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并快乐着：1978年前后一个农村孩子的生产生活

开始单干了

单干，就是说大家不再集体一起干了，也就是把生产队的集体土地分到每家每户。分到各家土地上的产出，按照一定比例上交国家和集体之后，其余的都归各家。

村里确定了要单干之后，就开始先把土地分到各家各户，接着把村里的生产资料，包括牛马驴和骡子，以及手推车之类的农具也分到各家各户。

当时，国家尚未统一规定土地承包的期限，周围各个村庄/生产大队的土地承包期限各有差异。各生产队当时还保留了一部分土地作为机动地，主要就是用于分给将来的新生婴儿和新嫁过来的媳妇。村民娶妻生子的时候，都理直气壮地向村里要地。一时还没有分出去的土地，村里就承包给出价的村民。即使到了1998年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生不增死不减的政策仍未全面执行。土地承包到户后，因为无力负担缴纳公粮提留和名目繁杂的费用，部分农户放弃了土地承包，或者转给其他农民。谁料想，后来国家不仅取

消了农业税及其他费用，还对种地农民进行补贴，先前放弃土地的农民又开始不乐意了，纷纷要求收回土地承包权，甚至一些地方还引发了一些小的社会冲突。

土地离村子的位置有远近不同，土壤的质量也有好坏之差，灌溉条件也有便与不便之分，土地上适合种植的作物也不一样。尽管平日里大家都友好相处，邻里和睦，但土地毕竟是农民的命根子，所以土地分配时，每家每户都不愿意让别家占了便宜，都不愿意后吃亏的那个是自家。乍一听起来，分配土地似乎还是个挺复杂的事儿。但实际上，农民的办法很多，分配土地的过程并不复杂。村里每家每户都十分熟悉集体土地的情况，在分配过程中不可能出现明显的猫腻儿。在生产队干部的主持下，或者把村里德高望重的老人抬出来，土地分配工作几天内就完成了。分配时，大家都想要质量好的地块儿，那就每家都有份儿；质量中等的地块儿，也大多平均分配到各家各户；质量参差不齐散落在各处的地块儿，就先根据往年的产出情况进行折算，比如差一点儿的两亩折一亩，折算完后再分到各家。每个待分配的地块都有编号，大家抓阄分配。这样下来，几乎家家户户都分到约10块地，离家远近各不相同，土地质量各有差异。

土地分到各家各户以后，农户就和村集体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上交国家集体的农业税和提留，都以承包合同面积而不以实际面积为准。但因为分配土地时，质量有好坏差异的土地有了折扣之说，农户到手的实际面积和承包面积就有了数量差异，有时差异甚至高达30%以上。当时，这一差异似乎理所当然，并没有引起太多关注，也不需要关注。但后来到了2004年，国家取消了农业税，开始对农业实行补贴。因为种粮补贴往往按照面积发放，两者之间的差异还是引发了一系列争执，农民要求按照实际面积进行补贴的呼声很高。

分配农业生产工具也比较顺利。能够做到平均每家一份的，大家都抓阄领取。当然，农具也多多少少有好坏之分，也有用起来是否顺手之异，但分配规则大家都同意。抓到了称心的，农民会格外高兴一些；抓到了不称心的，农民也就顶多牢骚几句。做不到每家一份的，就采取拍卖的方式，出价高者得之。拍卖所得，集体留一部分，其余的均分到各户。生产小队的一些牲口和大型农机具被集体卖了，收入归了生产小队，或者交给了大队。既然没有发到农民手，一些农民就认为这些钱去向不明，怀疑被生产队的干部

贪污了，相互间嘀嘀咕咕了很长一段时间。殊不知，这部分收入大多用于支付了单干之后村干部的工资和必要的公共支出。

尽管土地和农机具的分配难以做到公平，有些村民多多少少有些不满和牢骚，但也就是一时嘟囔几句而已。因为实行了单干，家家户户，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每个人都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希望。

土地分配到户后，相邻农户的地块之间就要划定边界。通常情况下，各家都会主动让出一部分土地作为边界，或是一条长长的地垄，或是一条便于通行的小道儿。由于村风朴实，邻里融洽，所以边界争议不大。间或也爆发了零星的小冲突，地界相邻的双方抱怨对方占了自家便宜。但这种冲突，充其量也就是互相牢骚几句而已，顶多邻里几天不说话，不日又和好如初，无伤大雅。尽管知道单干比吃大锅饭好，但在孩提懵懵懂懂的时代，究竟单干和吃大锅饭之间有多大差异，我当时还不甚明了。但随着家里农活的增多，我确确实实感受到单干和吃大锅饭的真正不同了。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人类史上颇为壮丽的现代化奇迹，探究中国之变无疑是这个时代社会科学理论皇冠上的明珠。作者是一个农家子弟，用娓娓道来的叙事方式、历史拐点的人生片段、鲜活而平常的事例，浓墨重彩地演绎亲身所经历的历史时空坐标转换，以工农城乡关系变迁作为观察改革开放40年整个社会变革与发展的主线，见证了农业、农村、农民由贫穷到温饱、再由温饱到基本小康水平的历史跨越，解码了由农业中国进入工业中国、由乡村中国进入城镇中国的必然逻辑，从而回应了时代的伟大实践。

——《中国乡村发现》主编   陈文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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