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追凶 运用司法语言学破案

什么是司法语言学？如果你已经研究到这一步，对此问题你可能已有了一些自己的答案。另一方面，司法语言学可能是一个你没有听说过却又想了解更多的课题。

我叫约翰·奥尔森，在过去的15年里，我一直是(现在仍然是)世界上的全职司法语言学家。此书源于我的工作，亦可说明司法语言学是如何帮助破案的。在开始之前，我想先介绍一些背景资料。让我先简要介绍一下司法语言学是如何产生的。

1968年，伦敦大学的一位瑞典语言学家听说了许多年前的一个案件。在伦敦肯辛顿区的瑞灵顿街10号，几名妇女和一个婴儿被谋杀。瑞灵顿街因此变得臭名昭著，以至于当局终不得不迫于当地居民的压力，将它改名为鲁斯顿小巷(Ruston Close)。然而，人们心头的阴影仍然存在，终地方议会拆除了整条街道，并于70年代在那里建造了新的房屋。

瑞灵顿街10号公寓一楼的房客是约翰·克里斯蒂，一个安静甚至有些害羞的男人，他的婚姻美满幸福。楼上住着提摩太·埃文斯和他的妻子贝丽尔还有他们的女儿。埃文斯于1949年从瑞灵顿街失踪，同时人们开始询问他的妻子和孩子的下落。同年的11月，埃文斯在南威尔士投案自首，当时他和叔叔住在梅瑟蒂·德菲尔（Merthyr Tydfil）。因埃文斯已向警方作出了认罪的供词，司法语言学自此介入该案。埃文斯被判有罪，部分是基于这些供词，部分是基于克里斯蒂提供的证据。埃文斯于1950年被绞死。之后，随着克里斯蒂妻子的失踪，邻居们开始对克里斯蒂的古怪行为生疑。在克里斯蒂搬离公寓后，另一个租客住了进来。在他准备搭架子的时候，发现了可怕的一幕：一个半裸的女人的尸体。警察到达后，又发现了其他几起谋杀案的证据。克里斯蒂后来被追捕、起诉、定罪，终被处以绞刑。在克里斯蒂死前不久，他承认自己谋杀了埃文斯的妻子并“可能”谋杀了其孩子。尽管在克里斯蒂被处决之前有要求调查这些指控的紧急请求，但内政部长拒绝停止绞刑，克里斯蒂于1953年7月被处死。在记者卢多维奇·肯尼迪于20世纪60年代关注埃文斯这一案件之前，被处以绞刑的埃文斯所供认的罪行十多年来一直被认为是其所为。肯尼迪的报道引起了伦敦大学的一位瑞典教授简·斯威特维克的关注。他对供词进行了审查，并得出结论：这些供词包含多种语言风格，其中大多数都是以“警察登记”编写而成。斯威特维克的分析和肯尼迪的坚持迫使内政部长推翻了定罪，使埃文斯在死后被赦免。这可能是世界上起语言学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的谋杀上诉案。因斯威特维克在对证词的研究报告中使用了“司法语言学”这一术语，他被认为是这门学科的“创始人”。

20世纪90年代，德里克·本特利一案引起了伯明翰大学语言学家的关注，当时我是该校语言学的研究生。在伦敦南部的一起入室盗窃案中，本特利的同伙克里斯·克雷格开枪打死了警官西德尼·迈尔斯，在本特利向警方口述的供词中出现了多处异常，许多先前被接受的供词现在都受到质疑。基于静电压痕仪（ESDA）所提供的证据，一个接一个的定罪被撤销。ESDA 是一种静电处理过程，与照片复制有某些共同之处，在书写过程中几张纸叠在一起，ESDA就会显示出其他纸上的凹痕。

1994年，我在英国建立了司法语言学研究所，该研究所随后成为世界上领先的语言学实验室之一。我和我的同事一起检测了所有类型的文本，包括作者身份、真实性、语义的解释、有争议的语言以及其他取证过程。早期的一个案件涉及对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名被指控的恐怖分子在帕丁顿格林警察局对警方所作的供述进行分析。从那时起至今，我已经处理了近300起司法语言学调查。这些调查包括检查自杀信件语言的真实性、评估敲诈勒索中的威胁性、评估警方问询记录中所谓的压迫性问询(这在当今很少见)，以及在从谋杀到敲诈勒索到恐吓证人、性侵犯和网络内容等众多调查中鉴定识别数百封信件、电子邮件和手机短信的作者身份。我接受过警察机构、律师、国际公司和组织的委托，甚至也接受过收到恐吓信的私人客户的委托，发恐吓信的人可能就住在附近甚至隔壁。

在早期的一桩案件中，美国中西部一家名犬俱乐部的主席让我判断，该俱乐部收到的大量恐吓信是否来自他们自己的成员。这些恐吓信的作者极有可能是一名上了年纪、举止温和的女士，多年来一直忠实专注地处理俱乐部的行政事务，但她的一只宠物未能在俱乐部的年度名犬展上获奖，令她倍感失望。这可能会让人感到惊讶。恐吓信也会出现在家庭内部。在一个案例中，一名心怀不满的女士对其弟弟在酒店生意上的成功感到愤怒，并给当地商会写了大量的匿名诽谤信，信中不仅否认了他的努力，而且侮辱了他的妻子，指控他的纳粹做派，并声称酒店经常周末举办白人至上主义者的派对。在另一个案例中，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因嫉妒其姐姐即将结婚而试图挑拨她来陷害新郎。从另一方面来讲，并非所有的匿名诽谤信都来自家庭成员：近期的案件中我试图确定一名中年男子的身份，在性骚扰一名十几岁男孩并遭到拒绝之后，他写信给男孩的父母，指控他们的儿子是一名儿童性骚扰者。男孩的父亲——也许认为这是对他家庭声誉的指控——自杀了。

如果你收到了恐吓信，或者那些诋毁你朋友、亲戚或同事的诽谤信，你要知道的是：在我处理过的恐吓信案件中，所有指控都被证明是纯粹的恶意——完全是捏造的。但这些捏造的东西却能毁灭一个人的生命，我已经见证过太多此类事情了。我认识的一个商人收到了几封这样的信，尽管他和身边的人都知道信里的指控完全是假的，但他差点被这几封信摧毁。幸亏家人给了他有力的支持，他终才得以恢复。犯下这一可怕罪行的人一直没有找到。只要了解到人们的生活受到多大的影响，就能够意识到这种犯罪的严重程度。

人们也不该就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的那些暗黑电影产生联想，认为恐吓信全都是女性写的。事实远非如此：仇恨和恶意没有性别和年龄的界限，也不论社会阶层。我见过青少年、老贵族、中年工匠写的恐吓信，也见过那些事业有成的高管、医生以及受人尊敬的祖辈写的恐吓信。互联网的出现让恐吓信得以盛行：任何人都可以用假名申请免费的电子邮箱，然后在公共论坛上发表对他人恶毒的诽谤，或通过电子邮件私下传播谣言。然而,尽管有技术方面的便利，每天依然有成千上万封的诽谤信以传统纸质信函的方式通过皇家邮政及其他邮政公司在世界范围内传播，每一封信都意图破坏他人的幸福生活，摧毁别人的声望名誉，或者挑拨夫妻或其他家庭成员之间的良好关系。写信人的动机也并不总是仇恨：通常是因为无聊，而且对那些不可避免的破坏缺乏预见性。

幸运的是，司法语言学涉及的案件并不全是恐吓信。每天都有独特的调查请求：父亲想知道女儿写给他的信是否真是她的风格，青少年的母亲担心自己孩子的写作风格受到“帮派腔调”的影响，保险公司想要从数名潜在客户中分辨出诈骗犯，警探想要解码囚犯写给同伙的加密信件，囚犯想要证明自己是无辜的，律师想要帮助委托人上诉，员工想要证明老板污蔑他写了匿名邮件：各种各样的调查层出不穷。

在我从事这项工作的15年中，我分析了数百人写的数千篇文本，这些文本涉及许多类型的犯罪。在此期间，司法语言学从一门只有少数人热衷的边缘学科发展成为在国际上受到认可的实践行业，能够真正为执法和法律业界服务。

我曾有幸处理过许多案件，在本书中，我记叙了部分案件的细节。我尽全力避免透露受害者的身份、住址，以及现在或之前从事的职业。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我也无法指出部分案件中的犯罪人。不幸的是，有些案件为公众所熟知，不能匿名，关注新闻的读者能够轻易辨别出这些案件。有些案件是近才发生的，不适合在书中记叙，但我希望几年之后，公众会逐渐淡忘这些罪行和事件，届时我就能够记叙这些案件了。

希望本书能向你展示出语言分析对破案的重要意义。本书囊括了许多人的生活故事，其中大部分都是普通人面临特殊情况，完全没有自主选择的余地。我试图以一种简单的叙述方式，直截了当、平白直叙地讲述这些生活故事。我的目的不是“讲好故事”，而是展现语言的趣味性和复杂性，以及它在法律领域中的强大作用。如果这些故事值得一读，我希望这不会给事件本身的重要性或悲剧性造成任何负面影响。我一直都知道，这项工作关注的是人，而不仅仅是语言，多年来我一直认为从事这项工作既是一种特权，也是一种责任。

司法语言学初被视作纠正司法不公的工具。如今，它在日常司法活动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在过去的一千年里，普通法系在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发展起来，尽管确实存在着积年的错误，但该法系应该得到该地区所有居民的珍视。这就能够解释司法科学的重要性。在当今时代，公民权利和自由遭到的侵蚀再度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司法科学理所当然地成为正义和自由的一种守护力量。在仅仅40年的时间里，司法语言学从一个小小的开端，发展成为司法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我相信，它也是司法过程永恒的组成部分。

法庭科学领域运用实际案例介绍司法语言学相关问题的译著。阅读这二十多个犯罪纪实故事，了解语言学家如何深入文字背后，分析各种线索，如何发现看似自杀案件背后真正的凶手，如何让陪审团终裁定只肯承认过失杀人的罪犯为谋杀罪，如何结合语言学和语音证据让罪犯认罪，如何发现写作风格的转变从而鉴别是否抄袭等。

法庭科学领域运用实际案例介绍司法语言学相关问题的译著。阅读这二十多个犯罪纪实故事，了解语言学家如何深入文字背后，分析各种线索，如何发现看似自杀案件背后真正的凶手，如何让陪审团最终裁定只肯承认过失杀人的罪犯为谋杀罪，如何结合语言学和语音证据让罪犯认罪，如何发现写作风格的转变从而鉴别是否抄袭等。

约翰• 奥尔森教授是英国知名司法语言学家，美国内布拉斯加卫斯理大学兼职教授，在线教授司法语言学。他也是塞尔维亚诺维帕扎尔国际大学的客座司法语言学教授，每年开设司法语言学的暑期课程，同时是克罗地亚萨格勒布大学语言和法律中心的理事会成员及客座教授。他协助法律界和警界工作多年，主要为案件的调查和法庭诉讼提供语言学方面的指导和帮助，其独特的鉴定理论曾在美国的法庭审理中多次被运用。

引言//00

部分

1. 油桶藏尸案//00
2. 骑行客谋杀案//0
3. 海洛因偷运进监狱//0
4. 《达·芬奇密码》涉嫌剽窃？//0
5. 日记现端倪//0
6. 球棒威胁//0
7. 知名律师化身控制狂？//0

第二部分
8. 谋杀还是自杀？//0
9. 珍妮经历了什么？//0
10. 医疗信息造假案//0
11. 代码策略：囚徒困境//0
12. 卢旺达种族灭绝//0
13. 热带地区的死亡威胁//
14. 由“专业人士”提出的不实指控//
15. 死刑犯//

第三部分
16. 一场被“句号”戳穿的谋杀案//
17. 一个乏味的恋童癖//
18. 检察官备忘录导致裁定结果为滥用程序//
19. 匿名信//
20. 寻找寄信人//
21. 是欧尼还是罗尼？//
22. 证人说……但是他说的有用吗？//
23. 人口贩卖和创伤语言//
词汇表//

法庭科学领域运用实际案例介绍司法语言学相关问题的译著。阅读这二十多个犯罪纪实故事，了解语言学家如何深入文字背后，分析各种线索，如何发现看似自杀案件背后真正的凶手，如何让陪审团终裁定只肯承认过失杀人的罪犯为谋杀罪，如何结合语言学和语音证据让罪犯认罪，如何发现写作风格的转变从而鉴别是否抄袭等。

约翰• 奥尔森教授是英国知名司法语言学家，美国内布拉斯加卫斯理大学兼职教授，在线教授司法语言学。他也是塞尔维亚诺维帕扎尔国际大学的客座司法语言学教授，每年开设司法语言学的暑期课程，同时是克罗地亚萨格勒布大学语言和法律中心的理事会成员及客座教授。他协助法律界和警界工作多年，主要为案件的调查和法庭诉讼提供语言学方面的指导和帮助，其独特的鉴定理论曾在美国的法庭审理中多次被运用。

2005年的一个夏夜，40岁的朱莉•特纳在约克郡失踪。她是一名迷人的女性，有两个孩子，住在谢菲尔德。6月7日（星期二）下午6点左右，她离开家，和交往了四年的霍华德•西莫森一起去购物。她离开家时，她丈夫达伦知道她要去找西莫森。朱莉并不刻意隐藏她和西莫森的关系，邻居们经常在西莫森接送她的时候看到他的奔驰车停在附近。这一对儿甚至还一起接过孩子放学。

西莫森住在德比郡克雷斯韦尔，在谢菲尔德以南20英里。那天晚上11点，朱莉还没有回来，达伦越来越担心。他决定开车去西莫森家里看看。奔驰车停在外面，但房子里一片黑暗，没有西莫森的踪影。达伦沮丧地开车回家。四个小时后，周三凌晨3点22分，他终于向警方报告了朱莉失踪的事。警方在当地医院进行了调查，联系了家庭成员，但仍然没有找到朱莉的踪迹。

第二天下午，达伦收到了一条手机短信，内容如下：

Stopping at jills, back later need to sort my head out

【译文】

在吉尔家，晚点回去我得整理思绪

达伦看不懂这段文字，因为他不认识叫吉尔的人，朱莉从来不用手机发短信，他也不认识发这条短信的手机号码。除此之外，他知道朱莉向来很关心孩子，总是要先告诉他们她要去哪里，然后才会离开。

当晚，达伦在几位家人的陪同下又去了克雷斯韦尔。西莫森家着火了，有两个人在说话。西莫森有点不屑一顾，达伦离开克雷斯韦尔的时候依然不知道朱莉的下落。第二天，达伦收到了另一条手机短信：

（完整版请见书）. sorting my life out. be in touch to get some things

【译文】

告诉孩子们不要担心。整理我的生活。保持联系需要拿一些东西

第二天下午2点左右，警察来到了西莫森在切斯特菲尔德的办公室。他不在办公室，一名工作人员打了他的手机。西莫森对那位工作人员说，他大概会在半小时后回到办公室。

过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后，工作人员又打了一个电话问他还要多久，西莫森解释说他遇上道路施工，被耽搁了。下午3点半左右，他开着一辆福特Ranger皮卡回来了。

警察从他那里获得了很多线索。他非常坦率地表达了自己的愿望，认为朱莉应该离开达伦，和他一起生活。警察要求他上交手机。他其实有两部手机——一部专门用来与朱莉联系，另一部用于他的业务。

前一天晚上，他的其中一部手机收到一条短信，显然是朱莉发来的：

Sucker. im stopping at my friends. guess who. why do you think i wanted to rush back. dont bother looking for me.

【译文】

笨蛋。我在朋友家。猜猜是谁。你以为我为什么急着回去。别找我了。

这些手机短信没什么可看的。在涉及手写文本或输出文本的案件中，我们通常处理的不是手机短信，而是十几封信，每封长达几百个字。即使是这种规模的文本，处理起来也并不总是很容易，而且经常会有语言学家抱怨“文本规模”是鉴定工作的阻碍因素。然而，与目前的情况相比，十几封信的文本规模可谓奢侈。

但这些文本间依然存在着几点相似之处。这几条手机短信有一个有趣的特征，用句号代替逗号：“笨蛋。我在朋友家。”这种情况下，“笨蛋”一词后面应该使用逗号而不是句号。

与此同时，警方在西莫森家中发现了一封他本人写的长达五页的信。警方扣押了这封信。信件没有指明收信人。信中提到他想从一个叫“迈克”的人那里买一把枪。从信中可以看出，西莫森打算杀掉朱莉，然后自杀。

和上面的短信文本一样，信中也有几处把句号用作逗号的例子：

Well. a week on Since my first letter of disaster

（完整版请见书） what a tangle. but she is not getting away with my life

【译文】

好吧。距离我封糟糕的信已经过去一周了

我的天真是一团乱麻。但我不会放过她的

然而，就其本身而言，这一发现对调查的进展几乎没有帮助，因为没有办法考察人们把句号用作逗号的频率。我只能说这种现象似乎很罕见，但我不知道它罕见到什么程度。

这几条手机短信没有其他值得研究的内容。不过，我对“整理”这个词很感兴趣，比如下列这两条短信：

Stopping at jills, back later need to sort my head out

（完整版请见书） sorting my life out. be in touch to get some things

【译文】

在吉尔家，晚点回去我得整理思绪

告诉孩子们不要担心。整理我的生活。保持联系需要拿一些东西

我向警察要了一份讯问录音，仔细听了几个小时。收获甚微。就在我要关掉录音，准备收工的时候，我听到一名警官问起西莫森和朱莉之间的关系，这两个人似乎都有同居的意向，为什么没有住在一起呢。西莫森是这样回答的：

She was on heavy medication and she said when she’d got her head sorted out and sorted her life out then it would happen.

【译文】

她当时正在服用大量药物，她说要整理思绪，整理生活，然后再一起住。

我十分震惊，反复播放了这一段，确认自己真的听到了那些话：“head sorted out（整理思绪） ... sorted her life out（整理生活）”。“sorting one’s head out”和“sorting one’s life out”这两个短语其实很少见，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没有多少人愿意承认自己的生活是如此糟糕或困难，以至于他们不得不把它“整理”清楚。诚然，“整理东西”或“理清楚一切”这种表达并不少见，但“整理”某人的生活，“整理”某人的思绪，这种表达要罕见得多。当时，我在一个体量为1亿个词的语料库（一种语言集合体）中，只找到了一个“整理我的生活”的例子。还有一个例子是“整理好他的生活”。我没有找到“整理好我的生活”或“整理他/她的生活”，也没有“整理某人的思绪”这种表达。谷歌的搜索结果中，有23000个“sort my life out（整理我的生活）”、600个“sort my head out（整理我的思绪）”，由此可以看出，“整理思绪”这种表达极为罕见。

更罕见的是，这两个表达同时出现在一个文本中，“sorting out one’s life and one’s head（整理某人的生活和思绪）”。谷歌的搜索结果中只出现了17次这样的组合，可以说是独一无二了。另一个有趣的点也值得我们注意，那就是顺序：较早的那条手机短信提及了整理思绪，较晚的那条提及了整理生活。这和讯问录音中的顺序一致：“整理思绪和生活”。因此，讯问与（分开发送的）短信不仅包含两个相同的要素，而且要素的顺序也是相同的。

本书中所突显的语言的创造性和语言学领域的广阔性令人瞩目。——《泰晤士报文学增刊》

奥尔森以富有洞见的文字和极具可读性的叙述，从技术实践的层面，为读者呈现了外国语言学家的职责和工作。——《法律符号学国际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