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维尔

崇明

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学者曼斯菲尔德教授的托克维尔导读简明、精辟，触及了托克维尔自由主义思想的核心，也就是对灵魂（soul）与伟大（greatness）的关注。在曼斯菲尔德看来，这一点恰恰是托克维尔自称为新自由派的“新”之所在，因为他之前的自由主义的典型代表人物霍布斯、洛克恰恰试图把灵魂和伟大从政治中去除。虽然曼斯菲尔德主要在托克维尔与17世纪的自由主义者之间展开辩驳，但在他的论述里，托克维尔与霍布斯和洛克的分野事实上构成了托克维尔与自由主义主流的区别。这一分野和区别当然需要更为细致的辨析，因为至少就洛克而言，《政府论》对灵魂问题的相对缄默并不意味着洛克并不重视灵魂的状态和拯救。不过，曼斯菲尔德确实让我们看到，托克维尔就政治之于灵魂与伟大的关联的谆谆教导在自由主义传统中的确独树一帜。
这一对心灵的不同寻常的执着敏感，可能首先源于出身贵族的托克维尔对民主的这一深切感受：民主几乎造成了一种新的人性（humanity），至少民主与贵族时代的人代表了两种人性。与古代民主不同，现代民主首先是一种民主人的生活方式，其次才是自治（self-government）的统治形式。不过作为生活方式的民主却不如作为自治的民主值得称道。托克维尔首先把民主界定为以身份平等为特征的社会状态，而这一社会状态中为原初的特征就是个体的孤立，因此缺乏社会性（sociable）和友善。曼斯菲尔德谈到，托克维尔与霍布斯、洛克的区别之一，是他没有使用自然状态这一概念。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民主与自然状态无关，因为民主虽然不是社会契约论设想的那样生成于自然状态，但它却能创造自然状态。曼斯菲尔德的友人、另一位托克维尔研究专家、法国著名政治哲学学者马南同样指出，民主不断地向自然状态回归以便从这一自然状态中走出。无论是创造、回归还是离开，自然状态构成了民主的参照。民主的社会状态以“一切人对一切人的竞争”取代了霍布斯式自然状态中“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正是在这样的竞争中，民主人会纠缠于骄傲、贪欲、焦虑、嫉妒、虚弱的欲望和情绪当中。这些欲望和情绪是霍布斯自然状态中的骄傲、恐惧、虚荣、权势欲的某些变形，只是国家的存在阻止了它们轻易发展为暴力冲突。所以，虽然通过社会契约形成的国家和政府终止了往往表现为战争状态的自然状态，为所有个体提供了安全与和平，但是平等个体构成的民主的社会状态仍然让他们生活在竞争所带来的压力和动荡中，结果他们往往像美国人那样，即使生活在幸福中也仍然焦虑不安。贵族制以种种等级、团体、家族构成政治、社会和伦理纽带，把心灵安顿在环环相扣的秩序中，民主则瓦解了这些纽带和秩序，发明了个体，而个体也更多地需要借助自身的努力来创造生活和意义。不过，托克维尔绝不是保守主义者，曼斯菲尔德也提醒人们注意他对贵族制的不义的批评。平等的到来与个体的创生也意味着新的自由和正义的可能。但是这一可能的实现必须以克服民主社会状态中的心灵病症为前提。这就是为什么灵魂如此显著地出现在托克维尔对自由的思考里。
托克维尔表明我们不应该对在民主时代里塑造健康、卓越乃至伟大的灵魂感到绝望。曼斯菲尔德反复谈到托克维尔试图在民主心灵中培育一种恰当的骄傲（pride）的努力。换言之，在自由中应注入骄傲，而不仅仅是利益。霍布斯致力于以利维坦国家来驯服骄傲，托克维尔则提醒立法者应该激发民众的雄心。骄傲不是民主的主要危险，谦卑则并非公民的德性。托克维尔这里谈到的谦卑不是基督教教导的人在上帝面前的自我降卑，而是平等个体出于自我的有限和软弱而对自我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贬低。当然，这里需要对骄傲加以界定，因为某种类型的骄傲亦是一种恶。骄傲是人的本性。平等一方面满足了人的骄傲感，因为虽然人与人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但是平等超越这些差异为人赋予了尊严。但是，这种尊严感是所有人都可以拥有的，它并不能满足人们对优越于他人的追求，而对优越的渴望是人性强烈的激情之一。结果，民主人事实上并不热爱平等，他们自认为比邻人优越，亦不愿意服从平等之辈的领导。所以，平等激发人的骄傲和嫉妒，这一骄傲事实上是轻蔑他人的傲慢。但另一方面，吊诡的是，这些既不能忍受平等也不能忍受他人之优越的民主人却往往只追求物质享受，胸无大志，眼光短浅，他们的自我认知事实上是卑微的。托克维尔为民主所宣扬的骄傲不是对邻人的傲慢，而是对自我的提升。只有真正提升了自我，才能克制和克服对邻人的轻蔑。这一提升，需要民主个体感受到自我的力量和德性，并因而产生自豪。作为自治的民主的重要意义就是培育公民的自豪。这就是为什么曼斯菲尔德强调作为自治的民主比作为生活方式的民主更为值得称道，或者说政治生活在民主所提供的各种生活方式中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因为缺少了政治生活，民主将同时陷入灵魂的傲慢和萎靡当中。
作为自治的民主的根本内涵在于公民通过联合来进入政治、承担责任并捍卫自由。曼斯菲尔德通过托克维尔本人的政治行动提醒人们，政治在本性上具有贵族性，因为政治要求统治，统治意味着领导和承担责任，而能够承担责任的领导者必须是卓越的。然而，在现实政治里，无论在贵族制还是民主制当中，这种卓越和贵族性都不多见。民主政治的重要方式是公民在政治实践中学习自治。在美国，这一学习方式主要有乡镇自治、陪审团制和政治结社。正是在这些实践和学习中，美国人理解了权利、法律、责任、德性，掌握了辩论、商议、法治、结社等自由的技艺。在美国，自下而上的人民主权在各个层面让公民成为自己的主人。自治也是统治，同样具有政治统治所要求的贵族性，并且要求公民同时能够统治和服从。正是在自治中，公民认识到自身的力量和品质，特别是意识到他们可以通过联合来解决重大的问题。曼斯菲尔德指出，正是因为结社这样的政治参与让公民感受到了灵魂的高贵，托克维尔才认为结社类似于贵族。在民主时代，结社不仅仅像贵族那样可以抵抗专制，更重要的是结社通过提升公民的自信和自尊让他们感受到灵魂的卓越。自治的政治生活的价值不仅仅在于让民众获得利益，更在于使他们因为灵魂的力量而感到骄傲。
曼斯菲尔德谈到，托克维尔与密尔这样的典型的强调个体性的自由派不同，他注重结社，对个体自身对抗大众的能力表示怀疑；因此，托克维尔也不像密尔那样对知识分子引导公共舆论充满信心，相反他尖锐地指出，民主时代的知识分子如哲学家、历史学家乃至诗人，往往被民主的公共舆论所支配。由此我们看到，托克维尔虽然致力于在民主时代维护贵族精神，但是他并没有寄希望于通常所谓的精英—不妨去看看他在关于1848年革命的回忆录中勾勒的从国王到议会领袖到理论家到总统的一幅幅精英肖像！在他那里，具有自治能力的公民才是真正的精英。美国的制宪国父和法学家阶层是他为推崇的美国精英，我们看到这些精英其实都是卓越的公民，而美国公民的卓越之处就在于他们愿意信服这些公民的卓越，因此在服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公民的卓越。正如托克维尔所言，服从本身不会败坏人，不正当的服从才会。正是在自治和法治（美国的自治是以法治为框架的）中培育的判断力和责任感才能够锻造灵魂强大的公民。
因此，曼斯菲尔德强调，托克维尔是关注灵魂而不是自我的自由派。确实，很多强调个体权利的自由派瞩目于自我而遗忘了灵魂，而在托克维尔那里，很大程度上只有放下自我或者说把自我置于超越自我的处境中才能发现灵魂。除了自治的政治生活要求民主个体把共同体置于自我之上，家庭和宗教也是民主个体走出自我的路径。很多人认为家庭不过是对自我的庇护所，然而在托克维尔的论述里或者说在他对美国家庭的观察当中，家庭的维持取决于男性和女性在情感、欲望、责任之间的平衡和节制，因此家庭事实上要求自我能够舍己与献身，能够为了家庭规训自己的情感和欲望。托克维尔与很多自由派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他并没有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划出的界限。在他看来，一个无法在家庭中安顿身心情感的公民（在他的时代主要指的是男性）必然会把心灵的混乱带入公共领域当中。
如果关注灵魂，必然要思考宗教，因为宗教关乎的正是灵魂之事。值得注意的是，民主在美国的发源和成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宗教性和灵魂性的。在美国，民主并非起源于社会契约，而是清教徒与上帝的圣约。这一追求灵魂拯救的圣约要求的是作为自治的民主，或者说这一自治是灵魂拯救的政治行动方式。不过，清教徒的圣约并不能对其他宗派的信徒和非信徒构成约束，强行约束的努力则造成了专制和冲突。终，借助《独立宣言》和宪法，美国人以社会契约建构了社会状态的民主并使之合法化，进而在制度层面以契约而非圣约的方式来运转其民主。因此，在美国，自由既有宗教的根源，又与宗教构成了张力。美国人则是借助自由精神和宗教精神的结合来平衡这一张力，以宗教维护自由，以自由支持宗教。正是宗教提供的纽带及其塑造的民情为自治提供了道德基础。所以，虽然社会契约规定了政教分离，但宗教依然成为美国首要的政治制度。换言之，在美国，法律是契约性的，民情则是圣约性的。在宗教所指引的对不朽的追求中，民主人能够战胜民主社会状态中物质主义、享乐主义、个体主义及其伴随的焦虑、嫉妒、虚弱等等，发现灵魂的高度、力量和卓越。宗教所教导的克己和对他人的伦理责任也提供了共和国所需要的德性。因此，美国人形成了某种共和神学，他们相信信仰创造德性，而德性是自由的基础。
正是出于对灵魂卓越的追求，托克维尔激励民主人特别是立法者去追求伟大，而很多自由派对伟大保持缄默，如果不是加以拒斥和批判的话。伟大首先在于灵魂的德性和卓越。但是，正如曼斯菲尔德在对伟大和善的辨析中指出的，托克维尔所理解的伟大有某种含混性，有可能背离德性和道德，譬如他所推崇的旨在振奋民主心灵的帝国事业就无法摆脱征服所带来的不道德和不义。这是很多自由主义者避谈伟大的主要原因，因为这一伟大对权利和利益构成了威胁。所以，自由主义通常把权利和利益置于伟大之先，这自然有其正当之处，尤其在西方人特别是欧洲人对伟大的追求在20世纪两次大战中遭到了重创之后。二战以来，对伟大的排斥使人权政治成为自由主义的主要内涵。但矫枉过正的是，人权的充分伸展迅速推进了西方社会的个体化，正是这一个体化对民族共同体及其自治—民主政治带来了重大的挑战。这一人权政治主要把权利仅仅理解为个体应得的占有物，而政治的主要功能就是权利的分配，满足各种个体和人群不断扩张的要求。结果，社会不断分化或者说多元化，国家与行政则持续强化，而共同性和公共性逐步被侵蚀。作为社会状态的民主的扩张让作为自治的民主陷入了危机。
曼斯菲尔德谈到，托克维尔没有提及《独立宣言》及其权利宣示，没有对作为自由主义的核心概念的权利进行抽象的理论论述，也没有像社会契约论者那样把权利作为实践的基础，相反他更注重在美国人的政治自由和民情中探究权利如何成为自治的政治行动，如何转化为德性。如果人们追求灵魂的卓越与伟大，那么就必须能够超越对自我的保存和满足的关注。从自我的权利上升到灵魂的德性与伟大，这是托克维尔为自由主义确立的方向。今天的美国民主，或者一般意义上的自由民主，可能尤其需要回到托克维尔那里去诊断其危机并寻找其道路。

多数的暴政
托克维尔说上帝的无限权力是安全的，因为祂的智慧和正义与其力量相当。但不完美的人类就不一样了。人类主权的无限权力会带来暴政，这虽非必然但可能性很大，除非另有预防措施。与霍布斯、斯宾诺莎和洛克以自由主义原则为依据的提议不同，在托克维尔倡导的民主社会，他不希望拥有主权的人民原封不动地接管上帝的权力。
但在美国，阻止多数暴政的预防措施是什么？民意形成了多数；立法机构代表并服从于多数；行政长官也是一样；军队是在服役的多数；陪审团是提交裁决的多数。法治算不上预防多数暴政的措施，托克维尔用“法律的暴政”一词明确表达了这一观点。他对暴政的定义是违背被统治者的利益的统治，这与不讲法律的专断有所不同。因此，法律可以是多数暴政的工具，而专断的统治也可以为被统治者的利益服务，尽管这在的专断统治中不太可能。暴政是一个人的统治，只不过多数的暴政是多数像一个人那样思考和行动。在美国，多数得到了谄媚者的奉承，因而“活在自恋当中”，跟路易十四没什么两样。
在民主制度中，多数的暴政有一个新的特点。在君主制（“独夫统治”）中，专制会通过粗暴地鞭打身体来打击灵魂，但民主的专制“绕开身体而直接压制灵魂”。套用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下卷里的话，民主的专制是“温和的专制”；它不是拷问和处死，而是在道德和智识上支配对方，是软攻而非硬攻。但也不全是轻言软语。托克维尔在一个脚注中举了两个多数的暴政的例子：在巴尔的摩，两个反对1812 年战争的记者被一群支持战争的暴民杀害；在费城，被释黑奴受到恐吓，被禁止投票。另一个例子是种族歧视，书中有一个出色的章节专门讨论美国三个种族——白人、黑人和印第安人，托克维尔对此展开了详细阐述。
这就是《论美国的民主》上卷的后一章，也是他探讨人民主权问题的高潮部分，是该书到此为止篇幅长的章节。托克维尔说，这里讨论的话题是美国特有的，即与美国的未来息息相关的三个种族。但他更深层的意图是通过对自豪和自由展开分析，揭示多数暴政的本质及其预防措施。
在美国，多数的暴政令人不快的两个例子曾经是——如今仍是——对于印第安人实质上的种族灭绝和对黑人的奴役。托克维尔研究了这三个种族，而不仅是两个居于从属地位的种族，因为他希望能论证暴政对于压制者和被压制者双方面的影响。暴政被定义为“违背被统治者的利益”，其之所以出现在现代各民族之中，尤其是因为他们因其所受的教育而不再相信的上帝，转而相信人无所不能，拥有“决定一切的资格和能力”。
托克维尔没有谈及任何一个种族天然的或继承的优越性。相反，区分这三个种族的是他们所展示或所缺乏的自豪感。托克维尔称白种人或新世界的英裔美国人为“杰出的人”，因为他们对待其他种族就像是人对待野兽一样，他们是征服自然的人。这种人对两个居于从属地位的种族实施暴政，后两者则是两个相反的。野蛮独立的印第安人显示出极大的自豪和自由，而黑人是另一个，他们被压迫和奴役，只能卑屈地模仿，毫无创造、毫无自由。两个从属种族的行为完全相反：黑人接受了白人的文明并试图加入白人的社会，白人却拒绝和排斥他们，而印第安人为其祖先感到自豪并对大自然的恩赐充满信心，他们拒绝白人的文明，与其保持距离。印第安人熟知自由的滋味，但因为在生活中总是幻想自己是高贵的，他们既不会自控也无法自保。黑人知道如何自保，但作为他人的财产，他们毫无尊严，因而无法自我改善，获得自由。这两种状况各自揭示了多数暴政滥用自豪感的结果：顽固的印第安人的命运是因为自豪感过多，而黑人的屈从则是因为几乎没有自豪感。白人多数如果没有适当关注自豪感，也可能会经历他们施加给两个被压制种族的悲惨命运。要想拥有自由，需要在拥有自豪感的同时具备理性，因为在民主制度中，出卖自由来换取行政效率看来总是合乎情理的。但自豪感也需要理性来节制其不切实际的幻想，并使其顺服于文明。托克维尔明确表示，要顺服于文明，而不仅仅是顺服于专业技能。
托克维尔赞同自豪感，但他在这方面仍然有别于托马斯·霍布斯制定的自由主义的原始形式。他的理论声称，为了产生文明，人不仅应该节制，必要时还应该抛弃自大。在自然状态中，人与人始终彼此冲突，那是一场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在那种状态中，为了自保，他们需要把自己那些虚荣的幻想统统丢进恐惧的冷水中。有过那样的经历之后，无论是在事实上还是在想象中，人们就会做好准备接受文明，在文明的社会里容忍他人，虽然不会过分屈从于他人。在霍布斯及其众多追随者看来，自由和自豪感是相互冲突的，他们教育文明的人必须学会反应敏锐和相处融洽。
在同一章中，托克维尔让我们看到，他选择了一条相反的道路。他不赞成建立一种社会契约来让人们为了文明而放弃自豪感，而是希望人能保留其自豪感，它与自由密不可分。拥有原始自由的印第安人必须与黑人及其乐于被文明同化的意愿相结合。其结果将会是这样一种“白人”，他们因为保有自豪感而保有自由，他们能够自保是因为他们的尊严不是建立在幻觉之上。这样的“白人”当然不必是种族上的白人，而是抛弃其对于两个从属种族的偏见的白人——托克维尔认为他们不大可能做得到。
当奴隶制与种族联系在一起——在美国的情形如此，一般的现代奴隶制也都是这样——肤色就成了奴隶永远的标志。白人因为偏见而把他看作处于人兽之间的低等人类。自由主义者可能会断言——《独立宣言》也可能宣称——人人生而平等，但这种主张实际上使得奴隶制更难废除了，因为白人不把黑人看作具备完全人性的人类。独裁者完全可以在美国废除奴隶制，就像欧洲列强的殖民地都废除了奴隶制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