易回头诉诸刻板印象、骤下结论，否定矛盾的信息，我们仿佛变得如纳粹余党锡克曼般顽固，坚称投影片上是小狗，不是小猫。

米歇尔·托马斯知道情境的力量能让心智敞开或封闭，他意识到如何操纵情境，借力使力，控制因模糊情境引起的不自在。CIC在乌尔姆的布局和托马斯在城市·伊斯灵顿学院的课程恰恰相反。在乌尔姆，他想让黑衫军余党感觉到无法掌控时间的压力，于是在面会中接打电话，还命“助手”一定要打断他；他想威吓这群乱党，便在猎人小屋囤积武器与一沓沓钞票；要使对手退居守势，就先将人安置在陌生的藏身处；要让敌人筋疲力尽、大感不安，便费心部署，让他们坐在摩托车后座穿越风雨，走过冰冷水坑，尔后边等候边受冻。而在伦敦，情况天差地别，他鼓励学生要有耐心，为了确保学生放轻松，他要学生别把记诵当成本分，甚至要学生把教室书桌搬上卡车运走，换成客厅家具和柳条编成的屏风，布置自己的学习空间，为求进一步帮助学生掌控学习，他向学生担保，他们早就熟悉上千个法文词。

托马斯以纳粹分子压抑疑虑的手段还治其人之身，之后则以合于理路的相反手法协助学生学习。恫吓、不适、时间压力，对身为CIC探员的托马斯而言都是盟友；等他成了教师，就全化为敌人。身为间谍，他知道如何让锡克曼及其党羽对潜在矛盾更可能视而不见，后来成了老师，也知道如何让学生在新学一种语言时不容易分心。托马斯很清楚，结论需求未必受人当下所应对的特定模糊因子约束。舒服的座椅和法文名词全无牵连，冷冽的水坑对要不要相信某人也没有直接影响，但他看清了一点：对不明事态的反应，极容易随不相干的压力而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