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明史

    黄波，1973年生，湖北宜都人，家居湖北宜昌，现供职于湖南《湘声报》。好读书，不求甚解，偶作文，但慕适意。关注明初至近代社会文化之变迁，主要有《说破英雄惊杀人》、《真实与幻影：近世文人纵横谈》、《宁为愤青，不做犬儒》(即出)等著作。

　　文人之新困局洪武元年，徐达陷山东济宁，衍圣公孔克坚眼见新王朝冉冉升起，亟遣儿子孔希学拜会徐达。徐达送希学于南京，希学上奏，解释父亲因病不能前来朝贺，元璋即下手谕一道，曰“称疾则不可”。“不可”二字分量极重，孔克坚遂“惶恐兼程进”。事实证明他并未说谎，洪武三年其以疾告归，殁于途中。元璋羞辱了孔子的后裔，但却不妨碍他像前代帝王一样高举儒学，声称“孔子之言，诚万世之师”。原在元朝做官的裕伯，战乱中避地海上，居母丧。因有大名，元璋招之，裕伯曰：食元禄而背之，不忠，母丧未终而出，不孝。洪武元年，元璋大局已定，复征裕伯，其仍称病不出。元璋下了道手谕，说海滨民好斗，裕伯坚守不起，或将后悔。裕伯岂敢后悔？涕泗横流地随使者朝见新天子去了。元朝翰林学士承旨危素能诗文善书法，尤长于史，元亡时隐居已四年。入明之后，危素应元璋召，授翰林侍讲学士，颇见恩宠。一日，元璋闻帘外脚步声，问是谁，答“老臣危素”，元璋哂之：“我还以为是文天祥呢。”危素顿首谢罪。次日又令危素赴和州看守余阙庙，余阙系元朝死节之臣，元璋盖以此羞之。元璋读《孟子》，至“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勃然大怒：岂臣民所当言？皇帝一发怒后果就严重了，居然要罢免孟子千百年来在孔庙里和列位大儒吃冷猪肉的资格，而且特地下令，不准臣下对此发表反对意见，否则就要处以“大不敬”的罪名，杀头。元璋不准孟子配享孔庙，以死威胁劝谏者，但一个叫钱唐的读书人还是毅然上疏，反对把亚圣打入冷宫，且公开声明“为亚圣而死，虽死犹荣”。简直是抬棺决战矣。经士子死谏，元璋恢复了孟子配享孔庙的资格，不过余恨难消，乃命臣下“删孟”，将其中张扬民本的名言尽皆删去，编就《孟子节文》，又专门规定，科举考试不得以被删的条文命题。亚圣当年经常骂得列国君主灰头土脸，但阉割于其身后，也只能地下发发牢骚了吧？元璋之前，文人只要不公开和现政权对抗，大可优游卒岁，享受消极之自由，隐士、逸民即为此一族群。元璋立国后于《大诰》中创立了一条空前的峻法：“寰中士夫不为君用，是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意思是说，知识分子只有两类，要么为他朱皇帝所用，要么不为他所用，对后者，就应该“诛其身而没其家”。 富人的噩梦洪武初，嘉定万二富甲一郡，尝有人自京师回，乃询其见闻，其人日：皇帝近日有诗：百僚未起朕先起，百僚已睡朕未睡，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丈五犹披被。万二叹曰：对我辈而言，此乃不祥之兆啊。即以财产付仆人，买巨船载妻儿浮湖而去。不到两年，江南大族渐次籍没，万氏一家独获令终。元璋陷苏州不久，即下令迁徙苏州富民至老家临濠(今安徽风阳)，并规定“私归者有重罪”，连回乡祭祖扫墓都不允许。这种抑制富人的方略仍然来源于传统政治文化，秦始皇、汉高祖均曾迁富民于都城和其他地区。帝王们的思想高度一致，富夺其基，人夺其势，连根拔掉之后，将其置于一个完全陌生的土壤中，就会使可能的异己失去经济和社会支柱。攻陷“江南”带给元璋的，不仅有胜利者的喜悦。洪武初年，一次微服私访让元璋大发感慨：“张士诚小窃江东，吴民至今呼为张王。我为天子，此邦(吴地)呼为老头儿。”吴地的奢华让他惊讶，吴地的民风更让他厌恶。朱元璋强迫苏州人移民，对江南课以重赋，又罗织巨案。洪武年间，“浙东西巨室故家，多以罪倾其宗”。这些都是从根本上拔除文化江南的要着。朱元璋在位31年，苏州知府换了30次，30人中，遭到“左谪”、“坐事去”、“被逮”、“坐赃黥面”、“坐法死”等惩罚者达14人。晚年元璋犹诏日：江浙、松江(今上海)、江西人不得在户部做官。个中原因正如明末人谢在杭所分析，户部管理天下钱粮，而江浙赋税为，元璋唯恐江南人士进入户部后给他玩猫腻也。为躲避打击，富人们或被迫献巨资于皇室，或主动将财产充作军需，或散财以图自保。可是万全之计是没有的，江南首富沈万三捐资助修都城三分之一，又请犒军，朱元璋大怒：匹夫欲犒劳天子之军，居心何在？这是乱民，应该杀掉！好歹经马皇后劝解，将万三流放了事。明史学者陈梧桐认为朱元璋“限制和打击的对象只限于那些违法乱禁的豪强势族，对于那些遵守法纪的地主则是采取保护和依靠的政策”。惜其大著仅举出了一个富人历洪武之世，“每戒家人闭门，勿预外事”，因而“独能保全无事”的例子。且不说例证太少，相反的例证又太多，就是在这一个“独”例中，一个守法百姓居然要靠“每戒家人闭门”才能平安无事，这究竟证明元璋打击面有限还是相反？农民之“盛世”？朱元璋把地主私田收归为官田，农民得到了什么？租种地主的田，农民固要遭受盘剥，可是当这些田回到官府手中的时候，农民能否不种地？不能，还是要种，只不过，他过去从地主那儿租种，现在，变成了从官府那儿租种而已。那么，他是不是不再遭受剥削了呢？不是，他依然要为租田上交赋税，而史料证明，官田税赋比民田高数倍。农民受厄于“公有制”并不奇怪。租种地主私田，地主很多，选择余地大，而现在随着官田数量的增加，基本就只剩下官田可租，在你不租就没有饭吃的情况下，你不乖乖就范还能怎么办呢？英国经济学家哈耶克在其名著《通往奴役之路》中告诉我们，一个雇主很多的市场，对受雇的一方总是有利的，如果市场上只剩下了一个雇主，你就只能接受其开价，因为你别无选择。为了困农民于土地，惩罚和连坐还不保险，在黄册、鱼鳞册登记户口与土地制度之外，元璋又设“路引”，百里之内农民可以自由通行，百里之外，就要由官府核查派发“路引”了。没有这个小玩意儿，必被捉将官里去矣。“路引”制度于洪武初年即已施行，其威力堪称空前。洪武六年八月，江苏常州一个百姓，祖母病危，急于外出求医，仓促之间不能申领“路引”，为当地巡检司拿获，要送到司法机关问罪。这时佳话出现了，朱元璋嘉其孝行，“闻而释之”。一则让人心酸的佳话。史学家谈迁在巨著《国榷》中说，明初规定夜晚不能一群人聚在一起喝酒，村子里深夜里不能有人行走，所以，人们常常稍有不慎就会因“口语细故”而被流放和充军，他的家乡为此而充军的就高达六千余人。谈迁生活于明末清初，他提到这一点的时候还情不自禁地说：“言之至今心悸也！”朱元璋对官员训诫，既反对与民争利，还主张“藏富于民”，颇具现代性。可惜其对“富”的理解和常人有很大偏差。在元璋眼里，百姓能够吃饱穿暖，就是富裕，农闲时节，一家人于酒足饭饱后，能够围着一个火炉唠唠嗑，就是盛世。他所谓的“富”是指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层次的需求，而一旦越过这个层次，就成了他王朝稳定的一种威胁，是其打击对象了。 P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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