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理性批判文集

本年春得到商务印书馆编辑何世鲁先生的通知，说是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一书即将再版，问我是否需要修订译文。由于此书初版距今已十有四年，诚然当时总不免会有未能发见的错误或斟酌有欠妥当的地方，遂决定将全书从头至尾重行校订一遍，有所改动。各篇所据的原文仍是德国（普鲁士）科学院《康德全集》版。科学院版尽管也有错误，有些字句学者们也聚讼纷纭，但仍不失为迄今为止为完备的一个版本。译文中的祗牾却仍然不敢自保。倘蒙读者赐教，不胜感谢。今年恰值康德逝世二百周年，谨以此书作为对于这位一代哲人的一个小小的纪念。
     此次重校的过程之中，每不免随时有所感触，所以在校订过程中也随手记下了一篇再版序言，不敢说是对读者有所帮助，只不过是自己读书时的一点肤浅的体会而已，现附录如下，仅供读者参考。

本书收录康德于1784—1797年间（60岁至73岁）所写的论文8篇，包括康德有关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的全部主要*作在内。康德的《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的中心思想是为人类朝向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而进步的信念进行论证。在他看来，这个信念的依据在于它不是不可能的，而不在于它无论如何是会实现的。作为其批判哲学体系的组成部分，该书具有丰富的思想内容并对后世影响深远。故又有“第四批判”或“历史理性批判”之称。

伊曼努尔·康德（1724-1804），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启蒙运动时期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其哲学主要关注认识论和形而上学问题，代表作为《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

译者简介：

何兆武，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兼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教授和德国马堡大学客座教授。曾就学於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在西南联大外文系攻读研究所。1956年至1986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员。长期从事历史理论、历史哲学及思想史的研究和西方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

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1784）
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1784）
评赫德尔《人类历史哲学的观念》（1785）
人类历史起源臆测（1785）
万物的终结（1794）
永久和平论（1795）
重提这个问题：人类是在不断朝着改善前进吗?（1797）
论通常的说法：这在理论上可能是正确的，但在实践上是行不通的（1793）

译名对照表

本书收录康德于1784—1797年间（60岁至73岁）所写的论文8篇，包括康德有关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的全部主要*作在内。康德的《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的中心思想是为人类朝向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而进步的信念进行论证。在他看来，这个信念的依据在于它不是不可能的，而不在于它无论如何是会实现的。作为其批判哲学体系的组成部分，该书具有丰富的思想内容并对后世影响深远。故又有“第四批判”或“历史理性批判”之称。

伊曼努尔·康德（1724-1804），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启蒙运动时期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其哲学主要关注认识论和形而上学问题，代表作为《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

译者简介：

何兆武，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兼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教授和德国马堡大学客座教授。曾就学於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在西南联大外文系攻读研究所。1956年至1986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员。长期从事历史理论、历史哲学及思想史的研究和西方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

这里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公众本来是被他们套上了这种羁绊的，但当他们的保护者（其本身是不可能有任何启蒙的）中竟有一些人鼓动他们的时候，此后却强迫保护者们自身也处于其中了；种下偏见是那么有害，因为他们终于报复了本来是他们的教唆者或者是他们教唆者的先行者的那些人。因而公众只能是很缓慢地获得启蒙。通过一场革命或许很可以实现推翻个人专制以及贪婪心和权势欲的压迫，但却绝不能实现思想方式的真正改革：而新的偏见也正如旧的一样，将会成为驾驭缺少思想的广大人群的圈套。
　　然而，这一启蒙运动除了自由而外并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而且还确乎是一切可以称之为自由的东西之中无害的东西，那就是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可是我却听到从四面八方都发出这样的叫喊：不许争辩！军官说：不许争辩，只许操练！税吏说：不许争辩，只许纳税。神甫说：不许争辩，只许信仰。（举世只有一位君主说：可以争辩，随便争多少，随便争什么，但是要听话！）到处都有对自由的限制。
　　然则，哪些限制是有碍启蒙的，哪些不是，反而是足以促进它的呢？一一我回答说：必须永远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并且唯有它才能带来人类的启蒙。私下运用自己的理性往往会被限制得很狭隘，虽则不致因此而特别妨碍启蒙运动的进步。而我所理解的对自己理性的公开运用，则是指任何人作为学者在全部听众面前所能做的那种运用。一个人在其所受任的一定公职岗位或者职务上所能运用的自己的理性，我就称之为私下的运用。
　　就涉及共同体利益的许多事物而言，则我们必须有一定的机器，共同体的一些成员必须靠它来保持纯粹的消极态度，以便他们由于一种人为的一致性而由政府引向公共的目的，或者至少也是防止破坏这一目的。在这上面确实是不容许有争辩的：而是人们必须服从。但是就该机器的这一部分同时也作为整个共同体的，乃至于作为世界公民社会的成员而论，从而也就是以一个学者的资格通过写作面向严格意义上的公众时，则他是可以争辩的，而不致因此就有损于他作为一个消极的成员所从事的那种事业。因此，一个服役的军官在接受他的上级交下某项命令时，竞抗声争辩这项命令的合目的性或者有用性，那就会非常坏事；他必须服从。但是他作为学者而对军事业务上的错误进行评论并把它提交给公众来作判断时，就不能公开地加以禁止了。公民不能拒绝缴纳规定于他的税额；对所加给他的这类赋税惹是生非地擅行责难，甚至可以当作诽谤（这可能引起普遍的反抗）而加以惩处。然而这同一个人作为一个学者公开发表自己的见解，抗议这种课税的不适宜与不正当不一样，他的行动并没有违背公民的义务。同样地，一个牧师也有义务按照他所服务的那个教会的教义向他的教义问答班上的学生们和他的会众们作报告，因为他是根据这一条件才被批准的。但是作为一个学者，他却有充分自由、甚至于有责任把他经过深思熟虑有关那种教义的缺点的全部善意的意见以及关于更好地组织宗教团体和教会团体的建议传达给公众。这里面并没有任何可以给他的良心增添负担的东西。因为他把作为一个教会工作者由于自己职务的关系而讲授的东西，当作是某种他自己并没有自由的权力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进行讲授的东西：他是受命根据别人的指示并以别人的名义进行讲述的。他将要说：我们的教会教导这些或那些；这里就是他们所引用的论据。于是，他就从他自己不会以完全的信服而赞同、虽则他很可以使自己负责进行宣讲的那些条文中——因为并非是完全不可能其中也隐藏着真理，而且无论如何至少其中不会发现有任何与内心宗教相违背的东西，——为他的听众引绎出全部的实用价值来。因为如果他相信其中可以发现任何与内心宗教相违背的东西，那么他就不能根据良心而尽自己的职务了，他就必须辞职。一个就任的宣教师之向他的会众运用自己的理性，纯粹是一种私下的运用；因为那往往只是一种家庭式的聚会，不管是多大的聚会；而在这方面他作为一个牧师是并不自由的，而且也不能是自由的，因为他是在传达别人的委托。反之，作为一个学者通过自己的著作而向真正的公众亦即向全世界讲话时，则牧师在公开运用他的理性上便享有无限的自由可以使用他自己的理性，并以他自己本人的名义发言。因为人民（在精神事务上）的保护者而其本身居然也不成熟，那便可以归结为一种荒谬性，一种永世长存的荒谬性了。
　　然则一种牧师团体、一种教会会议或者一种可敬的教门法院（就像他们在荷兰人中间所自称的那样），是不是有权宣誓他们自己之间对某种不变的教义负有义务，以便对其每一个成员并且由此也就是对全体人民进行永不中辍的监护，甚至于使之永恒化呢？我要说：这是完全不可能的。这样一项向人类永远封锁住了任何进一步启蒙的契约乃是无效的，哪怕它被权力、被国会和庄严的和平条约所确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