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考古第一人:黄宣佩传

读郭骥等著《上海考古人：黄宣佩传》，传主的形象不断浮现，并更趋丰满而真切。

黄宣佩先生是浙江宁波人，1930年出生，幼年在鄞南石桥村度过。其父在上海的轮船上担任大管轮，这使得黄先生童年时有机会进入上海生活；1937年，因父亲工作变动，又举家迁居香港。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黄先生只得返回老家。

孩提时代的经历，拓宽了黄先生的视野，也在他的心头留下城市文明的印痕。14岁那年，黄先生又来到上海，务工、求学。几年后，他以初中优等的成绩越级考入设在崇明的江苏省立水产职业学校。黄先生的梦想是，像父亲一样当一名好船员，在大海航行。

转变发生在1952年。这年5月初，正处于失业状态的黄先生在接到区政府通知后，参加了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的招聘考试，并顺利通过。同年上海博物馆开馆，他进入博物馆，担任书画大厅的讲解。之后，传主的故事就与上海博物馆紧紧相连，大的方面，我曾从黄先生这里，从同事同行那里，还有从上海博物馆馆史和上海考古历史的记述中，多多少少获知一二。唯有黄先生入职上海博物馆之前的这一段，与我而言在读本传前，乃是一片空白。但这一段，对于完整理解黄先生的职业生涯十分重要。

本传详尽地记录了黄先生的人生历程及其在考古、文博领域的工作与成就。全书分五章，章“少时求索人生路”，讲述黄先生22岁进入上海博物馆之前的早年经历。第二章“上海考古开创者”、第三章“文博事业领航员”、第四章“成就斐然树灯塔”、第五章“君子如玉化春风”，全面回顾了黄先生投身文博考古事业，执著于上海古文化的发现与守护的事迹。下面我扼要地将黄先生献身上海考古工作的精彩人生做一简述。

1952年5月16日，黄先生次迈进旧上海的跑马厅大楼，这里经陈毅市长亲自选定，改造为上海博物馆和上海市文管会以及上海图书馆的所在地。1953年，黄先生被选拔为讲解组的负责人。次年，又被选调参加由文化部文物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联合举办的第三期考古人员培训班。1956年，上海博物馆成立考古组，隶属研究部，黄先生任组长；后来又任历史部副主任、考古部主任。上海博物馆考古工作起步时，在上海市所辖范围内，除1935年发现的金山县金山嘴戚家墩遗址外，还没有其他古代遗址发现，同行间甚至流传柏油马路上有多少“古”可“考”的玩笑话。然而黄先生不为所动，对上海考古工作的前景充满信心。

1959年底至1960年初，黄先生主持对马桥遗址的发掘，这是上海次真正意义上的考古发掘。经过两个多月的奋战，考古队在地层中发现良渚文化、马桥文化（当时尚未定性与命名）、吴越文化的地层关系。经过后期的进一步研究，对这批遗存形成更科学、更系统的认识，遂将其命名为“马桥文化”，得到国内同行的认同。马桥文化的发现为上海西部地区成陆年代的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也证明了四五千年前上海已有人类居住生活。

1957年，黄先生赴江苏省青浦县崧泽村开展田野调查，发现重要线索。不久，青浦划归上海，黄先生即主持发掘崧泽遗址。在马家浜文化之上，发现另有一种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出土大量典型器物，经黄先生研究与考证，并及时发表考古报告，将此定名为“崧泽文化”。崧泽遗址的发掘，使得研究上海史的年代推前到6000余年。1974-1976年和1994-1995年，黄先生又两次担任领队挖掘崧泽遗址，取得后续成果。

黄先生于1979年担任上海博物馆副馆长，主管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他与各区县积极协商，多方筹措资金，加大对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其中对上海地区现存的、因年久失修而濒临损毁的许多古塔，展开了抢救性保护工作。

1984年，黄先生主持青浦福泉山遗址的发掘，次揭开良渚高台贵族墓地并非利用天然土山，而是人工堆筑高台的秘密，在学界引起高度关注。1992至1994年，他主持西林塔的修缮，并对西林塔天宫、地宫进行发掘，发现玉器400余件，数量之多、制作之精，均极为罕见，是研究明代民间玉器的重要收获。1994年，他主持对严重倾斜的嘉定法华塔进行抢修，发掘塔底的地宫和6层塔室的壁龛，清理出大量宋、元、明代文物。此外，他还主持对青浦青龙塔、万寿塔、泖塔等地面文物进行修缮，主持筹建青浦、嘉定、松江、奉贤等区县博物馆。在他的引领、指导下，上海各区县的文物保护工作得到顺利推进。

黄先生的考古学研究集中于中国南方地区考古领域。他以开阔的视野、缜密的逻辑思维和忠实于考古材料的科学态度，对各种考古学问题进行严谨的分析和研究，站在世界及中国考古学的高度，寻找中国古代文化和社会发展的规律。他还对良渚文化玉器的用途、制作工艺、玉器变白以及玉器刻符、玉琮、玉锥形器等进行深入研究。他统计了90余座墓葬出土玉器，综合器物的出土位置、纹饰、墓主性别等多方面信息进行论述，对玉钺、玉琮、玉璧、玉锥形器、玉冠形器、三叉形器、玉璜等的用途提出自己的见解。

在毕生的考古实践和研究中，黄先生领衔撰写出版了《马桥》、《崧泽》、《福泉山》、《上海古代历史文物图录》等学术专著，发表论文60余篇，为后人留下丰富的学术遗产。他曾被聘为上海大学文学院兼职教授，上海大学博物馆名誉馆长。1992年，黄先生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3年再获国务院颁发的“为文化艺术事业做出突出贡献”证书。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笔者在复旦大学求学时，聆听过黄先生的讲课。后来在工作中也与先生有所交往，得到帮助和指教。上海博物馆地下二层略带“神秘”色彩的贵宾厅，当年就是由黄先生安排，我等上海市历史学会会员一行，得以一瞻尊容。2013年黄先生仙逝，我因学校的其他公务未能参加后的告别仪式，留下遗憾，但先生温和、平静的神态早已刻入记忆的深处。

感谢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书，同时也感谢上海文化发展基金的资助。本传作者和黄先生哲嗣嘱我作序，不敢辞命，乃翻检相关资料，爰作小文，略抒心曲，以资纪念。今年10月8日，将迎来黄先生八十八周年冥诞，诚愿本书的出版，给昔日上海考古人送去一份深深的思念与崇高的敬意。

青年黄宣佩曾向往大海，后来因缘际会，一生奉献给了文博考古事业。我想，考古的田野又何尝不像是茫茫大海！黄先生是驶入了另一片海域，一生其实都在拥抱大海。而无论在那一片大海航行，都需要同样的沉着和智慧。所以读了本传，我才进一步明白：记忆中黄先生温和、平静的神态，正来自对于深邃、苍茫的大海之向往。

在此也衷心祝愿上海博物馆的考古工作，在黄先生精神的指引和激励下，继续破浪前行，向着辽阔大海的深处进发。

后感谢陈佩秋先生拨冗为本传题写书名，惠赐墨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