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笔记小说考索（周勋初文集）

小引

研究唐代文史的人都知道，这一时期的笔记小说至为发达，曾经提供过不少宝贵的资料。《新唐书》的传记部分出于宋祁之手，宋氏喜欢采录笔记小说入史。《资治通鉴》的情况也差不多，司马光在采录某种资料之后，还经常加以考订，说明去取的原因，后来他又将之编为《资治通鉴考异》三十卷，于此可见其寝馈之深。《旧唐书》中也有不少地方引用笔记小说中的材料，例如《唐临传》中“俭薄寡欲，不治第宅，服用简素，宽于待物。尝欲吊丧，令家童自归家取白衫，家童误将馀衣……”一段，全袭《大唐传载》；又如《朱敬则传》中“代以孝义称，自周至唐，三代旌表，门标六阙，州党美之”一段，全袭《隋唐嘉话》。这就说明，后人若要深入钻研唐代史事，也就一定要在这一时期的笔记小说上下功夫。

但是我国古代的文人常有一种偏见。他们重视正史，而对那些提供原始资料的笔记小说，则往往有意忽略，因此很多著作失传了。有些留存下来的文字，经过后人窜改，已与原书有所出入；有的经过书贾改编，更是弄得面目全非。有的本子经过多次传抄，也就产生了不少讹误。后人若要利用这些史料，又得下一番整理的功夫。

由于前人重视正史，所以历代都有研究新、旧《唐书》的著作问世，到了清代更是出现了不少名著，如罗士琳、陈立、刘文淇、刘毓崧合撰《旧唐书校勘记》六十六卷，岑建功撰《旧唐书逸文》十二卷，沈炳震有《新旧唐书合钞》二百六十卷，丁子复有《新旧唐书合钞补正》六卷，王先谦有《新旧唐书合钞补注》二百六十卷，赵绍祖有《新旧唐书互证》二十卷……而像吴廷燮《唐方镇年表》八卷之类的专题著作，更是指不胜屈。反观唐人笔记小说的研究，则寂寞无闻。这种情况自然与古时轻视小说的传统观念有关。时至近代，由于西洋学术的输入，人们对小说的看法已起根本变化，由轻视转向推崇，从而研究传奇的风气日趋兴盛，但对其产生的源头，那些短小精粹、融文史于一炉的唐人笔记小说，则仍不予重视。这种现象无疑是不正常的。偏颇的观点，不仅妨碍对其本身的探讨，同时也必然会妨碍正史与传奇的研究的深入。所以今天研究唐代文史的人，视野尚须开阔，研究领域尚须拓展。对唐代笔记小说进行认真的整理，深入的研究，以此为中介，可在唐代文史研究领域中闯出一条新路。这本小书便是我在这方面工作的初步结集，希望获得同行的指正。

《唐人笔记小说考索》曾于1996年在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后收入《周勋初文集》2000年版中。周勋初先生回忆该书出版过程较为坎坷，幸得原江苏古籍出版社社长薛正兴先 生慧眼识珠、敦促出版事宜，但后期未能修订再版单行本，实为遗憾。此次再版，虽收入新版《周勋初文集》，但是独立印行，弥补缺憾，以飨读者。这本书是周先生在唐代笔记小说 方面研究初的结集。周先生精心爬梳资料，考证翔实，以期开阔唐代文史研究者的视野，拓展唐代文史研究领域。该书上篇从目录学着手，在学术史的角度考察唐代笔记小说内涵特 点、兴起传播和校雠整理等相关问题；下篇对作家作品进行考订，宏观和微观相结合为唐人笔记小说研究提供综合研究的实例。

周勋初，上海南汇人，1929年生。1954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分配到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1956年底考回母校读副博士研究生，未及毕业即留校任教，自此后一 直任教于南京大学。周先生治学涉及诸子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中国古典文献学、近现代学术史等学科领域。现任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长， 中国唐代学会顾问，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顾问，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顾问。

目录

小引

上编通论

唐代笔记小说的内涵与特点

唐代笔记小说的崛兴与传播

唐代笔记小说的校雠问题

唐代笔记小说的整理心得

——就《唐语林校证》事答客问

下编作家作品考

韦绚考

卢言考

卢肇考

赵璘考

《隋唐嘉话》考

《明皇十七事》考

《常侍言旨》考

《刘幽求传》考

《酉阳杂俎》考

《玉堂闲话》考

《唐语林》考

后记

《唐人笔记小说考索》曾于1996年在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后收入《周勋初文集》2000年版中。周勋初先生回忆该书出版过程较为坎坷，幸得原江苏古籍出版社社长薛正兴先 生慧眼识珠、敦促出版事宜，但后期未能修订再版单行本，实为遗憾。此次再版，虽收入新版《周勋初文集》，但是独立印行，弥补缺憾，以飨读者。这本书是周先生在唐代笔记小说 方面研究初的结集。周先生精心爬梳资料，考证翔实，以期开阔唐代文史研究者的视野，拓展唐代文史研究领域。该书上篇从目录学着手，在学术史的角度考察唐代笔记小说内涵特 点、兴起传播和校雠整理等相关问题；下篇对作家作品进行考订，宏观和微观相结合为唐人笔记小说研究提供综合研究的实例。

周勋初，上海南汇人，1929年生。1954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分配到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1956年底考回母校读副博士研究生，未及毕业即留校任教，自此后一 直任教于南京大学。周先生治学涉及诸子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中国古典文献学、近现代学术史等学科领域。现任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长， 中国唐代学会顾问，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顾问，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顾问。

唐代笔记小说的内涵与特点

“小说”一词，在我国古代文士的笔下往往略含贬义，有人以为某种记载不太可信，也就会以“小说家言”称之。但不管他人怎样对待这种体裁，古今文士还是喜欢写作“小说”，这只要检查历代书目，就可发现“小说类”的著作愈来愈多，而且“小说”的内涵也在不断扩大，简直有兼收并蓄之势，把其他部类中的许多著作也陆续吸收或融合进去了。

这种情况何以会出现呢？

历代书目中子、史二部的递为兴衰与相互渗透

中国学术重源流之辨，而考古代学术分类的源头，则又必须上溯《汉书·艺文志》中所作的学派区分。班固沿用刘歆《七略》的成果，删取其要而成六“略”。《诸子略》中，分列儒、道、阴阳、法、名、墨、从横、杂、农、小说十家，其中“小说”一家就显得很特殊。因为《汉书·艺文志》中所著录的，有先秦至西汉时期的各类著作。战国之时，百家蜂起，西汉之时承其馀绪，仍有各派人物在活动，因此刘歆、班固等人按照各派宗旨进行分类，也就指明了我国学术源流的演变，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和参考价值。十家之中前面九“家”都有其明确的宗旨，可以列出学派的代表人物和代表性著作。“杂家”与儒、墨、名、法等家有所区别，未能独标宗旨，但仍有其代表性的著作——《吕氏春秋》二十六篇。颜师古注：“秦相吕不韦辑智略士作。”此书的历史地位，联系当时形势就可明白。战国之末，由秦统一天下之势已很明显，学术界也就出现了统一思想的要求。首先反映这一趋势的，就是秦国的权相吕不韦，他集合了各学派中人物编成《吕氏春秋》一书，所以《汉书·艺文志》“杂家”的小序中说：“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师古曰：治国之体，亦当有此杂家之说。）见王治之无不贯，（师古曰：王者之治，于百家之道，无不贯综。）此其所长也。”可见先秦各家都有用世之意，“杂家”则是为适应一统天下的政局而出现的一种综合性的学派。吸收各派之长，为建立新的政权服务，这也就是他们独树一帜的学术宗旨。程千帆先生《杂家名实辨证》曰：“杂家者，百家所从入，期于为治切，盖秦学也。”载《闲堂文薮》，齐鲁书社1984年版。

“小说家”的情况就不同了，《汉书·艺文志》小序曰：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

刘、班给“小说”下的定义是“街谈巷语，道听涂说”，亦即并非出于上层人物之口，在当时来说，显然评价很低，这是后人常以贬义称呼“小说”的原因。刘、班在《诸子略》的序中又说：“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小说家言既不能用以经世，又不能形成一种具有明确宗旨的学派，这在重视政治实用价值的古时学者看来，地位当然不高了。刘、班一方面说“诸子十家”，一方面又说“可观者九家而已”，似乎“小说”不成其为“家”，这种处理方式本身就显示出进退失据的尴尬局面。或许刘、班嫌这种“街谈巷语、道听涂说”的“小说”内容太浅薄，可又难于归入其他类别中去，而小说家所表达的一些见解仍不失为某一方面的议论，因而不得不归入《诸子略》中去的吧。

但上述评语中仍有对“小说”加以肯定的地方。班固引用孔子之语证成自己的见解。按“小道可观”之词原出《论语·子张》，实为子夏之语，汉人行文习惯，可以归为其师先圣之语。班固引此，也只是借此提高自己立论的权威性就是了。因为儒家所理解的“小道”之中究竟包含不包含“小说”，无法加以证明，但这一评价却为“小说”在学术领域中争得了一席之地。后世文士纷纷写作“小说”，也可聊当“刍荛狂夫之议”。

与班固同时的桓谭在《新论》中说：“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文选》卷三一江淹《拟李都尉从军》李善注引）与《汉书·艺文志》中的评语约略相同。时至东汉，儒家之外的学派均遭排斥，难以经世了，小说更是说不上有什么治国之用，因此只能用于“治身理家”，但这样说却也承认了“小说”自有其价值。

《汉书·艺文志》中共著录了小说十五家。根据书名和班固自注，可以约略推知其内容。中如《伊尹说》二十七篇，《师旷》六篇，《天乙》三篇，《黄帝说》四十篇，班固以为皆出后人依托。《鬻子说》十九篇，《务成子》十一篇，妄称古人，均为后世所加。《周考》七十六篇，《青史子》五十七篇，或称“考周事”，或称“古史官记事”，其内容当近于史部中的“杂史”一类，或许由于《汉书·艺文志》中只有《春秋》一类，而没有单列史部，而《春秋》又在《六艺略》中，所以刘、班才把上述诸书分到《诸子略》的“小说家”中去的吧。同类著作还有《臣寿周纪》七篇，顾名思义，当与上述诸书情况相同。

“小说家类”中还有《宋子》十八篇，班固注：“孙卿道宋子，其言黄老意。”既然如此，那他又为什么不把此书列入道家中去呢?“道家”类中不是已经收入了许多黄老学派的著作么?看来此书内容也有“迂诞”的问题，和《黄帝说》类同，故而列入“小说家”类。同类之中还有《待诏臣安成未央术》一篇，应劭曰：“道家也。好养生事，为未央之术。”也当属于“黄老”一派。此书之前为《待诏臣饶心术》二十五篇，刘向《别录》称饶为“齐人”，大约也是一名燕齐方士。燕齐方士每以黄老学派的面目出现。《封禅方说》十八篇之出于方士，更不待言。

《汉书·艺文志》的“小说家”类中，当以《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对后世的影响为。“虞初”成了小说家的代称。班固说他为“河南人，武帝时，以方士侍郎，号黄车使者。”颜师古也说：“《史记》云：虞初，洛阳人。即张衡《西京赋》‘小说九百，本自虞初’者也。”按《文选》载张衡此赋，李善引薛综注曰：“小说：医巫厌祝之术。”说明虞初本身也是一名方士，与《史记·封禅书》中的记载相合。小说之中包括着好些怪诞的方术。《汉书·艺文志》与《文选》注中还引应劭释《虞初周说》曰：“其说以《周书》为本”，则又可知这些文字与杂史有着紧密的血缘关系。今《逸周书》中仍有很多怪诞的记载，如《王会》篇等即是。参看胡念贻《〈逸周书〉中的三篇小说》，载《文学遗产》1981年第2期。

由此可知汉代学者对“小说”一词的理解：“街谈巷语，道听涂说”之中包含着许多非现实生活中所有之事，按其内容而言，虽然不能列入可以经世的学派，但也应该算是学术中的一种支流别派。因此刘、班等人以此列入《诸子略》中，还是合适的。

这十五种书中的文字，今已遗佚殆尽，其中《百家》百三十九卷，唐时尚存，段成式在《酉阳杂俎》前集卷十七《虫篇》中说：“成式尝日读《百家》五卷”，可惜他没有明确说明引用过其中的哪些材料，以致后人无法窥测其内容。

鲁迅在研究了上述诸书的性质之后说：“右所录十五家，梁时已仅存《青史子》一卷，至隋亦佚。惟据班固注，则诸书大抵或托古人，或记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缪者也。”可见小说自始起其内容就介于子、史之间。

以上是对《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小说所作的考察。大家知道，记录古代著作的书目，除《汉书·艺文志》外，要以《隋书·经籍志》为重要，因为前者著录了先秦至西汉末的绝大部分重要著作，后者续此而作，著录了东汉之后的绝大部分重要著作。二者互补，先唐时期学术界的情况可以约略觇知。但《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的著作体例有巨大差别，因为前者是把古代学术分为六类而著录的，后者是按四部区分为四类，即经、史、子、集而著录的。这两种体例在我国学术史上都曾发生过重大的影响，只是从魏代起，四部分类法逐步占了上风，并在皇家书库的编目中世代相沿成了定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