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萧瑟处(探寻宋词背后的历史尘烟)

快意笛剑自风流——苏东坡和他的影子偶像

众所周知，陶渊明、李白、韩愈有一个共同的铁杆粉丝，那就是苏轼。

东坡视陶诗为珍宝，甚至到了舍不得读的地步苏轼：《东坡题跋·书渊明羲农去我久诗》云：“每体中不佳，辄取读，不过一篇，唯恐读尽后，无以自遣耳。”；对韩愈的人品文品，他给予了“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的极高评价，还将韩愈当作他超越时空的知己，为自己与韩愈同是魔羯座而沾沾自喜苏轼：《东坡志林·命分》云：“乃知退之磨蝎为身宫，而仆乃以磨蝎为命，平生多得谤誉，殆是同病也！”；对李白他更是心向往之，曾托伪李白写了一首《李白谪仙诗》挂在墙上，众人被唬得一愣一愣的，老顽童却在一旁得意地偷笑。

不过，东坡虽然视这些大咖为偶像，但纵观东坡一生，其所承的衣钵却并不多。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东坡却“身如不系之舟”苏轼：《自题金山画像》。，虽有不与浊世同流合污的傲骨，却无挂印归田园的决绝。李白“天子呼来不上船”杜甫：《饮中八仙歌》。，东坡对皇帝是“感恩之泪，欲涨溟波”苏轼：《谢量移永州表》。，有忠君报国的执着，而少放浪形骸的不羁。韩愈独尊儒术而斥佛道，东坡则兼容并包，将儒释道杂糅融合，少愤青之偏激，而多智者之圆通。

然而，有一个人，东坡虽未时时将其挂在口边、尊为偶像，但在他的诗词中，却经常浮现出这个人飘逸的身影，以典故的形式，来言明自己内心的志趣与坚守。更重要的是，东坡本身的为人行事风格，与此人也多有相同之处。

梅花三弄的风流

先看东坡的一首《昭君怨》：

谁作桓伊三弄，惊破绿窗幽梦？新月与愁烟，满江天。

欲去又还不去，明日落花飞絮。飞絮送行舟，水东流。

这是一首送别词。那年江南的早春二月，朋友柳子玉就要远行，与东坡依依惜别。笛声悠悠，拨乱离人心绪；江枫渔火，愁煞如钩新月。明日乘着一叶扁舟，就要浪迹天涯，纵有千般不舍，却无法阻止江水滚滚东流。既然不能送君千里，那就让缕缕飞絮代我伴君前行吧。

词以黯然离愁起，以难舍却释怀终，有感伤，更有随性；有深情，也有洒脱。这里面的笛曲，就是著名的“梅花三弄”，作曲者是桓伊，即词中的“桓伊三弄”。

桓伊是东晋名士，不仅因战功在朝中担任要职，而且还是当世乐者翘楚，尤工笛曲，被誉为“江左”。一天，桓伊乘车途径建康（今江苏南京）青溪，忽然被人拦住，称青溪中泊着的一艘小船中，一个叫王徽之的人听说他善于吹笛，想请他吹奏一曲。

王徽之的名字，桓伊素有耳闻，知道此君乃王羲之的第五子，才华横溢，怪诞乖张，是个有趣率直之人，但官职比较低微。而那时桓伊已经身居高位，王徽之这种行为显然很是唐突失礼。不过，桓伊并不介意，他默默下车，坐在河岸的胡床上，为船里的王徽之吹奏三调，笛声婉转，韵味深长。狂士王徽之听得痴了，待回神过来，才知道桓伊早已飘然离去。

一曲长笛三弄，将一个率性而为的狂生，和一个声名显赫的名士，长久定格在中国文化的册页中，成为豁达大度、随性随心、不拘俗规的风雅基因，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书生文人。苏轼“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才高八斗，却从不盛气凌人；身负盛名，也不忘乎所以，持权柄时平和淡然，遭贬谪时随遇而安，其温润诚挚性格的形成，恐怕也是有这个基因的功劳在内。

筝歌谏言

桓伊可以说是一个文武兼备的全才。风雅起来，他可以化作不食人间烟火的缪斯；而骑上战马，拿起长剑，他亦能变成一腔血勇的铁血男儿，驰骋疆场，指挥万马千军，挫劲敌、杀贼寇，筑起钢铁长城。

那时，北方符坚的前秦，刀锋所指，无不披靡。东晋将领袁瑾、朱辅叛降前秦，固守寿春（今安徽寿县）。桓伊作为淮南太守，参与到寿春攻坚战之中。前秦派大将王鉴、张蚝统领步兵、骑兵两万人救援，被桓伊联合南顿太守桓石虔迎头痛击，敌将大败溃退，寿春终被攻破，叛将也遭擒获，桓伊因此晋升为西中郎将、豫州刺史。后来，前秦皇帝符坚亲率百万大军南侵东晋，在谢安的指挥下，桓伊又与谢玄、谢琰等人一起，以少胜多、力挫强敌，取得了淝水之战的重大胜利，他也被封永修县侯、右军将军。

淝水之战后，谢安功高震主，而小人奸佞此时又瞅准时机，捕风捉影、挑拨离间，疯狂地诋毁诬陷，晋孝武帝对他的猜忌日益加重。谢安感到危机四伏，知道这样下去终究难免遭难，因此深感忧惧。

这时，桓伊出手了。

一次，孝武帝召桓伊饮宴，谢安等人在旁相陪。酒宴气氛热烈，孝武帝心情大好，知道桓伊吹笛“江左”，便请他吹奏一曲，桓伊领命。一曲过后，放下笛子，他对皇帝说，臣古筝的技艺虽然不及笛子，但也足以演奏并歌唱与之相配，请允许臣为陛下弹筝歌唱，并让自己的奴仆吹笛伴奏。孝武帝欣然应允。于是奴仆吹笛，桓伊弹筝而歌，唱的却是三国曹植所做的《怨歌行》：“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忠信事不显，乃有见疑患。周旦佐文武，金滕功不刊，推心辅王政，二叔反流言。待罪居东国，泣涕常流连……”说的是周公忠心耿耿辅佐文王武王以及周成王，却遭到管、蔡二叔的诋毁，被周成王猜疑打压，哀叹为忠臣之难，道尽怀忠心之苦。曲调哀婉凄清，歌声悲愤苍凉，一曲终了，酒席间的欢愉和谐顿时无影无踪，气氛一下子凝重起来。

这歌曲无疑是不合时宜的，不仅扫了大家的兴，更是让皇帝没了面子。但桓伊哪管这些，他就是要当众揭一揭这些昏君佞臣卑劣阴毒的假面具，就是要驱一驱朝中那肮脏虚伪的浊流。不合时宜就不合时宜吧，如果时时事事都合了那些人的时宜，忠臣良将更无出头之日，朗朗乾坤更无见日之时。也许，凭一人之力，无法改变什么、扭转什么，但更重要的是态度问题，站出来、说出来，我桓伊即可问心无愧。

众人都被桓伊的歌惊住了，一时鸦雀无声。而旁边的谢安已经泪流满面。他禁不住起身越座，走到桓伊身旁，用手理顺桓伊的长须，叹道：此时此举，可见阁下非同一般之人啊！而高高在上的孝武帝也因此有所触动，面露愧色。

苏轼的桓须

近七百年后，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谪到黄州，过起了一没权、二没钱、三没朋友的“三无生活”，甚至连基本的生活保障都难以为继。这一年腊月初二，阴雨过后，又有微雪飘落，处在人生低谷中的苏轼，顿感生命的阴冷寒彻骨髓。就在这凄风苦雪的时刻，黄州知州徐君猷竟携酒冒雪来访，畅饮纵谈，宛如老友。东坡又得知，徐君猷已向朝廷上书推荐自己，为他极力鼓与呼。于是，几杯酒下肚，他胸中暖意顿生，不由得感慨，这肮脏的浊世之上，原来自己并非茕茕孑立，总有一些人，不因威权而聚散，不以浮名而取舍，始终在默默支持着他这个惶惶终日的犯官。心中难免万分感慨，遂填《浣溪沙》三首，其中一首写道：

雪里餐毡例姓苏。使君载酒为回车。天寒酒色转头无。 

荐士已闻飞鹗表，报恩应不用蛇珠。醉中还许揽桓须。

风雪朔朔，苏武餐毡能耐寒；美酒飘香，太守送炭来相探。天寒地冻，杯酒虽微心却暖；古道热肠，荐才之恩怎报还。醉眼蒙眬，似见桓伊古筝弹；酒酣耳热，犹闻怨诗保谢安。

自然而然，东坡将自己比做了遭受不白之冤的谢安，而将徐太守看作仗义执言的桓伊，感恩之心溢于言表。也许，正是因这种面对浊世从不绝望，置身黑暗永不放弃寻求光明的心态，才支撑着他一路从黄州走到惠州、儋州吧。

桓伊这种侠客般的拔刀相助，对苏轼的内心肯定是影响至深的，不然，他不会在他的诗词中反复运用这个典故：

《陪欧阳公燕西湖》：“不辞歌诗劝公饮，坐无桓伊能抚筝。”

《次韵答邦直子由》其二：“潇洒使君殊不俗，樽前容我揽须不。”

《游东西岩》：“慷慨桓野王，哀歌和清弹。挽须起流涕，始知使君贤。”

《次韵和刘贡甫登黄楼见寄并寄子由》：“不矜持汉节，犹许揽桓须。”

其实，谢安只是东坡在一个特定时刻的写照，更多时候，桓伊才是他的平常本态。桓伊那种轻个人得失、重社稷祸福、仗义执言的士大夫情怀，虽历七百年沧桑巨变，还是遗传到了他骨子之中。

新党当政时，他眼见新政诸多弊端使黎民遭罪，从来不去躲避那些得志小人的锋芒，上书痛陈新法利害，被新党当作旧党的一面旗帜，遭到疾风暴雨般打击；而当旧党得势，看到新法被不分良莠一刀切地废除，他又挺身而出，为新法中那些有利国家百姓的好措施鸣不平，被旧党当作叛徒打压。

在常人看来，苏轼既为新党所恶，又为旧党所不容，其政治表现简直愚蠢至极。但他从未生出过一丝一毫的悔恨之感。他知道，自己既不忠于新党，也不忠于旧党，他只忠于自己的内心，忠于自己的良知，忠于对江山社稷的责任、黎民百姓的悲悯。他曾经拍着自己的肚皮问家人，此中所装何物？有的说是文章，有的说是智慧，他皆不以为然，而听到爱妾朝云说“学士一肚皮不合时宜”时，他才捧腹大笑。不合时宜，是苏轼的政治操守，不也正是桓伊的人格金线吗？

兼济天下何须发达

在乱世或者险恶的仕途上，坚持直面向前，其实比貌似潇洒的遁世归隐需要更大的勇气。魏晋为何多“竹林七贤”之类的狂狷名士，究其原因，恐怕是不堪忍受黑暗与污浊，而又无力扭转糟糕的局面，只能悲观地选择遗世独立吧。独善其身固然值得尊重，然而，这个世界即使再令人绝望，终究需要有人站出来激浊扬清，不抛弃、不放弃，于绝望中寻找希望，否则，世界真就会永远沉沦腐朽下去，直至毁灭。

桓伊无疑就是这样的勇者。当时的东晋，外有五胡虎狼跃跃欲试，内有昏君佞臣当道，民变此起彼伏，可谓内忧外患，帝国大厦摇摇欲坠。桓伊面对这个破烂摊子，咬牙坚持做好自己该做的事。他治理豫州十年，施善政安抚百姓，很是为民称赞。后来到了江州，理顺荒政，救济灾民，又得到百姓的信赖。真是走到哪里，功夫就下到哪里，于这黑幕中擦出一抹难得的亮色。

东坡也一样。虽然政敌的倾轧、小人的攻击让他一度生出“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苏轼：《西江月》。的萧索情绪，甚至想“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苏轼：《前赤壁赋》。。但是，对自己的政治抱负和理想，他终究无法释怀。面对一次又一次的打击，他不逃避、不妥协、不自暴自弃，坚信“暴雨过云聊一块，未妨明月却当空”苏轼：《慈湖夹阻风五首》。。在主政一方的时候，修堤浚湖、救灾恤民、革新除弊、为民请命，杭州、密州、湖州、颍州，无不留下他勤政爱民的美谈。而在被放逐的日子里，他仍然不忘初心，更是以一种“不可救药”的乐天派精神，继续在困境中坚守着自己的本分和情怀：兴办学堂传道授业，建水磨坊，推广插秧工具秧马，舍药救民，甚至策划修建了惠州东西二桥和广州自来水工程，“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轼：《自题金山画像》。，真可谓穷也兼济天下。

诚然，东坡从未将桓伊当作偶像，但桓伊所具有的儒家士大夫那种耿介之风、浩然之气、济世之情，却如同润物无声的春雨，在不知不觉中滋养了他的精神家园。

也许，正因为有桓伊的笛剑共风流，才会有东坡的快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