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新正版 社会科学方法论

　马克斯·韦伯对当代社会科学和社会思想做出了无与伦比的巨大贡献，而这种贡献相当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他的方法论学说。他的社会科学研究常被评价为博大精深，而这种特点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得益于他自己的方法方面的素养和方法论上的见解。有人认为，韦伯的方法论学说是他的成就，尽管这不是一个普遍为人接受的观点。但他的方法论学说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且还在不断产生影响，则是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翻译了马克斯·韦伯这本《社会科学方法论》。此书实际上由选自《科学论文集》（Gesammelte Ausatzezur Wissenschatslehre，SAuflage，J，C，B.Mohe[Paul Siebeck] Tubingen，1982。以下凡引《科学论文集》皆为此版本①）的三篇长文组成，它们分别阐述了韦伯方法论思想中的一些重要的内容，是韦伯方法论著述的代表作。当然，韦伯方法论思想绝不限于这三篇文章中所表述出来的内容，整部《科学论文集》就是一部方法论文集，这里译就的三篇文字只占其篇幅的三分之一。若要将韦伯方法论思想较为全面地介绍给汉语读者，翻译全部《科学论文集》就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工作，而这正是译者将服的笔砚之役。当然，韦伯还有一些重要的方法论思想包含在他的一些专门研究之中。我们之所以强调这里所选的三篇论文为韦伯方法论的代表作，是因为它们集中地讨论和阐述了韦伯方法论里一些为世人所重视并且为方法论研究乃至一般社会科学研究无法回避的基本思想。因此，可以说，这三篇论文既是了解韦伯方法论的初阶，亦是其方法论思想之堂奥。
　　这三篇长论包含着颇为丰富的内容。虽然韦伯旨在每一篇中讨论一两个中心论题，但由于讨论一旦深入，往往就会牵涉许多相关的问题，这些问题在不同的文章里常常是从不同的角度叙述出来的，有些根本就是在另外的论文里面提出来的。为了有助于读者领会韦伯的这三篇长文，突出韦伯方法论学说的主要概念，规定这些概念或思想的基本意义，并且了解这些概念和思想所处的理论境域，译者将以下面的文字，概述以这三篇文章的内容为核心的韦伯整个方法论思想，并在这个基础上分析和讨论其所涉及的一般性问题。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社会科学方法论》以严谨的逻辑结构探讨以下内容：理想与价值判断之科学批判的意义；经验知识与价值判断的原则区分。文化科学认识兴趣的根本意义；文化科学中理论考察方式与历史考察方式的关系；理想典型概念形成的逻辑结构：经验社会认识的“客观性”的意义；文化价值理念和文化科学兴趣的易变性，以及历史因果考察中的客观可能性与恰当的因果关系；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价值阙如”的意义；“目的”与“手段”之批判；“伦理学”的界限；价值讨论和价值诠释；“发展趋势”与“适应”：“进步”的概念；理性的进步；规范性因素在经验学科中的地位；关于经济的科学学说的任务。

马克斯·韦伯 (Max Weber，1864-1920)，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社会理论家，也是现代一位生命力和影响力的思想家，社会学创立以来伟大的社会学家之一。公认的社会学三大"奠基人"之一，其学术成就之宏大精深，影响之深远，在社会学界乃至整个世界社会科学理论体系上都是的。

译者简介：韩水法，男，1958年7月生，浙江余杭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长江学者 ，博士生导师。

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中的“客观性”
文化科学逻辑领域内的批判性研究
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价值无涉”的意义
译后记
修订译本后记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社会科学方法论》以严谨的逻辑结构探讨以下内容：理想与价值判断之科学批判的意义；经验知识与价值判断的原则区分。文化科学认识兴趣的根本意义；文化科学中理论考察方式与历史考察方式的关系；理想典型概念形成的逻辑结构：经验社会认识的“客观性”的意义；文化价值理念和文化科学兴趣的易变性，以及历史因果考察中的客观可能性与恰当的因果关系；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价值阙如”的意义；“目的”与“手段”之批判；“伦理学”的界限；价值讨论和价值诠释；“发展趋势”与“适应”：“进步”的概念；理性的进步；规范性因素在经验学科中的地位；关于经济的科学学说的任务。

马克斯·韦伯 (Max Weber，1864-1920)，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社会理论家，也是现代一位生命力和影响力的思想家，社会学创立以来伟大的社会学家之一。公认的社会学三大"奠基人"之一，其学术成就之宏大精深，影响之深远，在社会学界乃至整个世界社会科学理论体系上都是的。

译者简介：韩水法，男，1958年7月生，浙江余杭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长江学者 ，博士生导师。

我们要从事的社会科学，是一门实在的科学。我们要理解我们侧身于其中的且围绕我们生活的实在的特点——我们一方面理解它现在形态的个别现象的联系和文化意义，另一方面理解它们在历史上如此而非如彼地形成的根据。一旦我们试图思考生活直接面临我们的方式，生活便给我们呈现了“在”我们“之中”或“在”我们“之外”、依次或同时出现和消失的种种事物的无限的多样性。一旦我们想要同样严肃地尝试详尽描述“单个现象”的所有个别的成分，那么在我们孤立地注意一个“对象”——比如一个具体的交换活动——时，且不必说想从因果制约性上来把握它，这个多样性的无限性依然丝毫无损地保存着。有限的人类精神对无限实在的所有思想认识都潜在地依赖于下面的前提：每次只是这个无限实在的一个有限部分才构成科学探讨的对象，唯有它才应在“值得认识的”意义上是“根本性的”。但是，这个部分是根据什么原则被选择出来的呢？人们一再认为，文化科学中决定性的标志可能也在于某些因果联接“合乎规律的”重复。我们在现象的无限多样的过程中能够认识到的“规律”在自身里面所包含的东西，必定——根据这种见解——只是实在里面合乎科学的“本质内容”：一旦我们无论是运用广博的历史归纳法证明一种因果联接的“规律性”乃系毫无例外地有效的，还是按照内在的经验使它当下澄明，它们自身或无数类似的情况就都将从属于以这种方式找到的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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