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罗河的赠礼

 第一章　埃及的母亲河啊
　一 沙漠中的莲花 
　二 河畔的国度 
　三 埃及人的宇宙 
第二章　诸神起源之地
　一 古埃及历史分期 
　二 文明伊始 
　三 辉煌时代 
　四 埃及的衰落与希腊化 
第三章　神的信仰与人世轮回
　一 死者之城与复活信仰 
　二 底比斯与阿蒙信仰 
　三 阿玛尔纳与太阳神 
第四章　四千年前的小资生活
　一 谷物堆积而成的国家 
　二 皇家建筑工程团队 
　三 工匠村的幸福中产生活 
　四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五 爱生活，爱享乐 
第五章　古代埃及巡礼
　一 埃及的珍宝 
　二 非洲探险 
　三 向黎凡特进军 
　四 跨越地中海 
　五 丝绸之路的另一端

 　　引子
　　提起埃及，人们自然就会想到高大雄伟的金字塔和神庙石柱。正因为这些残留的古迹，古埃及文明虽然未能延续，却也不至于为世人所遗忘。实际上，埃及一直被视为藏宝之地，古代希腊人热衷于到这里来探险，中世纪的阿拉伯君主也期望在此找到远古的宝藏。近代西方工业社会和殖民主义兴起以后，西方探险家更是络绎不绝地来到埃及，将精美的古物贩卖到西方上流社会收藏家的手中。在当时的西方社会中，甚至还掀起了一股“埃及热”。而有识之士则开始真正关注古埃及文明的历史价值，埃及古物不再只是审美对象，而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
　　语言的破译是理解古代埃及历史的关键。从破译古代埃及象形文字的先驱商博良开始，经过数代学者的不断努力，古代埃及语终于死而复生。虽然古代埃及人并没有“语法”的概念，但是语言学家通过研究总结，相继出版了《古代埃及语法》和《古代埃及语词典》，在古代埃及语与现代语言之间建起了一座桥梁，使之成为人人都可以了解和学习的语言。现在，无论是精美的碑文铭刻还是纸草上潦草的字迹，我们都可以大致读懂，了解古人所要表达的意思。
　　迄今为止，对古埃及历史、文化和语言的研究已有近两百年历史，形成了专门的“埃及学”，囊括了考古学、语言学、历史学和艺术史学等各个学科，以及由埃及学衍生出来的纸草学（专门研究用古代埃及语言或希腊文写成的各种纸草文献），努比亚学（研究深受埃及文明影响的努比亚文明），等等。世界各地的许多大学都设立了埃及学专业，讲授埃及的考古、历史和语言。
　　在世界各大博物馆中，埃及古物都是珍贵的藏品，向参观者展示着古埃及文明独特的风情与魅力。如果说古希腊艺术的美体现为动感的张力，那么埃及艺术的风格则在于静态的永恒之美，以不变的艺术法则表达庄严与和谐的气韵，以概念化的手法塑造理想中的精神图景。在古代埃及艺术面前，时间和空间仿佛都不存在了，人们可以轻易感受到自我的渺小与精神世界的奥秘，体味到古代埃及人对和谐与永恒的向往。
　　当然，这些博物馆中的藏品难免会让人想起西方的殖民掠夺和与之相关的盗墓活动。然而掠夺在近的一个世纪中已经近乎绝迹，盗窃和破坏也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各国学者在埃及开展的科学考古工作，以及埃及本土学术研究的发展。许多值得尊敬的学者为这片古老的土地奉献了毕生的心血。考古学的意义不在于发现宝物，而在于让我们能够更加真实地接近古代社会，或者说，考古学的意义正在于发现“宝物”。只是此“宝”非彼宝，不是各种金银宝石，而是承载着古代文明信息的各种器物，大到村落房屋遗迹，小到一枚印章，都是考古学家眼中的旷世奇珍。因为这些貌不惊人的古物是历史的媒介，将古代历史与文化展现在世人面前，不仅见证了人类的过去，也让我们知道现今人类所处的位置，从而得以更加自由地放眼于未来。
　　本书并不是一本以年代为序的历史书。全书共分为五个部分，分别介绍古代埃及文明的五个重要方面，即人与自然环境的互动、历史变迁、精神领域的发展和变革、社会生活以及埃及文明与其他文明的交通往来。过去，一个比较普遍的观点是，古埃及文明是坟墓的文明，静止的文明，只重视死后世界。这其实是一种偏见。现在的学者早已将研究重点从“死人”转向“活人”。或者说，所有的历史都是“活人”的历史：关注古人的日常生活，包括衣食住行、亲子关系、职场生涯，等等，将古人的宗教信仰与来世观念置于当代的现实生活语境之下。因为，人们对于彼岸世界的认知，恰恰是对此岸世界认知的一个映像。从这个角度出发，笔者希望能够打破历史的时间维度，从空间维度入手，在古埃及文明的各个层面上分别“取景”，选择具有代表性的遗址和人物事迹，让读者能够感受到一个立体而鲜活的古代埃及。另外，在翻译古埃及人名和地名时，笔者尽量按照其古埃及语写法而不是英文译法给出汉语音译，虽然可能与一些早期的音译不同，但是更接近古埃及语原文。
　　本书在写作中，得到了许多师长、同学和朋友的帮助：
　　感谢北京大学的颜海英教授，我的埃及学启蒙老师，正是她带领与指导我走进埃及学研究之门。感谢我在北京大学时的同学陈甜，书中引用的部分照片，就是她在埃及学习时拍摄的。感谢教授过我埃及学的其他老师：宾夕法尼亚大学的Silverman博士、Wegner博士和Wegner-Hauser博士，曼菲斯大学的Strudwick博士、Brand博士、Onstine博士、Cocoran博士和Podzorski博士，他们生动的课堂讲授使我受益匪浅。当然，特别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余太山先生，若非余先生的积极倡议与殷切期望，我绝无可能写成这本小书。
　　2013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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