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的灯光

　　我对“灯光”情有独钟
　　（自序）
　　这是一本编辑随笔集。
　　我的职业理想是教师，却与编辑结下了不解之缘。毕业分配原分在上海电影制片厂文学部，为了圆我的职业梦，想方设法换为中华印刷厂职校，谁知到出版局报到时，却被局里改分到上海人民出版社。当时正值“文革”肆虐时期，我在“人民”呆了不到半年，便开始了身不由己的长达十年时间的“折腾”：一会儿在工宣队，一会儿在“五七”干校，一会儿又到了“市革委会”文教办公室。直到1978年重新分配工作，仍旧是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命里注定了这辈子要吃编辑这碗饭。
　　早在学校读书时，我便喜欢随笔作品。魏金枝先生当时是我们中文系的系主任，但他的主要身份是上海作协副主席，负责编《上海文学》《收获》等刊物。他写有一本《编余丛谈》，其中大都是编刊体会，我曾一读再读，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魏先生的潜移默化之下，到出版社工作以后，我也开始学习写作编辑随笔。
　　我的篇随笔，题为《从“笑嬉嬉”说起》，是投给北京的《出版工作》的，没想到竟受到了鼓励，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开始是给刊物写，除《出版工作》外，还有《上海出版工作》；后来给报纸写，从上海报纸写到外地报纸，写得多的，当数《文汇读书周报》；2002年，我接手主编《编辑学刊》，刊物的“卷首”一般都是交代编辑事务，或者点评当期文章，我却把它改造成了由我本人执笔的随笔专栏。
　　我之所以喜欢随笔，主要是觉得它自由，灵活，兴之所至，笔之所至，想到什么，就写什么，就出版现象和读书生活即时发声，有一种“我思故我在”的乐趣。但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显得力不从心，特别是在正式退休以后，不知不觉地处于边缘状态，成了“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花源中人，再写“卷首”，便有了“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尴尬。每到刊物发稿前夕，姚丹红副主编给我说 ：“郝老师，……卷首下周要发稿了。”她说得柔声细气，但在我听来却如炸雷凌空，无异黄世仁登门。以后一连几天，便处在寻寻觅觅之中，晚上刚想了个开头，早晨又觉得一无是处，几乎每一篇都有一个折磨的过程。
　　我曾几次提出就此搁笔，希望他们另请高明，但一直没有得到允许。孙欢主编晓之以理，说这个栏目已形成特色，关系到刊物形象，要求我以大局为重；姚丹红副主编则动之以情，今天说张三为我的文章点赞，明天说李四是我的粉丝，仿佛我一旦搁笔，就欠下了天大人情似的。我是一个耳朵软的人，终于欲罢而不能，期期难写期期写，至今还未跳出苦海。
　　人贵有自知之明。我知道自己的弱点所在。在我的文字中，看不到宏大叙事，看不到热点解读，虽不至于是“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一味发“思古之幽情”，但也只是找一些小角度，发一些小议论，缺乏令人震撼的厚重感。不过，我从不敷衍读者。我坚持从自己的职业经历来思考出版，“我手写我口”，我口道我心，不故作惊人之语。在文字方面，也是力求干净一些，顺畅一点，宁可清浅见底，卑之无甚高论，不想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徒增阅读的痛苦。知我笑我，悉听读者诸君发落。
　　收入本书的文字，大都写于2009年以后；2009年以前的，已选入《心中要有块石头》一书。为了让阅读有点节奏感，全书勉强分为三辑，分别是编识、编品和编艺。“编识”谈的是对出版大势的判断，出版本质的理解；“编品”谈的是编辑的自身修炼，既包括个人品质，也包括职业素养；“编艺”重点在案头功夫，特别是文字能力。三者只是大致区分，并无严格界限。
　　后，对书名作一个交代。说到出版，我对“灯光”情有独钟。书籍是人类智慧的灯光。朱光潜先生说得对，没有书籍，人类就只能处在茫茫暗夜之中。编辑就是传承“灯光”的使者。为了做好出版工作，编辑心中也要有“灯光”，心明才能眼亮，否则，在文化选择中，难免会找不着北。在现实生活中，编辑总习惯与灯光为伴，继承“青灯黄卷”传统的，编辑中大有人在。“灯光”塑造着出版的形象。
　　是为序。

　　2017年2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