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伤的旅行：：：

                                 
什克洛夫斯基在书中反映和描绘了俄国十月革命、国内战争以及次世界大战中的历史事件，从而把个人的遭遇置于整个时代的大背景之下。正如他在小说中所言，历史的洪流会把所有人都带动起来，人全部的智慧都要顺从于它的流向。

 
什克洛夫斯基在书中反映和描绘了俄国十月革命、国内战争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历史事件，从而把个人的遭遇置于整个时代的大背景之下。正如他在小说中所言，历史的洪流会把所有人都带动起来，人全部的智慧都要顺从于它的流向。

维克托·鲍里索维奇·什克洛夫斯基（1893—1984），俄国著名文学理论家、作家、批评家、政论家、编剧和电影理论家，俄国形式美学的代言人和语文体小说的开创者，苏联国家奖章获得者。20世纪20年代“谢拉皮翁兄弟”团体成员和导师。著有自传体小说三部曲《感伤的旅行》《动物园，或不谈爱情的信札，或第三个爱洛伊丝》《第三工厂》等作品。

                                 
什克洛夫斯基在书中反映和描绘了俄国十月革命、国内战争以及次世界大战中的历史事件，从而把个人的遭遇置于整个时代的大背景之下。正如他在小说中所言，历史的洪流会把所有人都带动起来，人全部的智慧都要顺从于它的流向。

维克托·鲍里索维奇·什克洛夫斯基（1893—1984），俄国著名文学理论家、作家、批评家、政论家、编剧和电影理论家，俄国形式美学的代言人和语文体小说的开创者，苏联国家奖章获得者。20世纪20年代“谢拉皮翁兄弟”团体成员和导师。著有自传体小说三部曲《感伤的旅行》《动物园，或不谈爱情的信札，或第三个爱洛伊丝》《第三工厂》等作品。

部 革命与前线

革命前我曾担任后备装甲营的教官——处于特别受优待的军人地位。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种可怕的压抑感，对此我和任职司令部文书的哥哥都深有体会。

我记得那时八点钟以后才敢偷偷摸摸地出门，有三个月毫无指望地待在营房里，而主要的事情与电车有关。

当时整个城市变成了一座军营。“谢米什尼克”——人们这样称呼军事巡逻队的士兵，这是因为他们——据说——每抓住一个人就能得到两戈比，——他们搜捕我们，把我们赶进院子里，还揍了卫戍司令。这场冲突的起因是电车车厢里挤满了士兵，他们却拒绝支付车费。

上级认为这是关乎名誉的问题。我们这些普通士兵对此却置若罔闻，仍然泄愤般在暗地里我行我素。

也许这是幼稚的行为，但我相信，人们整日待在营房里，没有休假日，被召集在这里，中断了工作，因无所事事而在板床上躺得身体都要溃烂，营房中的烦恼，无法排解的苦闷，对满街抓捕他们的愤恨，——所有这一切让彼得堡的驻军走上了革命道路，而并非不断的军事挫折和公认的“叛变”的传言。

关于有轨电车这一话题，还专门编了民间故事，故事听起来挺凄惨，却很有代表性。比如说：一个好心肠的护士带着一名伤员乘车，一位将军对伤员纠缠不休，还欺辱护士；这时她脱下风衣，原来她穿着大公夫人的礼服；于是人们就说：“穿着礼服呢。”将军跪下请求谅解，但是她不肯原谅他。您看——民间故事还完全是君主主义色彩的。

下面的故事有人说发生在华沙，有人说发生在彼得堡。

讲的是一个哥萨克杀死将军的故事，这个将军想把哥萨克从电车上拽下来，还扯下了他佩戴的几枚十字勋章。因电车而引发的谋杀事件似乎在彼得堡确实发生过，但是我认为将军的形象是经过史诗性加工的；那时候的将军们并没有坐过电车——退伍的穷困者除外。

在部队中没有人做宣传工作；至少我敢说，我所在的部队是没有的，从早晨五六点钟一直到晚上的所有时间，我都是和士兵们一起度过的。我说的是党的宣传；但是，即便没有这种宣传，革命仍然是确定无疑的——大家都知道它必然会发生，原本以为战争后就会爆发的。

部队里没有可以做宣传工作的人，党内人士很少，即便有，也是在与士兵几乎没有交往的工人当中；知识分子——就该词基本的意义而言，也就是说，凡是受过一点儿教育的人，哪怕上过两年中学——都升为军官，其所作所为并不比基干军官更好，也许比他们还糟糕，至少在彼得堡驻军中是如此；自愿超期服役的准尉是不受欢迎的，特别是那些紧紧咬住后备营不放的后方部队中的准尉。关于这些人，战士们唱道：

从前在菜园里翻寻，

现在——成了大人。

在这些人当中，许多人的过错仅仅是太容易屈服于军事学校煞有介事地规定的严格训练。他们中许多人后来忠诚地献身革命事业，也确实是因为同样容易受到它的影响，仍像以前那样容易被外界左右。

拉斯普京的故事流传很广。我并不喜欢这个故事；从故事的内容可以看出人民精神的衰变。革命后的小报、所有这些“格里沙及其勾当”和这类文学的成功让我看到，对于广大群众而言，拉斯普京是一个特别的民族英雄，有点像瓦尼基·克柳奇尼克俄罗斯民间歌谣中的人物，他诱奸了自己的女主人公爵夫人，因此被打死。

但是，存在着各种各样原因，一些原因直接刺激着人们的神经，成为爆发革命的理由，另一些原因则在人的内心发挥着作用，慢慢改变着人民的心理，聚拢俄国民众的生了锈的铁环绷得紧紧的。

市内的食品供应一直在恶化，依照当时的标准来看很是糟糕。面包短缺，面包店前排着长队，侧路渠边已经有人砸了面包店，那些能领到面包的幸运者带着它回家，把它紧紧握在手里，脉脉含情地望着它。

有人向士兵购买面包，于是面包的硬皮和碎块便在营房里消失了，以前它们与奴役生活的酸臭味都是营房的“地方性标志”。

“买面包”的喊叫声在营房的窗户下和大门旁响起，哨兵和值班人员已经疏于看守，让自己的战友自由出入。

兵营对旧制度失去了信心，受到上级残酷却已然不自信的欺压，开始骚动不安。这个时候，基干士兵，甚至于二十二至二十五岁的士兵，都极为罕见。他们在战争中被残忍而又毫无理由地打死了。

基干士官被作为普通列兵编入梯队，死在了普鲁士、利沃夫近郊以及著名的“伟大的”撤退之时，当时俄国军队用自己人的尸体铺平了整个大地。那时候的彼得堡士兵都是些心怀不满的农民或者城市居民。

这些人甚至还没换上灰色军大衣，匆忙中只来得及把大衣裹在身上，就已经被编成一群群、一帮帮、一伙伙的，被称为后备营。

究其实质而言，兵营简直成了砖砌的畜栏，任人宰割的人们如同畜群一般不断地被各种新出现的红红绿绿的纸片发出的号召驱赶进来。

指挥人员与广大士兵之间的比值，很可能并不高于奴隶船中监工与奴隶之间的比值。

兵营外面则传言说，“工人要有所行动”，“科尔平人彼得堡近郊的伊若尔工厂的工人。想在2月18日打进国家杜马”。

半农民、半市民的广大士兵与工人接触很少，但是所有的情形却促使暴动成为可能。

我记得革命前夕的那些日子。司机教官们曾幻想说，好劫持一辆装甲车，向警方开火，然后把装甲车随便丢弃在关卡外面，在上面留下一张纸条：“送到米哈伊洛夫斯克驯马场米哈伊洛夫斯克驯马场以及附近建筑中设有装甲营的车库。”这种想法很有代表性：大家依然关心汽车。显然，人们还没有信心推翻旧制度，只是想闹闹事而已。对警察早就不满了，主要是因为他们不必到前线服兵役。

我记得，在革命前的两个星期左右，我们支队（大约两百人）边走边挖苦一队警察，大声喊道：“法老，法老！”这是警察的诨名，对警察的一种蔑称。

2月的后几天，老百姓确实袭击了警察，几支哥萨克队伍被派到街上，他们并不触犯任何人，只是骑马而行，脸上带着善意的微笑。这极大地鼓舞了人们的反抗情绪。涅瓦大街上有人开了枪，打死了几个人，被打死的马在铸造厂大街拐角不远处停放了很久。我记住了它的样子，这一事件在当时是那么不同寻常。

在兹纳缅斯克广场，一个哥萨克人杀了一个警官，因为他用军刀殴打一个示威游行的女人。

一些街道上散布着犹豫不决的巡逻队。我记得有个看起来特别尴尬的机枪队，他们携带的小机枪架在轮式枪架（索科洛夫枪架）上，驮鞍上挂着子弹带；显然，这是一个驮载机枪队。队伍停在巴谢伊恩街、巴斯科夫街的街角；机枪就像小兽一样紧贴着路面，也是那么尴尬，它被人群团团围住，人们虽不攻击它，却不知何故用肩膀挤它，笨手笨脚的。

停留在弗拉基米尔大街上的是谢苗诺夫团的巡逻队——他们有凶手之名。

巡逻队犹豫不决地滞留在那里，他们说：“我们什么也不是，我们就像外人。”政府准备派出的大批军队原地待命。夜里，沃伦团的士兵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他们商量好以后，以“去祷告”为口令拿起步枪，洗劫了军需库，带上子弹，跑上街头，联合了驻扎在周围的几支小股队伍，在其营房所在区铸造厂区布置了巡逻队。除此之外，沃伦团的士兵还砸开我们的禁闭室，它恰好与他们的营房毗邻。被释放的囚犯按照上司指令加入了队伍；我们的军官则保持中立，他们与《黄昏》持有类似的反对立场右倾的报纸（主编是阿·阿·苏沃林），定期批判沙皇行政当局，但绝不是号召推翻君主制；在2月份的那些日子里，首都的大部分军官持有同样立场。兵营喧嚣着，人们在等着被赶上街头。我们的军官说：“去做吧，你们自己知道做什么。”

在各条街道上，在我所在的地区，一些穿便衣的人已经三五成群地从大门里跑出来，夺走了军官们的武器。

尽管时而会响起枪声，大门口还是站着很多人，甚至还有妇女和儿童。他们似乎是在等待即将举行的婚礼或华丽的葬礼。

早在此前的三四天里，我们的汽车已经按照上级指示拆得不能使用。在我们的车库里，后备军士官生工程师别林金把拆下的零件交到自己车库里的工人士兵手中。但是，我们车库里的装甲车则被转移到米哈伊洛夫斯克驯马场。我去了驯马场，那里已经满是想要把装甲车劫走的人。装甲车上没有足够的零件。我觉得有必要先把“兰彻斯特”装甲车修好。备用零件都在我们学校。我去了学校。惶惑不安的值班员和勤务兵都在岗。当时这令我十分惊讶。后来，1918年底，我在基辅发动装甲营反对盖特曼的时候，看到几乎所有的士兵都称自己是值班员和勤务兵，就不再感到惊讶了。

在学校里我很受爱戴；给我开门的士兵问我：“您，维克托·鲍里索维奇，是为了老百姓吗？”他听到肯定的回答后亲吻了我。我们所有的人都亲吻了好几次。他们把零件给了我，甚至还承诺不会说出是谁拿走的。我往支队赶去。直至今日我仍然不知道：是有人来把它撤销的，还是它自行解散的？人们在营房附近四处游荡。我找到两个车库队长——格努托夫和布利兹尼亚科夫，拿了工具，和他们一同去修理装甲车。所有这一切都是白天的事儿，发生在沃伦团的士兵行动起来的两三个小时之后——这是天。

我不明白，这么多的事件怎么都赶在了这一天。

我们取了装甲车，用拖车把它拉到科温斯基大街的车库，在那里占用了一个库房，切断电话，开始修理；一直忙到晚上。结果发现，油箱里灌满了水。水结了冰，不得不把冰凿开，再把油箱四壁晾干。

在工作的间歇，我到一个熟识的文学家那里去了一趟。

他的房间里拥挤而又闷热，桌子上堆满了食物，烟草的浓雾像一堵墙，大家都在玩一种叫“阿姨”的纸牌游戏，他们后来又足不出户地玩了两天。

这个人后来很快就成为忠诚的党员、布尔什维克；当时坐在桌旁的人几乎全都成了共产党员。

即便是现在，我仍然清楚地记得他们对“街头骚乱”的轻蔑和讽刺！

在所有这些事件之前，城里曾经发生过罢工。电车停运了。那些没有参加罢工的马车夫也被阻止营运。在花园街和涅瓦街的拐角处，我遇到了一个熟悉的副教授叶甫盖尼·德米特里耶维奇·波利万诺夫，他是个才华横溢而头脑却极不清楚的人，以前似乎在喝酒方面曾与学盟分子十分接近。他大声指挥着一群拦截马车的人。此人虽然没有喝醉，但却有失常态。

起义已经波及国家杜马的周围地区。沃伦团的兵营由于接近塔夫里达宫，实际上塔夫里达宫就在兵营区——沃伦团的兵营、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的兵营、立陶宛团的兵营、工兵团的兵营（在什巴列尔街）——以及对国家杜马演讲的记忆（不足道的理由）使杜马成为起义的中心。

支队伍好像是林德费多尔·费多罗维奇·林德同志带进杜马的，他后来被特别集团军的士兵打死了，他在那里担任过政委。这个林德就是曾在4月带走芬兰团并在著名的米留可夫照会发出之后试图查封临时政府的那个人。

我们的装甲车走上街头，开始在城里四处乱转。漆黑的街道上有一些稀稀落落的人，显得很热闹。有人说，警察开了枪，忽而在这儿，忽而在那儿的。

我们去了萨姆普松耶夫斯克桥，看到了警察，但是没来得及向他们射击，他们全都逃走了。在一些地方酒窖已经被砸开，我的同伴们想拿点儿人们分发的葡萄酒，但是当我说不应该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并没有争辩。

与此同时，贵族街的装甲车在阿纳尔多维奇同志和奥贡涅茨的带领下也开了出来，他们立即占领了彼得堡区，然后驶向杜马。我不知道是谁告诉我们的，让我们也前往国家杜马。

在杜马的大门口已经停了一辆装甲车，好像是“哈福德”号。

在国家杜马的门口，我遇见了一个老战友列某，他是后备军士官生，当时已经是炮兵准尉。我们亲吻了对方。觉得一切都非常好。这股洪流把所有人都带动起来，而全部的智慧都要顺从于它的流向。

夜幕已经降临。塔夫里达宫里一片混乱。武器运来了，聚集了一些人，暂时还是零零落落的，搬来了一些粮食，不知从哪里征用到的；正门旁边的一个房间里整齐地堆放着许多口袋。已经押送来一些被逮捕的人。在杜马，一位年轻的女士任命我为装甲车的指挥官，甚至指派了一项作战任务。炮弹我是有的，我也不知道是从哪里弄到的，好像还是在驯马场吧。当然，我并没有执行作战任务，而且这些任务也没有人去执行。

我在柱子旁边躺在毛皮大衣上睡了一两个小时。在杜马我遇见了苏哈诺夫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苏哈诺夫。我是在《年鉴》编辑部认识他的，我为该杂志的文学栏目撰过稿（发表过图书简评）。但是，我曾在编辑部做过诗学方面的报告，我在报告中认为艺术是纯粹的形式，并且与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这大概就是为什么苏哈诺夫见到我很是惊讶；在他的意识中，我与武装起义是沾不上边的。我见到他感到吃惊则是出于自己政治上的幼稚；我当时还不知道已经形成并组建了政治中心。当然，那时候它们尚未对事件产生影响。众人往前走着，像是鲱鱼或是斜齿鳊，一路产着卵，顺应着自己的本能。

夜里押送来了一个叫德某的被逮捕的中尉，他是一个装甲修理厂的厂长。

押送他的人不是很自信，被逮捕的中尉责备我说：“怎么，你觉得在索科利辛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索科利辛上尉那里不好吗，你怎么反对他？”我告诉他，我根本没有反对索科利辛上尉。

半小时后中尉兴高采烈地走了。国家杜马军事委员会把他作为批“外来”的汽车部队军官之一，委派他组织彼得堡所有的汽车战斗。

这个人很狡猾，有独到的聪明之处，他即便对权力没有欲望，也追求一定的地位，后来加入了无政府主义者-共产主义者队伍。我之所以谈到他，因为他是我见过的个在赛马中追求名次的骑手。后来我见过很多这样的人。

一大清早我们又开车去了城里。有人给我分派了战斗任务，甚至让我当炮手指挥官；我丢弃了指挥官这一职务（或许是它放弃了我）而加入了愉快而人员混杂的起义人民队伍。我开车来到米里昂街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的兵营前。有人说，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的士兵在抵抗。

我们开车到了兵营前。这是一个令人惊异的天空湛蓝、阳光明媚的早晨。随着欢快的射击声，反抗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的士兵穿着带有鲜艳红色领章的崭新军大衣从营房里跑了出来。

有些地方还在试图反抗。还击的好像是第六工兵营和莫斯科团的教导队。摩托车兵在列斯诺伊镇抵抗了很长时间。我觉得，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是因为到他们那里去的都是工人，没有士兵，所以他们不敢加入进来。

往他们那里派去了“菲亚特”装甲车，占领了木制营房的一角，俘虏了其中的士兵。

夜里，我们的一个装甲兵费奥多尔·波格丹诺夫牺牲了。他乘坐一辆开放式装甲车遭到了警察的埋伏（安放正确的机枪在装甲车底层窗口，而不是在顶层，顶层的机枪只是嗒嗒地响，当时它根本谈不上弹道低伸射击）。

波格丹诺夫的遗骨没有葬在战神广场，他的家人把尸体带走并运到城外去了。

现在来说说顶层的机枪。有人叫我去把它们拆除，这件事几乎持续了两个星期。通常情况下，当感觉到有人从窗口射击的时候，人们便开始毫无秩序地用步枪向房子扫射，而子弹击中处扬起的灰泥和尘土被当成了对方的还击。我确信，二月革命中大部分遇难者是被我们自己的子弹打死的，这些子弹都是从上空直接落到我们身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