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保罗·蒂利希（Paul Tillich，1886—1965） 德裔美籍基督教存在主义哲学家，20世纪有影响力的神学家之一。曾任教于马尔堡大学（1924—1925），德累斯顿工业大学、莱比锡大学（1925—1929），法兰克福大学（1929—1933），纽约协和神学院（1933—1955），哈佛大学（1955—1962）与芝加哥大学（1962—1965）。 他主张整合新教神学与存在主义哲学，建立“系统神学”，并力图使用“关联法”将神学思想与哲学、心理学问题关联起来，让人们关注自身存在的问题。代表作有《系统神学》（Systematic Theology，1951—1963）、《存在的勇气》（The Courage to Be，1952）、《信仰的动力》（Dynamics of Faith，1957）、《文化神学》（Theology of Culture，1959）、《基督教与世界宗教间之相遇》（Christianity and the Encounter of the World Religions，1963）等。 译者简介 钱雪松 北京大学哲学博士，目前任教于中国政法大学哲学系。研究领域包括基督教哲学、宗教多样性问题和宗教知识论等。已出版专著《张力中的朝圣者：宗教多样性问题之知识论研究》（2016），发表有多篇学术论文与译文。
主编推荐 作者简介保罗·蒂利希（Paul Tillich，1886—1965）德裔美籍基督教存在主义哲学家，20世纪有影响力的神学家之一。曾任教于马尔堡大学（1924—1925），德累斯顿工业大学、莱比锡大学（1925—1929），法兰克福大学（1929—1933），纽约协和神学院（1933—1955），哈佛大学（1955—1962）与芝加哥大学（1962—1965）。他主张整合新教神学与存在主义哲学，建立“系统神学”，并力图使用“关联法”将神学思想与哲学、心理学问题关联起来，让人们关注自身存在的问题。代表作有《系统神学》（Systematic Theology，1951—1963）、《存在的勇气》（The Courage to Be，1952）、《信仰的动力》（Dynamics of Faith，1957）、《文化神学》（Theology of Culture，1959）、《基督教与世界宗教间之相遇》（Christianity and the Encounter of the World Religions，1963）等。译者简介钱雪松北京大学哲学博士，目前任教于中国政法大学哲学系。研究领域包括基督教哲学、宗教多样性问题和宗教知识论等。已出版专著《张力中的朝圣者：宗教多样性问题之知识论研究》（2016），发表有多篇学术论文与译文。
精彩内容 对空虚与无意义的焦虑非存在威胁的是整体的人，因此它不仅威胁人在本体上的自我肯定，还威胁人在精神上的自我肯定。精神上的自我肯定出现在人创造性地生活于各种意义领域之中的每一时刻。在这一语境中的创造，并不是指天才所表现出的那种源发性的创造力，而是指人自发地生活在具有文化生活内容的行为与反应之中。要具有这种精神上的创造性，一个人无须成为人们所说的有创造力的艺术家、科学家或政治家，但他必须能够充满意义感地参与到这些人的源生性的创造活动中。此参与活动，就其会对他所参与之对象做出哪怕微乎其微的改变而言，乃是创造性的。一位有创造力的诗人或作家会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众多的人，而这些人又会自发对之做出回应——在双方的这种相互作用中，语言发生了创造性的转变；这就是创造性参与活动的一个突出的例子。创造性地生活在意义中的每一个人会作为这些意义的参与者而肯定自身。他将自身肯定为创造性地接受与转变实在的存在。他亦因参与精神生活并爱上这精神生活的内容而爱上他自己。他爱它们，因为它们就是他自身的圆满实现，?时也因为它们是通过他本人才现实化的。科学家既热爱他所发现的真理，也热爱发现了真理的自己。对其发现，他为之踌躇满志。这正是我们所说的“精神上的自我肯定”。即使他并无甚发现而只是参与其中，他精神上依然会有同样的自我肯定。这样一种经验假定了我们在严肃看待精神生活，也假定了精神生活乃关乎于终极关切（ultimate concern）。而这又再次假定了，终极实在是在精神生活之中并通过精神生活才得以展现。没有经验到终极实在的精神生活会受到来自非存在的威胁，非存在将会对精神上的自我肯定发起两种形式的攻击：空虚和无意义。我们用“无意义”一词来形容非存在对精神上的自我肯定所构成的威胁，用“空虚”一词来形容其相对威胁。正如死亡与命运的威胁并不等同，这两种威胁也并不等同。不过，正如死亡隐居于命运之迁变无常的幕后一样，在空虚的背景中也隐含着无意义。对无意义的焦虑乃是对于终极关切之丧失的焦虑，即对于失去那种赋予所有意义以意义的意义的焦虑。由于失去了精神中心，得不到有关生存意义问题的答案（不管这种答案多么富于象征性和多么间接），这种焦虑也就随之生起。对空虚的焦虑是由非存在对精神生活特定内容所构成的威胁而引发的。一则信念在遭遇外在事件或内心变化过程之际坍塌了：这个人从文化领域的创造性参与活动中被割裂开来，他在他曾经充满激情所肯定的某物上感到挫败，他被驱使着不断改变他全身心投入的对象，逐物而不知返，因为这些对象中的每一个其意义都会消逝，因而其创造性的厄洛斯（eros，欲望之爱）终转变为冷漠或厌恶。一切都尝试过了，无物能让人满足。传统的东西，无论多么出众，多么受人称颂，又曾经多么受人爱戴，今时今日都不再具有那种令人心满意足的力量。而当前的文化更是令人难以满意。一个人心怀焦虑地从所有具体的内容中抽离出来，转向对终极意义的寻求，却只发现：从那精神生活种种特定内容中抹杀掉意义的，正是来自这一精神中心之失落。然而，精神中心是不可能人为产生的，产生它的这种努力只会导致更深层的焦虑。对空虚的焦虑驱使我们直面那无意义之深渊。空虚与意义丧失是非存在对精神生活所构成的威胁的表现。这一威胁隐含在人的有限性中，并通过人的疏离而现实化。这一威胁可用怀疑在人的精神生活中所发挥的创造功能和破坏功能来描述。人之所以能发问，是因为他在参与他所追问的东西之中（in）的同时，还能从中（from）分离开来。在每一次疑问中，都隐含一种怀疑因素，即对无所有的意识（the awareness of not having）。在系统性的追问中，系统怀疑发挥着类似于笛卡尔式怀疑的作用。这种怀疑因素是一切精神生活的条件。对精神生活构成威胁的并不是作为要素的怀疑，而是那种总体性的怀疑。如果无所有的意识吞噬了所拥有的意识，怀疑就不再是方法论上的追问，而会变成生存论上的绝望。在走向这一处境的途中，精神生活力图通过依附于还未被切断联系的肯定因素来尽可能地保持自身，这些肯定之物可能是传统、自律的信念或者情感上所偏爱之物等。而如果不可能取消这一怀疑，一个人就要勇敢地在不舍弃自己信念的同时将这一怀疑接受下来。人要承担起加诸其身的那种误入歧途的风险以及对这一风险的焦虑。人以此方式来避免陷入的处境——直至变得避无可避，则他对真理也就随之完全绝望。此时人会尝试别的出路：怀疑基于人与实在整体的分离，基于普遍性参与的缺失，基于他的个体自我的孤立无助。因此，他力图打破这一境地，力图将他自身等同于某种超个体之物，以舍弃这种分离和自我关联性。他从向自身追问与回答的自由中逃离，遁入这样一种处境中：他无须提出更多的问题，而对此前那些问题的回答则是通过权威强加给他的。为了免除追问与怀疑的风险，他舍弃了追问与怀疑的权利。他舍弃自我以挽救其精神生活。他“逃避他的自由”（弗洛姆）以逃避对无意义的焦虑。现在，他不再孤独，不再提出实存上的怀疑，不再处于绝望中。通过参与这一行为，他“参与”并肯定了他精神生活的内容。意义得救，自我却牺牲了。既然对怀疑的这一征服是一种牺牲，一种对自我自由的牺牲，那么，它在重新赢获的这种确定性上就会留下一个印记：这是一种类似宗教狂热的自我断定（self-assertiveness）。这种狂热是与精神上对自我的弃舍关联在一起的：狂热精神会极其猛烈地去攻击反对者，那些反对者通过他们的反对展现出了狂热者本人的精神生活中不得不压制的那些因素；因而正是通过这样的攻击，狂热精神表现出它本应克服的焦虑。因为他要在他心中压制它们，他也必须在其他人身上压制它们。他的焦虑迫使他去迫害持异议者。狂热者的软弱在于，他所与之斗争的那些人对他有一种隐秘的支配；而他以及他所属的团体终将屈服于这一软弱。破坏一种观念与价值体系并使之变得空洞的并不总是个人的怀疑。它还可以是这一事实，即这些观念与价值体系再也不能在表达人类处境与回答人类实存问题的源初力量之中得到理解（基督教教义的种种象征尤其如此）。或者是，因为现时代的现实条件已经与这些精神内容被创造出来时的现实条件极为不同以至需要有新的创造，这些体系也就失去了原本的意义（工业革命之前的艺术表达尤其如此）。在这些情况下，精神内容会有一个缓慢的耗损过程，这一过程起初不为人所注意，累积到一定程度则会以突如其来之态势为人所了知，终产生对无意义的焦虑。尽管本体上与精神上的自我肯定有必要区分开来，但它们不可能截然分开。人的存在包含了他与各种意义的关系。只有根据意义与价值来理解和塑造实在，即他的世界与他自己，他才成为人。即使在原始的人类的种种原始表达中，人的存在依然是精神性的。在“句”蕴含意义的句子中，人类精神生活的一切丰富性已潜在地在场了。因此，对他精神存在的威胁就是对他整体存在的一种威胁。对这一事实明显的体现，就是人宁可舍却自己本体上的实存也不愿意忍受因空虚与无意义而来的绝望。死本能不是本体上的而是精神上的一种现象。它是对于永不止息也永不满足的力比多所引发之无意义的一种回应行为，弗洛伊德将之等同于人的本质。但它不过是人实存上的自我疏离与精神生活分崩离析后陷入无意义境地的一种体现。另一方面，如果本体上的自我肯定被非存在所削弱，精神上的冷漠与空虚就有可能随之而至，由此产生一个本体与精神相互否定的循环。非存在在本体与精神两方面都会构成威胁；如果它威胁到其中一方，它也会威胁到另外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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