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玉集：镜子和七巧板

　　研究外国文学的目的，是为了吸取别人的经验，繁荣本国的文艺，帮助读者理解、评价作家和作品，开阔视野，也就是洋为中用。《攻玉集》收集的十二篇文章都是在这个指导思想下写的，因此取名为《攻玉集》。内容涉及如何提高外国文学史的编写质量、如何评价莎士比亚等方面。《镜子和七巧板》收集的十一篇文章都是作者晚年的作品，主要是讨论比较文学。

　　研究外国文学的目的，是为了吸取别人的经验，繁荣本国的文艺，帮助读者理解、评价作家和作品，开阔视野，也就是洋为中用。《攻玉集》收集的十二篇文章都是在这个指导思想下写的，因此取名为《攻玉集》。内容涉及如何提高外国文学史的编写质量、如何评价莎士比亚等方面。《镜子和七巧板》收集的十一篇文章都是作者晚年的作品，主要是讨论比较文学。

　莎士比亚如是说

　　诗言志。大凡一个作家写一部作品总是要表明他自己对事物的看法，并希望按照他的世界观改造世界。为写作而写作的作家是不存在的。莎士比亚写作的动机，在我们今天来看，可以说是为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作舆论准备，尽管他自己未必意识到这一点。文艺复兴本来是资产阶级次启蒙运动，是在思想意识领域里的反封建运动。作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个巨人，莎士比亚通过他的诗歌和三十几部剧作提出了什么样的见解呢？我觉得可以用两句话概括。句话就是罗马诗人维吉尔在《牧歌》第十首中那句话Omnia vincit Amor : et nos cedamus Amori——爱征服一切，让我们屈服于爱吧。这个消息二百年前的乔叟已经透露了，他刻画的女修道院长胸前挂着一串念珠，上面挂着一根别针，别针上刻着一个“A”字，下面附了Amorvincit omnia 一句话。这正是新兴资产阶级企图改变封建社会人与人的关系而提出的口号。

　　第二句话就是罗马作家西塞罗《论神性》一文中的一句话：ad harmoniam canere mundum——宇宙和谐地歌唱。这句话点出了宇宙和大自然是一个和谐的整体，它把个人之间的爱扩而大之，包括了全宇宙，体现了把纷乱的人类社会建成一个有秩序的社会的理想（res in ordinem redigere），按当时具体的历史情况说，就是反对封建割据、封建战争。这个思想在《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一剧俄底修斯一段话中表达得再清楚不过。在一次军事会议上，希腊将领研究为什么十年来不能覆灭特洛亚，俄底修斯认为不是因为特洛亚强大，而是因为希腊一方软弱，软弱的原因是大将阿奇琉斯出于个人恩怨，不服从调度，闹独立性，不肯出战。俄底修斯这篇精采的演说，其主旨就是一个词：“等级”。他说，无论自然界或人类社会都必须遵守等级。天上的星辰不按轨道运行，就是越轨（nonsufficit orbis），就会引起瘟疫、地震、风暴；人间的越轨则表现为秩序的破坏、城市中的不和、破坏国与国之间的和平、颠倒长幼之序。“只消把次序取消。让这根琴弦走了调，听吧！多少刺耳的噪音就会发出来；一切事物都将互相抵牾”。和谐的社会关系，按其实质来讲，仍以爱为出发点。所以上面两句话中，句话是核心，也就是莎士比亚的人文主义的中心内容。

　　莎士比亚的诗歌和喜剧固然歌颂爱，他的悲剧也以爱为出发点，这一点下面还要谈到。即以他的以英国历史为内容的历史剧而论，他探讨的是君权问题，表明他反对封建内讧，希望在一个开明君主的统治下建成一个统一民族国家。如果我们分析一下他所塑造的反面君主形象，大都由于处理不好君主同贵族的关系，以私利为重，在不同程度上违反了和谐和仁爱的原则。这些君主中突出的莫过于理查三世，他那种凶残阴险，不择手段的性格和行为完全同仁爱原则背道而驰。再拿他的以罗马历史为题材的剧本来看。科利奥兰纳斯那种傲慢和仇恨心理，完全谈不上仁爱。在《凯撒》中，正直的布鲁图斯之所以伙同一批政客刺杀凯撒，不是出于任何个人恩怨，而是因为“一旦给凯撒戴上王冠，就可能改变他的天性”，“就等于在他尾巴上安上了毒刺”，“有了权势，就忘了怜悯。”《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批判了渥大维的阴险，歌颂了宽宏慷慨、天生情种的安东尼。虽然安东尼那种越轨的豪放，他的那种纵情态度——“让罗马融化在台伯河的流水里吧！这儿是我的生存的空间。生命的光荣存在于一双心心相印的情侣的及时互爱和热烈拥抱之中”受到批判，但安东尼的钟情还是为莎士比亚所赞许，而把他写成一个高贵的正面人物。纵情胜于无情。

　　纲举目张。只有正确理解莎士比亚的创作动机，了解他要写的是什么，才能给他的作品以正确的评价，正确地分析主题思想、人物性格、戏剧情节和语言技巧。时代背景、作者生平、创作发展、主题分析、人物的典型性、情节、艺术特点都要介绍，但倘若抓不准对象，尽管面面俱到，往往隔靴搔痒，甚至起副作用，反而不如不求面面俱到，但能确实掌握对象，作鞭辟入里的分析，更有好处。

　　例如对《威尼斯商人》的分析，说它反映了新旧法律的矛盾，夏洛克代表封建旧法律，鲍西娅代表资产阶级新法律，因而夏洛克败诉。又说莎士比亚也批判了新法律，认为它也不公平，对夏洛克惩罚太重，因而揭穿了资产阶级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谎言。

　　我以为莎士比亚可能但未必把法律分为新旧，而是用法律这一总体概念来象征反人道精神。他不止一次表明这种观点，如《哈姆雷特》里，他提到“被鄙弃的爱情所感受的苦楚，法律的拖延”。法律同仁爱是两个对立物。鲍西娅叫夏洛克割肉，要他请一位外科医生来治伤，不要让安东尼奥死了。夏洛克回答说，契约上没有写明这一款。鲍西娅说：“契约上是没有说明，但那又怎么样呢？为了仁慈，你应当作这么一件好事嘛。”后，按律科罚了夏洛克，很严，安东尼奥出来说情，保留了夏洛克一部分财产，责成他死后传给女儿、女婿，并要求他皈依基督教，而基督正是仁慈的化身。

　　又如对夏洛克这个人物的分析。我们往往只谈莎士比亚批判他的一面，还引用了马克思的话来证明莎士比亚刻画这个人物的成功。我们说夏洛克不仅象莫利哀笔下的阿巴公是一个守财奴，而他还有报仇心重和刻毒的特点。但我们往往避免或少谈莎士比亚同情夏洛克的一面，而夏洛克为自己辩护的那一段话：“难道犹太人没有眼睛吗？……你们用刀剑刺我们，我们不是也会出血的吗？……要是你们欺侮了我们，我们难道不会复仇吗？……”真是振振有词，是剧中一段绝妙的文字。我们有时把这段文字解释为莎士比亚对受歧视的少数民族的同情。我想同情是对的。但不一定是因为夏洛克是少数民族。莎士比亚站在当时还处在被压迫的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同情被压迫的人，不管什么民族，所以与其说他同情受歧视的少数民族，毋宁说他的同情更为广泛。就《威尼斯商人》全剧来说，莎士比亚鼓吹的就是仁爱原则。

　　夏洛克性格的矛盾牵涉到所谓的典型性问题。既然他是个反面人物，为什么作者又对他表示同情？这岂不有损于典型性？这个问题值得讨论，我只想指出一点，即莎士比亚剧本中这类矛盾的性格比比皆是。拿一个著名的例子福尔斯塔夫来说，早在十八世纪末，摩尔根就发现，用理性来衡量，福尔斯塔夫当然是个懦夫，是个可鄙的反面人物，是个流氓；但从感觉、感情或印象出发，则发现他很可爱、很机智幽默、兴高采烈、存心也不坏。摩尔根认为这是莎士比亚的手法。摩尔根看出了人物的矛盾，但未作出正确的答复。其实，矛盾是现象，实质是统一的，都统一于莎士比亚的思想或世界观。福尔斯塔夫有典型的一面，也有不典型的一面。用高度严格的典型性要求莎士比亚笔下的人物恐怕是办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