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

楚辞是战国晚期天才诗人屈原及其后学宋玉所创造的一种具有楚国鲜明地方特色的新诗体。楚辞和《诗经》迥然不同，它不是集体的歌唱，而是个人的创作；不是现实主义的，而是浪漫主义的；不重自然的写实，而重主观的抒情；不是表现的北国风光，而是表现的南方景象；不是单一的比兴，而是整体的象征；句式不是板滞的四言，而是灵动的杂言；篇章不是回环复沓的短章，而是结构宏大的巨制；风格不是自然质朴，而是弘博丽雅。楚辞鲜明的地方特色，宋代黄伯思在《校定楚辞序》中有经典的概括：“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见《宋文鉴》卷九十二）因为楚辞这种新诗体的代表作，乃是“逸响伟辞，卓绝一世”（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的《离骚》，故后人又称其为“骚体诗”。在中国文学史上往往“风”“骚”并称，以“风”来指代《诗经》，以“骚”来指代楚辞。考“楚辞”这一名称，早见于西汉武帝时期。司马迁《史记·酷吏列传·张汤传》载：“买臣以楚辞与助俱幸，侍中为太中大夫，用事。”汉成帝时，刘向整理古文献，把楚国人屈原、宋玉所创作的骚体诗和汉代人贾谊、淮南小山、东方朔、严忌、王褒、刘向等人所创作的拟骚诗汇编成集，共十六卷，定名为《楚辞》，从此，“楚辞”遂又成为一部诗歌总集的名称。东汉安帝元初初年，王逸给刘向所编的《楚辞》作注，又加进他自己写的一篇《九思》，而命名全书为《楚辞章句》，为十七卷。刘向编的十六卷本《楚辞》久已亡佚，只有王逸的十七卷本《楚辞章句》流传至今，这就是现存古的《楚辞》注本。

楚辞》一书是中国文学的古老经典，在中国古代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按照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文献分类法，《楚辞》属于 “集部”，向来被称为“集部之祖”。打开中国古代的丛书《四库全书》，其中“集部”类的部书就是《楚辞》。故四库馆臣称：“集部之目，《楚辞》古。”（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四八“集部总叙”）由于《楚辞》一书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研究楚辞的历史绵延悠久，研究楚辞的论著汗牛充栋，并因此形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楚辞学。

作为一种诗歌体式，楚辞源于“楚声”“楚歌”。在春秋时代，楚国的音乐和民歌被称为“南风”或“南音”。《左传·成公九年》记载，楚人钟仪在晋鼓琴而操“南音”，被誉为“乐操土风，不忘旧也”。战国时楚国的地方乐曲如《涉江》《采菱》《劳商》《九辩》《九歌》《薤露》《阳春》《白雪》等曲目，还都可以从楚辞作品中看到。屈原的《涉江》《九歌》和宋玉的《九辩》，就是借旧题写的新诗。屈原以前的楚地民歌，有刘向《说苑·善说》篇所载楚康王时代（前559年至前545年在位）翻译的越族渔家姑娘唱的那首著名的情歌《越人歌》：“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说（悦）君兮君不知！”稍后数十年，又出现了《孟子·离娄上》所引、传为孔子所闻的《孺子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这两首诗歌都使用语气词“兮”，与后来的楚辞的基本形式相同，乃是楚辞的先导。但这样的民间小调犹如涓涓细流，倘若不被伟大的诗人屈原学习和采用，并创造出“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文心雕龙·辨骚》）的《离骚》《九歌》《九章》《天问》等诗作，就不可能形成中国诗歌长河中骚体诗创作的狂潮，成就“一代之文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屈原的出现，是中国诗坛一次辉煌的日出。

屈原这人，诗人气质很重，多愁善感，富于激情，既清醒理智，又感性迷狂。他的生活、为人，都是诗化的。他爱穿奇装异服，服饰新潮、前卫，年既老而不衰。他制芰荷以为衣，集芙蓉以为裳，头戴着高高的帽子，耳缀着亮亮的明珠，身佩着长长的宝剑，腰系着馥郁的香囊，“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离骚》），遍体鲜艳，华美芬芳，走起路来还有佩玉叮当作响。他“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离骚》），“折琼枝以为羞兮，精琼爢以为 ”（《离骚》），“餐六气而饮沆瀣兮，漱正阳而含朝霞”（《远游》），“吸飞泉之微液兮，怀琬琰之华英”（《远游》），“捣木兰以矫蕙兮，糳申椒以为粮。播江离与滋菊兮，愿春日以为糗芳”（《惜诵》），“吸湛露之浮源兮，漱凝霜之雰雰”（《悲回风》），“登昆仑兮食玉英”（《涉江》），饮清露，含朝霞，吃花粉，食玉英，不食人间烟火，俨然云外神仙。饮食芳洁，十分讲究。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离骚》）所服（服饰和服食）都与世俗之人不一样。他还上天下地，沟通天人，时而飞行天上，时而驰骋人间，能向远古的神女表白感情，能请上古的神巫占卜降神。这一切当然都是象征，是隐喻，并非写实，是以服饰和服食的芳洁来表明自己品性的高洁，用上天下地来表现自己的苦苦求索，用追求神女来象征追求明君，用占卜降神来表现自己内心中的矛盾冲突。但这样的奇思幻想竟出自一位曾担任左徒的高官笔下，却实在令人拍案叫绝、叹为观止！要知道他在位时每天一定都有繁重琐碎的政务，周围又有那么多的奸佞小人影响心情，然而他仍然有天真孩童般的满脑子奇想，花季少女般的一系列追求，这是多么难得的灵性和诗情啊！

屈原是个完美主义者，理想主义者，而现实却又偏偏太黑暗，太残酷。他所处的时代，楚国统治集团已腐败到了极点。信谗弃贤是当时政治腐败的重要标志。“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离骚》）“谗人高张，贤士无名。”（《卜居》）政府官员不依法办事，为所欲为，是当时政治腐败的另一重要表现。“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离骚》）不注意道德修养，生活糜烂，道德败坏，是当时贵族个人生活作风腐败的反映。“时缤纷其变易兮，又何可以淹留？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离骚》）官员们欲壑难填、贪得无厌，是当时经济腐败的突出表现。“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离骚》）面对楚国腐败的黑暗现实和国势陵迟的危险局面，屈原经常长吁短叹，泪流千行，忧心如焚，苦不堪言。他在诗篇中一再将历朝历代的明君与昏君、清官与贪官对比进行描写：“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杂申椒与菌桂兮，岂维纫夫蕙茝！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纣之猖披兮，夫唯捷径以窘步。”（《离骚》）“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羿淫游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乱流其鲜终兮，浞又贪夫厥家。浇身被服强圉兮，纵欲而不忍。日康娱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颠陨。夏桀之常违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而不长。汤禹俨而祗敬兮，周论道而莫差。”（《离骚》）通过这一系列的对比，以揭示“为官清，其政兴；为官贪，其政衰”的兴衰成败规律，为楚王提供历史借镜，其用心可谓良苦！针对楚国腐败的社会现实，屈原高唱：“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离骚》）主张举贤授能，将德才兼备的人选拔来掌权；修明法度，将国家的治理纳入法治轨道。他坚持真理、充满理想，“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离骚》）。以改革图强为己任，上下求索，表现出英勇的献身精神。尽管遭受无数挫折和打击，然而，屈原忠于祖国、热爱祖国的情怀至死不渝。“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离骚》）诗人炽热的爱国之情感人肺腑。他爱美时像个少女，而斗争起来却是一位真正的伟男。“草宪” 风波闹得那么大，就在于他制订的宪令包含有惩贪肃腐的重大主题，准备掀起一场“廉政风暴”，要和腐朽势力作殊死的斗争，因而触犯了特权阶层的既得利益，所以他受到奸佞的诽谤，楚王的流放。“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但屈原“董道不豫”，坚持与楚国腐朽势力斗争到底！在正义与邪恶的较量、生与死的考验中，他无所畏惧，视死如归。他不讳言死，亦不怕死。“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阽余身而危死兮，览余初其犹未悔。”“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以上《离骚》）“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怀沙》）“临沅湘之玄渊兮，遂自忍而沉流。卒没身而绝名兮，惜壅君之不昭。”“宁溘死而流亡兮，恐祸殃之有再。不毕辞而赴渊兮，惜壅君之不识！”（《惜往日》）“宁溘死而流亡兮，不忍为此之常愁。”（《悲回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渔父》）他以死明志，多次表明他甘愿为反抗黑暗、追求理想而献身！虽然屈原也知道：“骤谏君而不听兮，任重石之何益？”（《悲回风》）但现实太黑暗了，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他只能以死抗争，别无选择！屈原之所以选择水死，是有象征意义的，就是为了表明自己清白，表明自己和腐朽势力势不两立！赤条条地来，赤条条地去，葬身鱼腹之中，多么清白，多么干净！即使带有尘世的污垢，也被清清的江水洗刷得干干净净！总之，屈原举贤授能、修明法度的美政理想，忠于祖国、至死不渝的爱国感情，坚持真理、勇于求索的献身精神，代表着历史的进步要求和民族的精神脊梁，千百年来哺育和激励了无数的志士仁人和进步作家！“屈原精神”已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代表，是永远值得我们骄傲的“民族魂”。

屈原是楚辞的创始人和代表作家，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他的作品思想深邃，情感浓郁，构思奇特，想象丰富，意境优美，文辞瑰丽，体现了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他善于以经天纬地之才，表现各种矛盾与冲突，如《离骚》中表现的生与死、去与留的矛盾与冲突，《九歌》中表现的神与人、圣与俗的矛盾与冲突，《天问》中表现的古与今、明与惑的矛盾与冲突，莫不惊心动魄，震古撼今。屈原开创了中国诗歌由民间集体创作到作家个人创作的新时代。他拉开序幕，即满台精彩。其作品风格不但不重复前人，也不重复自己，呈现出多姿多彩的特征。《离骚》波澜壮阔，幽深隽永；《九歌》迷离飘渺，悱恻绮靡；《天问》恢诡谲怪，瑰丽奇矫；《九章》质朴清新，直率平实；《远游》高蹈飞升，道骨仙风；《大招》夸张渲染，立意高卓；《卜居》《渔父》则韵散结合，迹近赋体。屈原继《诗经》的现实主义之后开创了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大大丰富了我国文学的艺术表现力。他运用大胆的想象、神奇的夸张，交织以古老的神话、优美的传说、原始的宗教、民间的风俗，将历史与现实、神界与人间熔为一炉，创造了一幅幅激动人心的艺术画面，塑造了高大峻洁的自我形象，表现了诗人的崇高理想，形成了神奇谲怪的美学风貌，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屈原重视诗歌意象的创造和组合，将《诗经》孤立的比兴手法发展为系统的象征艺术，形成了有机统一的意象系统。正如王逸所说的：“《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楚辞章句·离骚序》）屈原作品中的意象大体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人的意象群，二是物的意象群，三是神的意象群。而每一类意象群内除了某些中性事物外，又有正反对立的两组。屈原“寄情于物”“托物以讽”，以此来表现肯定或否定的意向和鲜明的爱憎，因而他作品中的意象大多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特别是屈原建构和营造的香草美人意象，芬芳华美，具有经典意义，滋润和沾溉了后世无数作家。屈原作品还常常用男女恋爱婚姻关系来象征政治上的君臣关系，形成了朱熹所谓的“男女君臣之喻”。《离骚》前半篇诗人自比弃妇，后半篇以求女象征求君，均是“男女君臣之喻”整体构思的体现。这不仅符合中国人传统的思维习惯，而且形象生动，表意隽永。《尚书·舜典》云：“诗言志，歌永言。”早对诗歌的功能作出了明确的概括。比起“三代”人的重言志，屈原更重言情。他在《九章·惜诵》中提出了著名的“发愤以抒情”说。这是屈骚美学的灵魂和精髓，也是中国古代悲剧理论的重要主题。屈原乃有心做政治家，而无心当文学家。“愤怒出诗人”。由于在政治上“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屈原情不自禁地抒发自己的牢骚与愤懑，遂创作出了震撼千古的光辉诗篇，成为中华民族文学史上伟大的诗人。屈原取得了巨大的艺术成就，他的影响是深远的。王逸《楚辞章句叙》称：“屈原之词（同‘辞’），诚博远矣。自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词赋，莫不拟则其仪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窃其华藻，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者矣。”刘勰《文心雕龙·辨骚》也指出：“其叙情怨则郁伊而易感，述离居则怆怏而难怀，论山水则循声而得貌，言节候则披文而见时。是以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

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其后楚日以削，数十年竟为秦所灭。”宋玉等人大概只是屈原的后学。唐勒、景差的辞赋今均已佚。宋玉的作品有许多篇流传至今。除《楚辞章句》所收的《九辩》《招魂》两篇为楚辞体诗歌外，《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笛赋》《大言赋》《小言赋》《讽赋》《钓赋》《御赋》，均是赋体文学，且均是散体赋（详参拙著《宋玉研究》上编第五章“著述的真伪”，岳麓书社，2004年9月第1版，第86—111页）。宋玉是继屈原之后，中国文学史另一位光耀千古的伟大作家。

宋玉是一介寒士。这一身份非常重要。因为屈原是一位大起大落的高官，他传奇性的生活经历，大多数的人是没有的，后来的追随者硬要模仿屈原的创作，就很容易变成空洞的抒情。而宋玉作为一介寒士，他的这一身份和他表现的不平与感伤，倒是为普遍的人生经历和人生感受。在中国文学史上，宋玉敏感地发现了自然与人生之异质同构关系，通过对自然与人生之双重感伤，开创了中国文学的“伤春”与“悲秋”主题，表现了“贫士失职而志不平” 的感伤与哀怨，以及对时代、社会、人生的悲慨。

宋玉的《招魂》结尾开创了中国文学的“伤春”主题，内容如下：“献岁发春兮汩吾南征，菉 齐叶兮白芷生。路贯庐江兮左长薄，倚沼畦瀛兮遥望博。青骊结驷兮齐千乘，悬火延起兮玄颜烝。步及骤处兮诱骋先，抑骛若通兮引车右还。与王趋梦兮课后先，君王亲发兮惮青兕。朱明承夜兮时不可以淹，皋兰被径兮斯路渐。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宋玉的《九辩》开头开创了中国文学的“悲秋”主题，内容如下：“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憭栗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泬寥兮天高而气清，寂寥兮收潦而水清。憯凄增欷兮薄寒之中人。怆恍 悢兮去故而就新，坎廪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廓落兮羁旅而无友生，惆怅兮而私自怜。燕翩翩其辞归兮，蝉寂寞而无声。雁廱廱而南游兮， 鸡啁哳而悲鸣。独申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时亹亹而过中兮，蹇淹留而无成。”从此以后，“伤春”与“悲秋”乃成为中国文人易患的“季节性情绪低落症”和中国文学绵延不绝的永恒主题。这样的情绪、这样的主题未免低沉、沮丧，甚至消极，却和封建时代众多落魄文人的情感息息相通，引发了历代文人的共鸣。宋玉的“伤春”与“悲秋”遂奠定了中国文学的感伤主义传统。

“屈平联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风云。”（《文心雕龙·时序》）“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文心雕龙·辨骚》）在中国文学史上，屈宋历来并称，两人均被尊为“中国文学之祖”。刘师培说：“中国文学，至周末而臻极盛。……而屈、宋楚辞，忧深思远，上承风雅之遗，下启词章之体，亦中国文章之祖也。”（《论文杂记》）陆侃如说：“谁是中国文学之祖？我毫不迟疑地说：屈原与宋玉。他们不但给予楚民族文学以永久的生命，并且奠定了中国文学的稳固的基础。”“古代若无屈、宋，则文学史决没有那样灿烂；而楚民族若无屈、宋，则楚文学也决占不到重要的地位。所以，凡研究中国文学的人——尤其研究古代文学的人——都不可不从屈、宋下手。”（《屈原与宋玉》）由此可见，屈原和宋玉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屈宋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大都具有经典价值与范式意义。如《离骚》是骚体诗之祖，《九歌》是九体诗之祖，《远游》是游仙诗之祖，《哀郢》是帝京诗之祖，《橘颂》是咏物诗之祖，《大招》《招魂》是招魂诗之祖，《九辩》是悲秋文学之祖，《招魂》是伤春文学之祖。正因为如此，本书选入了《楚辞》一书的全部屈宋作品。

王逸《楚辞章句》中收入的汉人辞作只有淮南小山的《招隐士》这一首诗不是对屈原作品的简单模仿。其他几篇汉人辞作，大都用“代言体”，即作者代表屈原、用屈原的口气来叙事和抒情，这就不能不流于矫揉造作、因袭模拟，有的甚至“如无所疾痛而强为呻吟者”（朱熹《楚辞集注·楚辞辩证上》）。因此，《楚辞》中收入的汉人辞作本书只选录了《招隐士》。

本书的注释力求详尽通俗，争取给读者少留难点。书中对难字难词采用分句注释。前后重见的典故，在不同篇中分别作注，以便阅读。注释尽量选择古今学者合理的解释，特别是充分吸收了20世纪以来楚辞学、神话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为便于读者理解原文，本书译文尽量采用直译。《楚辞》向称难治，注译《楚辞》殊非易事。由于本人的学识有限，本书错解和曲解之处一定不少，热诚欢迎广大读者和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吴广平

                                                  于湖南科技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与社会文化研究基地

《楚辞》是我国*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是战国晚期天才诗人屈原及其后学宋玉所创造的一种具有楚国鲜明地方特色的新诗体，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本书是《楚辞》的注译普及读本，全书对疑难字词采用分句注释，尽量选择古今学者合理的解释，特别是充分吸收20世纪以来楚辞学、神话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力求详尽通俗，译文则主要采用直译，以便于读者理解原文。

吴广平，湖南汨罗人，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社科研究基地“湖南省屈原文化研究基地”（湖南理工学院）特聘教授，主要从事屈原、宋玉与楚辞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