汗青堂丛书025·冲击与回应：从历史文献看近代中国

20多年前本书刚出版时相比，相关主题的文献已经扩充数倍。北京、上海和台北出版了大量的史料和专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一系列研究尤其引人注目。此外，大量日文、西文（尤其是英文）的研究成果也层出不穷。这个主题的文献目录已经今非昔比了。

1839—1923）代表性的文献选集，本书关注的人物和文献仍具有头等的重要性。

1923年之后才崭露头角。再大胆些讲，激进的新思潮从1923年起逐渐壮大，以新思潮为指导的新的文献编纂标准建立了起来，但这一新标准并未使本书收录的文献过时。例如，民间信仰的历史、农民抗争的历史、妇女解放的历史、现代白话文学的历史、中国法律的历史以及海外华人的历史，都从尘封的记录中被发掘出来，并被摆上了研究的前沿。我们通过再编一套文献选集来反映史学研究的新进展，这种补充使得近代中国的广阔图景变得更加完整，但不会让本书的材料显得没用或者无关紧要。

“中国回应西方”的概念意味着对“刺激（或挑战）／回应”观点的接受。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在其12卷的《历史研究》（1934—1961）中使这一生物社会学概念广为人知；这一观点似乎低估了中国自身的传统和创造力—似乎中国人只能被动接受外来影响，他们积极地投身变革也只是为外来影响所驱动。我们承认，“刺激／回应”概念确有其局限，因为“刺激”和“挑战”是暧昧而模糊的表述，它们既可以表示主观感受到的刺激，也可以表示自觉认识到的挑战，甚至可以表示客观条件的变化—以历史学家的后见之明看来，似乎它在“刺激”或“挑战”。

“‘刺激’（或‘冲击’）和‘回应’的表述并不严谨。我们斗胆假设‘西方冲击’曾发生在前，仅仅是因为我们所谓的‘中国回应’的行为发生在后。这种‘中国回应’正是我们要研究的，但它显然是中国整体行为的一个部分。换言之，‘西方冲击’仅仅是中国多样图景中的元素之一。要解读这种回应是困难的，我们必须把它放在中国的总体历史中考察。”所以，我们在编写本书时，将“中国思想传统的若干因素”作为首要的主题。

1923年。但是，外来影响（来自苏联、日本、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继续影响着中国历史。历史学家的解释任务与日俱增。我们仍然必须研究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观念及其应对方法，但这只是近代中国伟大革命的线索之一。

1954，以下简称《研究指南》）中应有尽有。

30多位学者的汗水。他们在一个相当狭小且同质化的领域里，共同代表着当时的汉学研究水准。初在1950年传阅的版本是一份篇幅巨大的稿本，得到了太平洋国际学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人文学部的支持。所幸的是，太平洋国际学会未被20世纪50年代初的麦卡锡狂热所断送，而当时洛克菲勒基金会在美国提倡和鼓励中国研究已经有20年了。此番对1961年版进行重印，或许可以看作对三个人的远见的致敬，他们是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威廉·L. 霍兰德（William L. Holland）、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大卫·H.史蒂文斯（David H. Stevens）和美国学术团体协会（ACLS）的莫蒂默·格雷福斯（Mortimer Graves）。土生土长的美国学者还会说，本书是美国汉学深深受惠于华人学者的又一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