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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尚文 著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ISBN9787208152199
出版时间2018-07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定价52元
货号25309115
上书时间2024-10-31
前言 理性对待列宁政治遗产
这篇前言,原先想用“正确对待列宁政治遗产”做标题,仔细一想,虽然我力求以客观的态度阐述和分析这个问题,但由于资料不全和认识分析水平的限制,加上任何学术问题难免都有争论和不同看法,自称一己之见是“正确的”,实有“欠谦”之嫌。而“理性对待”则应当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做到的。对列宁的政治遗产,我们既不能像过去那样不加辨析,加以“神化”,用教条主义的态度去寻章摘句,用它作为解决所有现实问题的灵丹妙药;也不应把列宁和列宁主义全盘否定,肆意污垢,斥之为一种“原罪”。“苏东剧变”后,有些人包括一些所谓左派学者对列宁横加指责,甚至把一盆盆污水泼向列宁,这绝不是一种科学的、理性的态度。理性的对待,就应将之放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分析列宁的言行、决策的动机和效果。列宁主义—布尔什维主义是时代的产物,是已经逝去的那个世纪留下的政治遗产,今人理应从历史的、学术的层面加以梳理和评析。
美国著名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一次对话中说:“马列主义终结了,决不可能再出现。但是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都没有终结。列宁主义本身就是一条俄国通向历史复兴之路。”“我们必须分析什么是列宁主义。马克思的名言是:‘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列宁也有充分的理由说:‘我不是一个列宁主义者。’”在沃勒斯坦看来,“列宁主义实际上并不是列宁自己思想的概括总结,也不是他作为苏共和苏联领导人的实践总结,而是一种治国的策略”。列宁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自然有传承关系,然而,两者又有很大的区别。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只有在认识论的意义上具有实践性的品格;而列宁主义从根本上说是可供实际操作的战略和策略,它具有创新、求实、可变的特性,也不可避免地带有、片面和机会主义的特性。因此,一旦将这种理论和策略固化和教条化,作为指导实践的普遍原则,就会出现严重的后果。所以,将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合并成“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十分不科学的。正是如此,沃勒斯坦认为,马列主义已经终结,而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各有其发展和研究的价值。在这个意义上,沃勒斯坦认为,“列宁并不是一个列宁主义者,斯大林却是”。
根据对列宁著述的研究和思考,我认为此论有一定道理。列宁与马克思都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两人在理论创造和指导政治实践方面都有重大建树;然而,马克思更多的是在书斋里进行理论研究和理论创造,而革命胜利后的列宁,更多的精力是投身国务活动,参与制定大政方针和具体决策,处置突发事件,处理实践中遇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就这一点,列宁与马克思有很大不同。相对而言,马克思是革命的理论家,他的思路比较平稳、严谨和贯通,而列宁是革命的政治家,他的思路常常会出现跳跃、应变和反复,为应对和处置现实问题往往缺少缜密的理论思考,因此对列宁的政治遗产更要作全面的、理性的评析。马克思与列宁,一个是革命的理论家,一个是革命的实践家,两者面对的问题是迥然不同的,这是研究者应当注意的。
众所周知,列宁作为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俄国的创始人,他生前没有受到格外的推崇和赞颂,相反,攻击、诬陷他的人有之,党内因政见不同而与他争论、争吵乃至分道扬镳的有之,列宁是全党公认的领袖,但他并不享有一言九鼎、一锤定音、终裁决的权力,只是凭他的个人魅力、才智和勇气驾驭着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在惊涛骇浪中前进。但他死后,斯大林制造了一场“造神”运动,使列宁获得了他生前从未有过的尊崇,把一个有远见卓识、有魄力勇气、有丰富感情的伟人,变成了一个未卜先知、永远不会犯错误的“神”。“列宁主义”这一概念,在列宁生前并未在布尔什维克党内认同和流行,在需要使用类似概念的时候,通常用“布尔什维主义”来表述。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树起列宁主义的旗帜,以标榜自己是列宁事业的继承人,他将列宁主义神化和教条化。经过斯大林的阐释和推行,列宁主义变成一部教义般的经典,处处事事都以列宁语录来装饰门庭,以其作为分辨正误是非的标准和阐释一切历史或现实问题的根据,这种状况即使在苏共“二十”大后仍没有多少改变。教条化扼杀了列宁主义鲜活的创造精神,造成全党全民思想僵化半僵化状态,这是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
列宁是俄罗斯的儿子,也是时代的儿子。他出身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他所生活的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俄罗斯,恰处于一个历史转折时期,是一个群英辈出、社会动荡的年代。列宁从小在俄罗斯的文化环境中成长,“俄罗斯思想”浸润着他幼小的心灵;从青年时代起,他又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熏陶,这使他成为一个意志坚强、性格刚毅、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但无论如何,“俄罗斯思想”的基因不可避免地在他身上有所表现。
列宁创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是为了打碎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社会,用他自己的话说:“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正是这个组织——布尔什维克,领导了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建立了世界上个社会主义国家。列宁是苏维埃国家的开国元勋,他的理想是要在蛮荒贫寒的俄罗斯大地上,建造一个强盛、平等、共同富裕的新社会模型,既传承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又可以复制,能够成为别国的榜样。在俄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创造一种新制度的实验,是建立一个公正、平等的新社会,实现多少代社会主义者的追求。这个创举没有任何现成的道路可供选择,只能在实践中摸索前进,正如列宁所说,“这样试试,那样试试”,“做了够多的蠢事”。在这个意义上,列宁是一名拓荒者,他要铲除这块土地上的杂树荒草,耕耘种植、筑巢修路,建设新的家园。且不说拓荒者创业之艰辛,殊不知,他在开荒锄地的同时,也会铲除夹杂其间的名花异草、百年古树,使常年栖息在这里的飞禽走兽遭受伤害。因此,拓荒者往往功过相伴、善恶交融。对于这样一个为探寻“俄国复兴之路”,为国家强盛和人民幸福而献出自己一切的伟人,后人对待他所留下的遗产,理应怀揣敬畏之心,理性对待。
列宁是一位伟大的战略家,他目光远大,注重实践,在时代转折关头能把握正确方向,善于应变,制定适时的战略策略,而这常常使周围的人一时无法理解和接受。有两个事例十分突出:一是他在1917年发表名为《四月提纲》的演讲,提出“将民主革命立刻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被当时党内外大多数人视为背离经典的“空想”的激进计划,但他不屈从于多数,力排众议,坚持己见,说服全党,在革命主客观条件并不成熟的俄国,抓住时机,大胆地领导了一场社会革命并取得了胜利。这场革命,有人说它是“强扭的瓜”,是“早产儿”,但中外历史上哪一次革命是在各种条件齐备、有百分之百胜利把握的情境下发动的?二是新政权建立初期,人们革命激情高昂,但敌强我弱,力量对比悬殊,新生的社会主义“婴儿”随时都有被扼死的危险。列宁审时度势,提出立即与德国签订“割地和约”的倡议,但他却受到来自各方的责难,有人说他是出卖俄国的“奸细”。党内高层的大多数人也不理解,捷尔任斯基甚至当面指责说这是一种“背叛”行为,但列宁不屈不挠,排除万难,终于使苏维埃政权赢得一个难得的“喘息”时机。革命胜利之后,苏俄是在资本主义包围下的一叶孤舟,国内外形势的严峻艰险是可想而知的。但列宁不畏险阻,勇于开拓,敢于担当,为新生苏维埃共和国的生存,为社会主义事业能够在实践中探索前行,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充分体现了他作为历史伟人的可贵品格。当然,他也和常人一样,会受主观认识和客观环境的影响,他的思路历程充满曲折和反复,他进行的社会实验有对有错,社会付出了不少代价,然而,世界上任何一项开创性的伟大事业,哪有不经过艰难曲折就轻而易举、一帆风顺地完成的呢?
列宁是伟大的革命家,旧制度的摧毁者、颠覆者,新制度的创造者、保卫者和建设者;他既是一位有崇高理想、高度理论修养的思想家、哲学家,又是一位充满激情、个性鲜明的实践家;在进行理论思考、设计未来和制定战略方针时,他常常充满理性和人文关怀,但在处理新政权下一些急迫而又棘手的问题时,他有时也显得急躁和生硬。对此,南斯拉夫学者德·列科维奇曾提出“两个列宁”之说,他认为,列宁的遗产中似乎同时存在着两个不同的层面,或者简单地说,存在着两个列宁——具体环境中的列宁和本质的列宁。本质的列宁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和现实要求来研究问题的列宁,这是革新家和创造者的列宁,这个列宁强调宽容、民主和人道主义;而具体环境中的列宁是一个迫于严峻形势,迅速寻找摆脱险恶困境的、思绪万变的活动家,形势迫使这个列宁迅速思考、急促决断,他不能每次都周密、全面考虑各种关系,有时态度生硬、脾气暴躁、不容异己,是个有限民主的代表者,这时的他,不仅是个过于严厉的领导者,而且是惩罚措施、监狱乃至集中营的支持者。两个列宁是列宁理论和实践活动的两个方面,两者紧密相连而又相互交错。美国著名传记作家路易斯·费希尔在《神奇的伟人列宁》一书中也有多处类似的描述。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马克思、恩格斯对个人历史作用问题持十分严谨的态度,他们都反对对领袖人物搞个人崇拜,厌恶对他们个人歌功颂德。列宁生前,也十分注意这一点。他是全党公认的领袖,但他总是把自己看作党内和中央委员会内的普通一员,许多人包括党内高层人士可以直接对他进行批评和与他争论,他曾批评过越飞将他与党中央“等同起来”的言论,也曾严厉批评过有人在他生日时曲意逢迎的行为。可是,20世纪30年代起,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之风日盛一日。1938年,斯大林亲自参与并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当年这本被奉为“马列主义基础的百科全书”,实际上是一部歪曲史实、传播不少错误理论的“无人化”的党史书。在这本书里,只有两个“神”及一群“鬼”,唯独没有“人”活动的踪迹。“神”便是列宁和斯大林,“鬼”就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党内反对派人物。这里有一个理论问题,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应该如何评价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斯大林开了一个十分恶劣的先例。他把列宁奉为神,是为了把活着的共产党领袖,也就是把斯大林自己奉为神;他把列宁主义神化,是为了把他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披上列宁主义的外衣,变成必须遵行的不可逾越的教义。这些做法不仅使苏共和苏联的政治生态严重恶化,而且贻害了不少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尤其是一些由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值得注意的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这样的伟人,至今有些人仍保留一种化的思维方式,他们要么把领袖人物奉为无所不知、永远正确的神明,要么将他们视为十恶不赦的“妖魔”。其实,一个明白无误的真理是:杰出人物之所以成为历史伟人,在于他能够站在时代潮流的前端,推动历史车轮前进。当然,伟人也是人,也会有缺点、犯错误,他们身上不可避免地也会有时代的局限和认识的局限。对于已经逝去的历史伟人,严肃的学者(包括许多西方学者)一般都怀有敬畏之情,人们对这些伟人也有批评,甚至是很尖锐的批评,但大多含有理性的成分,极少采用恶意谩骂和不顾事实的诬陷。改革开放40年来,国内对列宁思想与实践问题的研究,已取得许多积极成果,然而,不能不看到,当今思想界有一股偏执、片面、之风漫溢。例如,有的人仍固守传统的思维模式,对已故伟人不能做实事求是的批评和评论;有的人则对已故伟人轻率地加以全盘否定和摒弃,对前人的思想遗产和政治遗产缺乏科学理性的态度。这种风气对学术事业的发展是十分有害的。以科学、理性的态度对待前人、故人,要求我们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地分析他们的功过是非,不搞化,不感情用事,这样才能为他们“祛魅”,将他们真正还原为“人”。在这本著述中,我力图从一个视角,说明列宁既不是“神”,更不是“鬼”,而是一个“人”,一个有血有肉,有坚强意志、刚毅性格,有崇高理想、优良品德,又有错误、缺点的“伟人”。
自20世纪60年代起,我就从事科学社会主义、国际共运史和苏联史的教学研究工作,退休后仍关心这一领域的学术动态和学术成果,也陆续撰写了若干著作和论文。半个多世纪来,不论求学还是在职,我读过不少马列著作,并且经历了研究心态的变化。在“文革”前,我基本上是教条式的读书方法,给学生上课或撰写论著,停留在“读经”和“注经”的水平。从政治或宣传的层面看,这样做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但从学术层面看,这并非一种科学的态度。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方针的指引下,我得以在教学和研究的实践中逐步跳出传统思维和方法的束缚,获得一种“心灵的自由思考”的乐趣,学术上也收获了一些新的认知。由于自20世纪80年代起,我的研究重点开始放在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史上,所以我一直有一个心愿:写一本专著,对列宁的政治遗产做较为系统的梳理和较为客观理性的评析。几十年来教学和研究的积累,终于在退休后得以实现。可是近年年高体衰,写写停停,断断续续,进度很慢,历时四年,才告完稿。书稿虽已完成,仍觉得意犹未尽,加上精力和水平的限制,书中肯定有许多不足之处,在这里,我诚恳地欢迎同行和读者给予批评和帮助。
列宁离开这个世界快一百年了。他缔造一个新型的革命党,又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夹缝中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制度,他像马克思一样,从来没有把受时间、空间限制的俄国经验一般化,而是通过一场新制度的社会实验,为后来者留下了宝贵的政治遗产:
搅动20世纪国际秩序的苏共;与苏维埃政权伴生的无产阶级专政;处理“党外有党、党内有派”的矛盾;探寻非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新经济政策;视农民为无产阶级长期的同盟者……
当然,列宁时代也存在悬而未决的问题:
莫衷一是的党国体制;摇摆的知识分子政策;解放全人类的革命理想主义的困顿……
周尚文,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1961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并留校任教,1988年晋升为教授。长期从事科学社会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苏联史的教学研究。著作有《苏联兴亡史》《社会主义150年》《苏共执政模式研究》等20余部,主编《国际共运史人物录》,发表论文300余篇。主持多项国家及省部级社科规划项目,获*和上海市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十余项,获国务院特殊津贴。
目 录
序一/邓伟志
序二/叶书宗
前言 理性对待列宁政治遗产
一 苏共:列宁重要的政治遗产
“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
未能完成的政党转型
政治遗产的时代回应
二 布尔什维克何以能取得政权
俄国革命的缘起
《四月提纲》的是是非非
布尔什维克胜利的秘诀
民众的胜利,历史的选择
三 一党制执政模式的形成
十月革命前后俄国国内主要政治力量
围绕立宪会议存废的斗争
与左派社会革命党的联合与分裂
一党执政体制的确立
四 “无产阶级专政”的是与非
“无产阶级专政”的两种释义
“无产阶级专政”应是“强硬的政权”
对苏式“无产阶级专政”的评说
五 “党国制”的利与弊
苏联“党国制”的形成
“党国制”的优势
“党国制”与斯大林模式
六 执政时期处理党内矛盾的经验教训
列宁处理党内争论两例
斯大林处理党内矛盾的错误方针
处理党内矛盾的几点思考
七 新经济政策的历史价值及其局限
无产阶级政党在落后国家执政后面临的历史任务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与“直接过渡”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
列宁在反思和探索中前行
新经济政策的历史局限
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在曲折中前进
八 处理农民问题上的矛盾和纠结
“马铃薯现象”:小农地位的社会学分析
“同盟军”还是“同路人”
征粮:与农民的一场“战争”
列宁在农民问题上的转变和探索
九 知识分子政策的得与失
近代俄国文化生态和知识分子的分类
对技术型知识分子:赎买—利用
对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分子:无奈—驱离
革命知识分子的角色转换及其命运
十 世界革命:理想主义的困顿
作为理想的世界革命理论
作为行动的世界革命战略
从理想到现实的回归
关于世界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几点思考
列宁离开这个世界快一百年了。他缔造一个新型的革命党,又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夹缝中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制度,他像马克思一样,从来没有把受时间、空间限制的俄国经验一般化,而是通过一场新制度的社会实验,为后来者留下了宝贵的政治遗产:
搅动20世纪国际秩序的苏共;与苏维埃政权伴生的无产阶级专政;处理“党外有党、党内有派”的矛盾;探寻非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新经济政策;视农民为无产阶级长期的同盟者……
当然,列宁时代也存在悬而未决的问题:
莫衷一是的党国体制;摇摆的知识分子政策;解放全人类的革命理想主义的困顿……
周尚文,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1961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并留校任教,1988年晋升为教授。长期从事科学社会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苏联史的教学研究。著作有《苏联兴亡史》《社会主义150年》《苏共执政模式研究》等20余部,主编《国际共运史人物录》,发表论文300余篇。主持多项国家及省部级社科规划项目,获*和上海市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十余项,获国务院特殊津贴。
一 苏共:列宁重要的政治遗产
列宁离开这个世界快一百年了。他留给世界重要的政治遗产,莫过于他缔造了一个政党,这个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在俄国发动了一场革命,把资本主义世界撕开了一个裂口,在这里进行了一场新制度的社会实验。这个被称为社会主义的社会实验,搅动了整个20世纪的国际局势和世界秩序。这场社会实验的兴衰荣辱、功过是非,在学界至今仍争议纷纭,并对现实世界政治格局的变迁发挥着持续的影响力。
让我们回到原点,对列宁的建党思想和实践做一番梳理。
苏共成立于1898年,与第二国际各国党的名称相对应,当时名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不久,党的领导机关被破坏,党组织的活动停止,直至1903年召开党的二大后,这个党才正式登上政治舞台。可是,党的二大出现了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政治分野,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起初是党内的一个政派,通常认为1912年布拉格会议后,布尔什维克才被看作一个独立的政党。如果从1903年算起,到1923年病重离开政坛,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党整整20年。
按照传统说法,布尔什维主义即后来所称的列宁主义始于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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