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设计院"匠心·创新"设计论坛

《建筑评论（14 北方设计院“匠心·创新”设计论坛）》收录了包括在河北省石家庄北方设计院举办的“匠心·创新”建筑研讨会、在西安召开的“西安与北京的双城记”等一系列近期组织的召开的建筑研讨会的内容，收录了与会专家的时评锐见，展现了中国当代建筑学人在传承建筑文化的基础上，如何包容和更新适合当代城市发展建筑思想的真知灼见，同时《建筑评论（14 北方设计院“匠心·创新”设计论坛）》还收录了包括郑时龄院士、韩江凌先生的关于建筑的评论文章十余篇。

《建筑评论（14 北方设计院“匠心·创新”设计论坛）》收录了包括在河北省石家庄北方设计院举办的“匠心·创新”建筑研讨会、在西安召开的“西安与北京的双城记”等一系列近期组织的召开的建筑研讨会的内容，收录了与会专家的时评锐见，展现了中国当代建筑学人在传承建筑文化的基础上，如何包容和更新适合当代城市发展建筑思想的真知灼见，同时《建筑评论（14 北方设计院“匠心·创新”设计论坛）》还收录了包括郑时龄院士、韩江凌先生的关于建筑的评论文章十余篇。

《建筑评论（14 北方设计院“匠心·创新”设计论坛）》：
　　百年后回望，当初不以理论建构见长的《新青年》，却能在“体系”纷纷坍塌的今日，凭借其直面人生、上下求索的真诚与勇气、理想与激情，感召着无数的后来者。而这些对于当下的我们——尤其是学院中人来说，是有很大的刺激与启迪的。具体来说，就是在政治与学术之间、在学院与社会之间、在同行与大众之间，我们这代人，到底该如何选择、怎样突围？
　　想当初，为了保护北京古城，粱思成先生曾激烈抗争。到了弟子罗哲文，口气明显缓和多了。因为，在努力保护古建筑的过程中，罗哲文面临的更多是无奈。对于新时期北京的城市建设与文物保护，侯仁之先生提了不少很好的建议，也发挥了作用。可到弟子李孝聪一辈，已无力影响开发商与地方，的安慰在课堂，寄希望于学生日后成为建设部长或城市规划局长。在我看来这有些虚幻，不是不可能，而是屁股决定脑袋——老学生们即便依稀记得老老师们当年课堂上的教诲，也不见得愿意落实。
　　并非弟子不努力，而是时势变了——越来越自信，开发商越来越有力，至于学者，或言不由衷，或力不从心。北京地表的新建筑，我不相信中国的建筑师们没有过抗争，只不过胳膊拧不过大腿。近二三十年，中国城市急剧扩张，规划师与建筑师大有用武之地，但在我这样的外行人眼中，战绩很不理想。专家们尚且无力挽狂澜于既倒，像我这样的业余爱好者，更是只有暗叹的份。如此局面催人反省，为什么学者们会变得如此软弱无力？不能说今天中国的大学教授，全都拒绝“铁肩担道义，妙笔著文章”。问题在于，既然他们的“文童”不被今天中国的读者接纳，更不要说激赏了，其“道义”也就很容易随风飘逝。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训练有素且才华横溢的教授们，很可能真的学富五车，可就是没有能力与官员及公众展开良性互动，进而影响社会进程。我的基本判断是：今天中国的大学教授，如果还想坚守自家立场，单靠办讲座、写文章已经很难影响社会了。原因很多，这里单说学院体制本身的局限性。今天的中国大学，学科边界越来越严苛，评价体系越来越精密，教授们全都成了勤勤恳恳的工匠，在各自的小园地里努力耕耘，鼓捣自己的大课题、小课题以及好论文、坏论文，而无暇他顾。并非真的“两耳不闻窗外事”，只是日渐丧失对公众发言的兴趣与能力。想想“五四”时期的《新青年》，以及二三十年代的《语丝》《独立评论》等，那时的教授们不时穿越学科边界，借助自己创办的思想文化刊物，直接对公众发言，而且，“拿自己的钱，说自己的话”。
　　教授们说话，要让老百姓听得进去，除了启蒙立场，还得调整自家的思维习惯与表达能力。这就说到了白话文运动的功业。“五四”新文化人提倡白话文，不仅要求明白文化，还希望是真正的美文，这方面有很多论述。我想说的是既不同于引车卖浆者流，也不是学院里的高头讲章。必须理解晚清开始出现的区分，就是著述之文与报章之文的区别。
　　将近二十年前，我谈及那时影响很大的《读书》杂志，其思想上追摹的是《新青年》，文体上学习的是《语丝》。
　　今天对于这种以知性为主，而又强调笔墨情趣的“学者之文”，我仍然有强烈的认同感。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读书的文体》，我说的是八九十年代的读书杂志能做到这点，继承了《新青年》和《独立评论》的传统。
　　我的体会是办真有学问的杂志难，办真有思想的杂志更难，办有学问、有思想还有文体的杂志难上加难。
　　在我看来，找到恰当的对象不容易，找到恰当的文体更难，从对于社会的影响来看，后者或许更长远。记得梁启超的《新民丛报》，陈独秀的《新青年》，鲁迅、周作人的《语丝》，胡适的《独立评论》，储安平的《观察》，都是有很鲜明的文体的。
　　之所以再三说这些问题，是因为20世纪90年代以后尤其是新世纪以后，我们越来越失去了跟公众对话的能力和兴趣了。那种上下求索、不问学科、兼及雅俗的写作方式，在现有体制下，不被算作“学术业绩”，因而被很多精于算计的年轻教授们轻易地抛弃了。这实在有点可惜。既经营专业著作也就是著述之文，又面对普通读者，也就是报章之文，能上能下，左右开弓，这才是人文学者比较理想的状态。
　　或许，当我们反省今天中国的人文学者为何越来越没有力量时，在金钱、立场、思想、学养之外，还得将学科边界、文体选择及其背后的利益计算考虑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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