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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干部读党史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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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绍卫

出版社广西人民出版社

ISBN9787219081808

出版时间2018-02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定价36元

货号23177996

上书时间2024-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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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详情   

品相描述:全新
商品描述
导语摘要

  本书按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分成“开天辟地”“革命新途”“艰辛探索”“历史转折”“春潮涌动”等七章,将大量的党史重大事件、历史转折融入叙述内容,以党的初心和使命为主线,微观与宏观互鉴,构建党史的文化视野和发展脉络,凸显经典文本的意义和恒久价值,探索中共党史与当代中国的发展之源,从理论高度深刻揭示党为何能从小到大、由弱变强、越挫越勇的原因,生动传达中国共产党人进行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改革的激情和智慧,以及独特的精神力量,可为领导干部提供治国理政的党性修养镜鉴。



作者简介

刘绍卫,男,中共党员,现任中共广西区委党史研究室宣传处处长、研究员。主持《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地区文化建设历史考察与研究》等*社科规划课题3项,出版《共产党员读党章——重温党章历史细节》等专著5部,其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广西民族团结进步60年》,在《广西民族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80多篇,共发表文字近200万字。



目录

前言


开天辟地
1、《中国共产党的个纲领》:改写中国历史的“幽灵”
2、《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


 革命新途
3、《八七会议记录》: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4、  《井冈山的斗争》: 井冈山道路
5、《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新路
6、《反对本本主义》:思想的雏形
7、《实践论》、《矛盾论》:解决党的思想路线的标志性著作
8、《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艺灯塔


艰辛探索
9、《共同纲领》:建设新中国的幅蓝图
10、《论十大关系》: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篇之作
 
历史转折
11、《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大讨论》: 吹响了新中国次思想解放的号角
12、《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对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的深刻反思
13、《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党和国家的立国之本和生存发展的政治基石
14、《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初步构想
  
 春潮涌动
15、《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明确回答了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16、《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指导党和国家进行各项改革工作的纲领性文件
17、《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开启改革开放了第二个春天 
18、 党的十四大报告: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历史性突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与时俱进
19、《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做到“三个代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
20、党的十六大报告:阐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文献
    
科学发展
21、《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发展问题上的重大飞跃和创新
22、党的十七大报告: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文献
23、《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理论的重大突破 


附录:100篇
党史经典文献简介
后记



内容摘要

  本书按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分成“开天辟地”“革命新途”“艰辛探索”“历史转折”“春潮涌动”等七章,将大量的党史重大事件、历史转折融入叙述内容,以党的初心和使命为主线,微观与宏观互鉴,构建党史的文化视野和发展脉络,凸显经典文本的意义和恒久价值,探索中共党史与当代中国的发展之源,从理论高度深刻揭示党为何能从小到大、由弱变强、越挫越勇的原因,生动传达中国共产党人进行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改革的激情和智慧,以及独特的精神力量,可为领导干部提供治国理政的党性修养镜鉴。



主编推荐

刘绍卫,男,中共党员,现任中共广西区委党史研究室宣传处处长、研究员。主持《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地区文化建设历史考察与研究》等*社科规划课题3项,出版《共产党员读党章——重温党章历史细节》等专著5部,其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广西民族团结进步60年》,在《广西民族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80多篇,共发表文字近200万字。



精彩内容

  开天辟地
  90多年前,中国共产党将簇革命圣火在上海点燃,嘉兴南湖,那艘“红船”在民族危亡的困境中起航!
  中共一大通过了党的个纲领,决定集中精力领导工人运动,选举产生了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
  后来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中国共产党从这里出发,历经90多年艰辛探索、乘风破浪,把理想化作信念,用鲜血染红旗帜,用行动开拓前景,引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创造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的丰功伟业,向着民族复兴更加宏伟的目标迈进!
  历史是一面镜子,它照亮现实,也照亮未来。学习党的历史,品读党史经典,感悟党的温暖,这是一次沐浴心灵之旅。
  
  《中国共产党的个纲领》:改写中国历史的“幽灵”
  原文选读
  ●一、本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
  ●二、本党纲领如下:
    (1)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除为止;
    (2)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
    (3)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
  产资料,归社会公有;
    (4)联合第三国际。
   ●九、凡是党员不超过十人的地方委员会,应设书记一人;超过十人的应设财务委员、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各一人;超过三十人的,应从委员会的委员中选出一个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的章程另订。
  
  内容解读
  1921年7月23日的夜晚,13个中国人,2个外国人,走进上海法租界望志路一间只有18平方米的小屋,聚集在狭小的石库门厅堂里,探讨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会议正在召开之时,受到法租界巡捕袭扰,就在后一天转至浙江嘉兴南湖一只游船上举行。大会的主要任务有三项:制定党的纲领,制定实际工作的决议,选举党中央机构。其中,制定党的纲领是头等重要的任务。悠悠南湖上,中国共产党的个党纲和决议正式通过,庄严宣告党的诞生。
  这份15条约700字的简短纲领,规定了党的名称、性质和纲领,提出了党的终奋斗目标。《纲领》宣布“我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规定了党的纲领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如机器、土地、厂房、半成品等,归社会所有;联合第三国际”。《纲领》也对党的组织章程、党的组织原则、组织机构和发展党员作了明确的规定。
  《中国共产党个纲领》,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关于党的建设的个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纲领不仅规定了党的奋斗目标,标明了中国共产党从它一开始干的就是共产主义运动,而且纲领的形成过程清楚地表明: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是一个完全新型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理论武器的、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终目标的无产阶级先进政党。
  接着讨论并通过《中国共产党个决议》,与党纲规定的目标相适应,提出党要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和开展宣传工作。
  1921年7月的中国,正处在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时期。一个即将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掀起惊涛骇浪的组织秘密地成立了。当时除了几个法国巡捕“虚惊一场”外,社会上好像什么事都不曾发生。
  现在人们读到中共“一大”纲领,也许会觉得它还不成熟。而它所体现的宗旨却能与中华民族追求了几千年的那个祟高境界相一致.因而聚拢了一个世界上人数多的民族。可以预计,已有90多年历史的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久远的影响。
  
  历史经纬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
  1920年的元旦,《星期评论》的“新年词.红色的新年”写到:
  朦朦胧胧的张眼一瞧,
  黑暗里突然的透出一线儿红。
  这是什么?
  原来是北极下来的新潮,从近东卷到远东。
  ……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党人和德国的警察,都为驱除这个幽灵而结成了神圣同盟。”
  这是1848年2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伦敦出版的《共产党宣言》的写下的开场白。该“宣言”作为共产党的个党纲标志了人类历史上个共产党的产生。过了大约70年,欧洲大陆上的“幽灵”,经过俄国人的中转,徘徊到了东方。
  早在20世纪初,一些国民党人就已经开始向国内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他们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在社会主义运动中的重要地位,同时又力图从马克思主义学说中汲取他们所需要的力量和勇气。
  1896年,孙中山旅居伦敦时就开始了探讨社会主义理论,并知道了马克思。宋庆龄曾回忆说:那时“他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也听到了关于列宁和俄国工人革命活动的消息。早在那个时候,社会主义就对他发生了吸引力,他敦促留学生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并阅读了当时的社会主义书刊”,开始萌发了社会主义思想。
  1899年2月,上海广学会出版的122号《万国公报》上次出现了两个对中国人来说还很陌生的名字,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这篇由传教士李提摩太翻译、中国教士蔡尔康撰的《大同学》中说到,“其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而后,朱执信、陈望道、马君武、刘师培、江亢虎等人也撰文译述过马克思的学说。一批介绍马克思社会主义学说的日文著作相继被译成中文,在上海出版。
  1898年,兴中会会员谢赞泰在香港报纸上的发表漫画《时局图》原型,图上的虎代表英国,熊代表俄国,肠代表德国,蛙代表法国,太阳代表日本,鹰代表美国。这幅图画极其生动形象地展现了19世纪末年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河山的严重危机,令人触目惊心,催人觉醒奋起,作用巨大。
  1917年11月(俄历10月),俄国的十月革命震动了世界,也震动了中国。在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眼中,沙皇专制统治下的庞大的俄国与中国有许多相似的消息,俄国革命的成功,引起了他们极大的兴趣。
  1918年7月,李大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11月又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热情赞扬十月革命:“试看将来的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年底,李大钊、陈独秀等创办《每周评论》大力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学说。1919年,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在这期间刊载了许多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章。
  1920年3月,李大钊和邓中夏、高君宇等在北京大学秘密发起了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期,周恩来、邓颖超等在天津组织了“觉悟社”,恽代英在湖北组织了“利群书社”,在长沙组织了新民学会。1920年5月1日,上海、北京等地举行了由共产主义者组织的我国次群众性的“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活动。《新青年》出版了“劳动节纪念专号”,发表了蔡元培“劳工神圣”和孙中山“天下为公”的题词,北京还出现了要把土地、工厂收归劳动者所有的传单。中国无产阶级次意识到团结的力量,他们要发出自己的声音
  1920 年 8 月, 中国本《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在上海问世,为正在筹建的中国共产党送来了及时雨。同月,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时,就拟定了一个类似党纲党章的文件,11月拟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作为接纳党员的标准。
  1921年阳历新年的长沙,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十几个年轻的知识分子,踏着“五?四”先进文化催生的救国潮流,来到潮宗街文化书社,召开新民学会长沙学员新年大会。
    会议是在一个并不起眼的小房子里召开的,但讨论的话题却是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和目的。28岁的在会上作了两次发言。这两次发言,后来作为全书开篇,收入《文集》卷。
  在发言中说:我赞成用俄国式的革命道路,这是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他还比较了社会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方法,认为“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宜采用”。
    把这篇发言作为《文集》的开篇,是因为它标志着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道路。
  “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用形象的十个字,概括了近代以来仁人志士探索民族复兴之路苦涩的心路历程。自1840年以来,救国寻路,民族复兴,就成为近代中国的基本政治主题。
    19世纪下半个世纪,中国人已经做过了多种尝试:只搬用一些洋枪洋炮和近代工业技术的洋务运动救不了中国,上层士大夫曾希望依靠光绪皇帝的支持来进行改革的戊戌维新运动又失败了,下层民众自发掀起的义和团式的旧式反抗运动也失败了,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也没能改变中国的命运……
    万水千山走遍却不得其门而入,精神的苦痛折磨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中国的出路在哪里呢?
  作为党的主要创始人“南陈北李”的李大钊、陈独秀,他们都没有出席一大。什么原因?在1920年12月份,陈独秀在领导成立上海早期组织后就到广州去了,担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的委员长,在那里为筹办一所大学而奔波。李大钊当时担任了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主任、教授,另外他还兼任北京国立大专院校教职员工代表联席会议的主席。无论李大钊同志还是陈独秀,当时都脱不开身,由于这样一种客观原因,他们两位都没有出席党的一大。
  “一大”的十三位代表,除何叔衡四十五岁外,其余的均在三十六岁以下,平均年龄为二十八岁。其中二十八岁、包惠僧二十七岁、陈潭秋二十五岁、张国煮、周佛海均为二十四岁,年轻的为刘仁静,仅十九岁;就社会职业,在校生就有五位张国焘、周佛海、刘仁静、王尽美、邓恩铭),其他的均为从事教育、文化传播和宣传的知识分子。其中教师多,共五位(、董必武、何叔衡、陈潭秋、陈公博)。其他三位,李达、李汉俊为编辑,包惠僧为失业记者。与其他集团、阶层相比,青年知识分子一直是中国社会群体中思想活跃、富有朝气、接受新事物快的一个群体。“一大”代表作为“五?四”时期的青年知识分子,与历史上的士人阶层相比,由于他们是来自中下阶层的知识分子,生活环境和经历使他们深知人民疾苦,因而更具有革新社会、改变现状的强烈革命愿望。再加上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使他们更加具备革命的勇气和魄力。在20世纪初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面前,“特别是文化人和青年学生,感觉锐敏,首当其冲”,“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是先觉悟的成分。”
  这15人中,有的为光明献出了生命,如何叔衡、陈潭秋、邓恩铭;有的百炼成钢,成为新政权的领袖,如、董必武;有的却变节投身了黑暗势力,如周佛海、张国焘、陈公博……
  这红色传奇的起点,就是中共一大会址——上海兴业路76号的一条小弄堂,那15位中共一大代表,在此掀起了席卷全国的革命狂飙。
  1941年在党成立2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提出:“今年‘七一’是中共产生的二十周年。”从此,7月1日便被象征性地作为党的生日固定下来。
  中国革命的红色航船就这样起航了,起航之后是波澜壮阔的革命风暴。信仰并不等于实践,选择并不等于成功。
  任何政党要想领导革命胜利,必须有明确的符合实际的革命纲领。在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个纲领》中指出,党的纲领是“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直到社会阶级区分消除的时候”;“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为社会公有;联合第三国际”。这些表述集中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诞生时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目标的选择与追求。历史证明,这种选择是完全正确的。但这个纲领只能是党的纲领,是党将来的奋斗目标。而当前奋斗目标是什么呢?
  任何政党要想领导革命成功,都必须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获得群众的理解、支持与拥护,使自己成为公开领导群众革命的司令部。由于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专制思想根深蒂固。在当时异党非法、高压专制横行下,中国共产党只能在秘密状态下成立。为了保持自己政党的纯沽性与革命性,一大党纲对接收新党员规定十分严格:“在加入我们的队伍以前,必须与那些与我党纲领背道而驰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党员除非迫于法律,不经党的特许,不得担任政府官员或国会议员。”同时强调:“在党处于秘密状态时,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份应保守秘密。”这些规定虽然对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纯洁性起了一定作用,但同时也束缚了自己的手脚,限制了党的发展,使党未能有效地建立起广泛的群众基础,党的活动局限在狭小的天地中,党的重要主张得不到宜传。从一大到二大期间,党员人数增加缓慢,总计只有195人,党只成立一个“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公开合法的组织机构来领导工人运动,这种状况使党远远不能承担起反帝反封建的历史重任。革命斗争迫切要求中国共产党从幕后走到台前,由秘密走向公开,向全国人民阐述自己的纲领,发展自己的组织,扩大群众基础,动员并组织广大群众参加对敌斗争。这种斗争方式的转变在党的二大上实现了。
  党的一大后严酷的斗争现实使党逐步地改变了排斥其他政党的策略。在1922年6月发表的《中共中央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中,公开提出了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的思想:“中国共产党的方法是邀请国民党等革命的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开一个联席会议。在上列原则的基础上,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
  二大制定的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策略在党的三大上进一步具体化为关于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实际操作指针。三大不仅确定了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对象——国民党,正确估计了孙中山和国民党的革命态度,确定了建立联合战线的方式——党内合作,规定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实现这种党内合作。同时指出了党在国共合作中的任务,一方面“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另一方面,“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这种既加入国民党,又保持自己的独立性的原则是十分正确的。从排斥其他政党到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以及终实现国共合作建立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的制定,表明党在斗争策略上完成了历史性的转变。
  建党初期的这次历史性转变,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即一切从中国国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依据不同阶段的国情特点制定相应的纲领、路线、战略、策略。
  历史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立足中国,把握中国,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寻找“一大”的中国共产党的个纲领
  中共“一大”曾通过中国共产党的个纲领和个决议。遗憾的是,这两篇文献当时只有手抄稿,并没有正式发表过。何处寻找其下落了?
  从《中国共产党次代表大会》的记载,可以看到,会议用了两天时间听取了关于各地共产党活动情况的报告。接着,会议选出了一个起草党纲和工作计划的委员会,并决定用两天的时间进行起草工作。张国煮是会议的主席,他是起草*的当然人选。李汉俊通晓四国话言,博览马克思著作,刘仁静也有“小马克思”的雅号,他们也被选入起草小组。据董必武回忆,他也参加了起草工作.而且还提及李达也是起草者之一。7月25日、26日没有举行会议,起草小织起草党纲和工作计划等会议文件。关于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会前虽有一些酝酿和准备,但没有形成供代表讨论的会议文件草案。纲领和工作计划的草案,经过会议形成的中文原件,由于当时党处于秘密状态,会议期间又经历了法租界巡捕房的密探搜查,没能保存下来。现在保存的中共一大通过的纲领(即后来所说的《中国共产党个纲领》和工作计划(即后来所说的《中国共产党个决议》),只有俄、英两种文字的翻译稿。俄文本来自20世纪50年代;苏共中央移交给中共中央的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档案资料。英文本是1924年陈公博在哥伦比亚大学写的《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论文的附录一与附录二。这两种译本各经过数次翻译,在文字表述上已不可能保持原来的面貌,因而具体的表述不尽相同,但从条文和内容上看基本是一致的,是可信的。
  1957年1月,在中共中央的亲切关怀下,中国将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档案接收回国,随即组织懂俄文的专业人员进行翻译。译成中文后,中央档案馆筹备处于1959年8月5日将这三份有关中国共产党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文件送请董必武帮助鉴别。同年9月5日,董必武在给中央档案馆的复信中说:“《中国共产党次代表大会》和《中国共产党个纲领》及《中国共产党个决议》,这三个文件虽然是由俄文翻译出来的,在未发现中文文字记载以前,我认为是比较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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