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诗词人生

苏东坡是我们民族文化史中的万人迷，是真正实力非凡的偶像，说他独步大宋也不为过。他的诗词文章都达到了极高的境界，可谓千载之中亦是一流的文豪。但也正因为如此，关于苏轼的印象渐渐就变成了后人脑海中的一个又一个容易流于表面和割裂其本真的符号。

譬如我们往往只以为苏轼豁达。实际上苏轼的一生历经坎坷浮沉，有着许多的烦恼痛苦。他本性当然是“自谓颇挺出”的，毫无疑问他也有这样自命不凡的资格。但在士大夫这一他无法回避的身份之焦虑里，苏轼终其一生都没有充分的机会去施展和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他在二十六岁时已经凭借自己对朝野时局的洞察而简在帝心，一举夺得制科试的史上名，然而直到他绍圣年间远贬岭南，他都未有过主政的机会。要让苏轼这样的天才俊逸之人物，承认自己“康时术已虚”，这便如同李白在战乱里被迫自嘲“吾非济代人”，是极为痛苦的体认和领悟了。

但不同于李杜，苏轼的官实际上做得很大。我们往往习惯于认为古来的文人骚客都是沉沦下僚，怀才不遇，其实未必尽然。元祐更化时期，苏轼长期担任从二品、三品的职务，离国家执政级别仅有一步之遥。这一步何以跨不过去，甚至他弟弟苏辙反而官至副宰相，这是本书中试图去探寻的问题之一。

苏轼的性格因素在本书的讨论中占了较大的比重和篇幅。笔者遵循以苏轼诗词文章和相关史料为依据的态度，从诸多官修、私修的史书以及文人笔记等材料中探寻其性格因素在不同时期的政治环境中所造成的影响，尝试通过比对其作品，来探索、揭示苏轼诸多符号之下接近其历史真实的蛛丝马迹，建构能一窥其个性的路径，从而勾勒出一个较能还原其本真的苏东坡形象。

因此本书的叙述，并非一味的故事化表达，几乎没有小说技巧的使用，相反有许多材料的呈现。但为了兼顾实事求是和阅读体验，因而对部分疑难生僻字作了注音，对所征引的材料都做了白话的解释和适度的简要分析，以方便读者朋友们能跳出纯粹的故事叙说之角度，通过史料的对比尝试自行判断和再认识苏东坡。

再者，笔者始终反对的是，为了拔高一个历史人物，而将他同时代意见相左或有所矛盾的人不顾事实地贬低。比这更应当避免的是，有选择地使用材料来“为尊者讳”，甚至抹黑他的“敌人”们。因此书中涉及的王安石、司马光、章惇、吕大防、刘挚、吕惠卿等宰相、执政大臣，或与苏轼反目成仇的人，笔者都遵循着“让历史说话”的原则，绝不罔顾事实，乱加褒贬。

简要言之，本书试图以不长的篇幅，从苏轼的仕宦历程这一角度来呈现和诠释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苏东坡，而不是塑造一个圣人。

当然，笔者学识浅陋，本书稿缘起之时，并无付梓之雄心，此番将曾出版的《大宋之愁》变为苏轼一本、辛弃疾一本的形式，也作了一些修订的工作，但必定尚有疏漏谬误，一望方家指正；二请读者见谅。

2020年9月20日

时近秋分，于家中书斋

本书从文人笔记和苏轼的诗词文章、奏疏书信等史料出发，兼采今人观点，试图将苏轼的才情与悲喜通过其人生经历、宦海浮沉来呈现。以诗词证史，亦以史料来诠释诗词。着重厘清了熙宁变法、乌台诗案、元祐更化、绍圣绍述这些重大事件中，苏轼的个人遭遇，以及其间的前因后果和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在“真历史”中还原了一个“真性情”的苏轼。

本书从文人笔记和苏轼的诗词文章、奏疏书信等史料出发，兼采今人观点，试图将苏轼的才情与悲喜通过其人生经历、宦海浮沉来呈现。以诗词证史，亦以史料来诠释诗词。着重厘清了熙宁变法、乌台诗案、元祐更化、绍圣绍述这些重大事件中，苏轼的个人遭遇，以及其间的前因后果和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在“真历史”中还原了一个“真性情”的苏轼。

王晨，江南人士，现居上海，从事文教类工作。略通文史哲之一隅，喜读孔孟圣贤之书，庄老清玄之谈；常诵唐宋词章，时穷青史疑窦，致力于撰写接近历史事实、雅俗共赏的文史作品。有《大宋之愁：苏轼与辛弃疾的诗词人生》、庄老研究《撄宁对庄子有无之解决》和现代诗作品、杂文集等。

序/1

• 大宋难题/1


• 庆历熙宁/29


• 苏轼开炮/47


• 通判杭州/63


• 为官密徐/81


• 乌台旋涡/99


• 吟啸徐行/121


• 汴梁烟云/139


• 党争阴霾/167


• 东坡终焉/195

参考文献/225

本书从文人笔记和苏轼的诗词文章、奏疏书信等史料出发，兼采今人观点，试图将苏轼的才情与悲喜通过其人生经历、宦海浮沉来呈现。以诗词证史，亦以史料来诠释诗词。着重厘清了熙宁变法、乌台诗案、元祐更化、绍圣绍述这些重大事件中，苏轼的个人遭遇，以及其间的前因后果和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在“真历史”中还原了一个“真性情”的苏轼。

王晨，江南人士，现居上海，从事文教类工作。略通文史哲之一隅，喜读孔孟圣贤之书，庄老清玄之谈；常诵唐宋词章，时穷青史疑窦，致力于撰写接近历史事实、雅俗共赏的文史作品。有《大宋之愁：苏轼与辛弃疾的诗词人生》、庄老研究《撄宁对庄子有无之解决》和现代诗作品、杂文集等。

节选自章：大宋难题

大宋的问题简单而言可以概括成三个方面： 冗官、冗兵、冗费。

冗官问题出自祖宗家法，其中一条是分宰相之权，又使异论相搅。北宋为了限制宰相的权力，把宰相的职能和所司一分为三。军事上设立枢密院，称西府，由枢密使、知枢密院事等掌管调兵遣将的符印号令之权；政治上设立政事堂，也就是中书门下，俗称东府，由同平章事（宰相）、参知政事（副相）等执掌政令，管理庞大的国家机器；财务上设立三司（盐铁、度支、户部），俗称计省，由三司使（计相）掌财政统筹调拨等一应事务。这对于过去无所不统的宰相一职实在是削减甚多。而这种叠床架屋式的官制由中央到地方都是如此，从根本上决定了官员数量的基数之大。

冗官的第二个原因是所谓厚待士大夫。高级官员在重大节日或者致仕（退休）时，其子嗣辈往往可以得到加恩，赐予官衔。这种门荫、恩荫出身的官员数量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加之宗室不断开枝散叶，也是造成官员数量庞大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冗兵的问题也在于祖宗成法。北宋立国之初，太祖赵匡胤之禁军南征北战，所向披靡。此后，朝廷将天下军队大体分为拱卫京畿的精锐野战部队禁军和卫戍地方的治安部队厢军。而每逢灾荒凶年，朝廷则将流民、地痞、无赖等潜在不安分之人招募入厢军之中，养之为兵，以为如此可不使民揭竿起义，预防民变，又可以绥靖地方，一举多得。于是到了苏轼出生的仁宗统治时期，厢军数量越来越多。仁宗皇帝景祐年间，厢军大约有438000人，庆历年间有433000人。而对比太祖赵匡胤之时，如他统治后期开宝年间，全国军队只有378000人，其中禁军193000人。但这不足20万的禁军战斗力却是后来的宋代军队所远远不如的。真宗时期，号称“养兵百万”，到天禧年间，全国军队共有约912000人。好大喜功的真宗留给仁宗的烂摊子实在是难以收拾。

冗费很大程度上是由以上两个问题而来的，庞大的官僚队伍和军队数量都需要巨额的财政支出来维持，因此这笔巨大的费用也就成了压在北宋政府肩上的一个难以解决又不得不正视的重担。

在这样一种外有群狼环伺、内有诸多困窘的国情下，苏轼诞生了。苏轼在四川眉州的山野间长大，他的秉性或许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母程氏的影响。《宋史》中说：

生十年，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程氏读东汉《范滂传》，慨然太息，轼请曰：“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程氏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邪？”

这是讲苏轼十岁之后，由于父亲苏洵喜好外出游学，母亲程氏便亲自负责起他的启蒙教育责任，为他挑选书籍，让他博通历史，知晓古今成败的教训，而苏轼也聪慧非常，都能一点即通，明会要旨。有一次母亲为苏轼读《汉书·范滂传》，不禁深情叹息起来。范滂是东汉时期的名士，在当时便享有很高的社会声望，是个道德楷模般的人物，后来因为卷入宦官专权的党锢之祸中，面临被抓捕牺牲的杀头之祸。范滂不愿独自逃跑，连累母亲和县令，而是对母亲表示自己去九泉之下追随父亲，弟弟在世足以尽孝，恳请母亲不要哀伤过度。范滂的母亲不愧女中豪杰，回答说：“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意思是说，你现在能够与李膺、杜密这样的贤士名臣齐名，就算死又有什么遗憾可言！既想要名垂青史，又要苟且偷生求个长寿平安，难道能够都得到吗？听着这个故事，苏轼就问：“如果我是范滂，母亲能答应我舍生取义吗？”程氏回答：“你能够成为范滂，我反而不能成为范滂的母亲吗？”

正是在这样一位知书达礼又浩然正气的母亲教育下，幼而聪慧的苏轼在经史子集的汪洋大海里惬意遨游，迅速从一个少年天才成长为博学书生。另一方面，四川乃天府之国，自战国李冰建都江堰之后，保持了长期的富足繁荣。唐安史之乱，玄宗西狩入蜀，公卿大夫亦有相随，更是将中原文化进一步带入蜀中。可贵的是，晚唐五代浮靡华艳的诗文风格在这里并没有如在中原和江南一般泛滥而难以收拾，大约因为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蜀中文人“通经学古，以西汉文词为宗师”（苏轼《眉州远景楼记》）。这就是说，西蜀的文风是宗法两汉的。南朝梁之刘勰（xié）在《文心雕龙》里认为，两汉之文风如贾谊、司马相如乃是任其俊逸之雄才；扬雄、班固等则是注重典籍经史之援引。这种传承在西蜀文人这里影响很大，这也是苏洵与二子苏轼、苏辙在诗文创作上能够不同于北宋当时许多文人士子的一大原因所在。而他们的这一风格，正符合时代文风的发展进步之方向。

故而，仁宗皇帝嘉祐元年（1056年），苏轼和弟弟苏辙在开封府府试顺利中举，次年参加礼部试，这次考试一旦成功就将进士及第，意味着科举之路终于走到了胜利的彼岸。

此次主持礼部试的主考官正是有名的天下文宗，文坛盟主欧阳修。欧阳修当时担任翰林侍读学士，品阶也达到礼部侍郎的级别，已经完全是中央大员了。欧阳修平日厌恶古怪险涩、对浮艳的西昆体矫枉过正的太学体文风，想要借这一次的朝廷抡（lún）才大典杀一杀这股文坛歪风，同时也提拔真正写得一手好文章的士子，以为天下读书人定风气，立圭臬（niè）。

宋代科举，考卷在交由评审官员阅卷之前按例都由专人重新誊抄，并匿去姓名。当欧阳修阅卷时，一份写有“当尧之时，皋陶（gāo yáo）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的试卷深深吸引了他。读完这份辞简意远、古风傲然的策论，欧阳修不禁想点其为。但转念一想，这文章笔力如此老到精练，莫非是自己的学生曾巩所为？为了避免揭榜时瓜田李下说不清楚，便将这篇《刑赏忠厚之至论》点为第二名。

而实际上，这篇文章的作者正是苏轼。于是礼部试第二名的苏轼顺利参加礼部复试，在“春秋对义”中又获。然而终在仁宗皇帝主持的殿试上，却莫名掉到了乙科，虽然与终的一甲状元榜眼探花无缘，但仍然与弟弟苏辙一同“进士及第”——正式成为了国家统治集团的一员。

欧阳修作为当时的天下文宗，对苏轼诗文更是赞不绝口。他曾感叹：“更三十年，无人道着我也！”他又曾问苏轼，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这到底是典出何处？以自己的博学年长都不曾记得有哪本书中有如此典故。不曾想，苏轼率尔而对，说是“想当然耳”，是从《后汉书·孔融传》里推测而来，何必要有出处！

原来《后汉书·孔融传》里有这样一段记载：

初，曹操攻屠邺城，袁氏妇子多见侵略，而操子丕私纳袁熙妻甄氏。融乃与操书，称：“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操不悟，后问出何经典。对曰：“以今度之，想当然耳。”

欧阳修在那一刻一定是觉得自己英雄迟暮了，这真是后生可畏。他甚至曾在写给梅尧臣的书信中说，“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这既是老文坛盟主谦虚的自叹弗如，也是他胸襟宽广，要提掖后辈，要让苏东坡有出头之日啊！（也有另一种说法，认为问苏轼三杀三宥典出何处的是梅尧臣。如龚颐正《芥隐笔记》等）

在欧阳修不遗余力的宣传下，苏轼的文名很快就传遍了京师汴梁的各个角落，一时间上到公卿士大夫的宅邸，下到勾栏酒肆，都争相传阅苏轼的文笔，要一睹文曲星的风采。

然而就在金榜题名的人生大得意之时，苏洵和他的两个儿子苏轼、苏辙知晓了程氏夫人去世的噩耗。按照古代的礼法，父母故去，在职官员必须要回故乡，在家中守孝二十七个月，称之为丁忧。于是从这一年六月起，苏轼不得不放下进士及第的喜悦之情，满怀着深沉的悲怆回到眉州丁忧守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