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尽透明 长生不老之谋杀事件

一边关注新冠肺炎疫情，一边修改译稿，是我在这个特别的春节假期的每日“必修课”。相信读者拿到这本书的时候，疫情已经离我们远去，变成了一份集体记忆。不过，具体到每一个人，回忆肯定不同，对小说的主题“永生”的看法也各不相同。

我对永生这种疯狂的想法不太感冒，但必须说，小说里的未来世界很法国，完全符合我印象中的法式价值观。小说的法式价值观集中体现在不要谷歌国籍、始终保持法国国籍的女主人公身上。她逢人便说她的永生项目不以候选人的财富和社会地位作为评判标准，只看重人的品格和对环保的态度。每每翻译这几句话，我的耳边仿佛都会响起马克龙总统在西安演讲时的金句—“让地球再次伟大！”女主人公的反美态度也很法国。法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和乡土情结重的人，一向厌恶从美国蔓延到全世界的消费文化，因此，肯德基、麦当劳、星巴克等美国品牌在法国并没有太大的市场。个人隐私也是法国人的“痛点”，而美国四大网络科技巨头—谷歌、苹果、脸书、亚马逊，通过在手机、可穿戴设备、搜索引擎里输入的内容，监视人的一举一动，窥探人的内心世界，把人变成了透明的。在这本小说之前，马尔克·杜甘和《观点》周刊记者克里斯托夫·拉贝合著了《赤裸裸的人》，他们以法国为例，分析了网络巨头对公民隐私的破坏，而且更糟心的是，虽然大家主动或者被迫放弃了隐私，但并没有得到更美好的生活。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很多人在读或者重读加缪的《鼠疫》。马尔克·杜甘应该也是加缪的粉丝，所以女主人公写道：“父亲崇敬的作家加缪从死亡中看到赋予生命意义的理由，这种存在主义并不足以减轻我在一生中不断失去亲友时的悲痛。我完全不想和死亡妥协，不想尊重它的独断专行，这种令人压抑的专制威胁着我们的生命，逼迫我们乞讨生命的意义，然而生命的意义会随着我们后一次呼吸消散。一代又一代人眼睁睁看着时间屠杀人类，这让我头晕目眩。”于是女主人公决定用“无尽”这个永生项目来对抗死亡，保存人身上美好的东西—思想、感知能力等。翻译小说的这几个月，我一直在留意永生和人工智能方面的科技新闻。1月15日，微信公众号“人物”发表的报道吸引了我，题目是《一个失独妈妈决定把女儿做成AI》。在报道中，失独妈妈求助阿里巴巴人工智能实验室，希望得到一个类似于智能语音助手的设备，可以带在身上或者放在家里，用女儿的声音和她进行简单的对话。从技术角度看，这是可以实现的，只要按照“无尽”的要求，提供足够多的数据信息。早在2017年，美国科普作家詹姆斯·弗拉霍斯在得知父亲已是肺癌晚期后就设计了一款名为“爸爸机器人”（Dadbot）的手机应用程序。他让父亲在人生的后几个月大量录音，把自己和亲友的对话录下来，把自己的生平故事也说出来，录下来。他在一旁整理录音，制作语料库，还自学编程。初版的“爸爸机器人”甚至还跟父亲本人聊过天，父亲直呼“太酷了”。这让我想起影视剧里经常出现的桥段，主角在做艰难抉择时会在心里问故去的亲人或者挚友：“你会怎么做？”“我这样做对吗？”“你也会像我这样，不是吗？”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不必把这个问题埋在心里，只须拿起手机，就可以呼唤虚拟亲友，进行一场超时空对话。

不过，作者似乎并不认同这种“虚拟永生”，他在后让剧情反转，女主人公卡珊德拉·朗默尔多提尔变成了大骗子，像极了被推下神坛的“女版乔布斯”伊丽莎白·霍姆斯。此女宣称自己的公司掌握了革命性的技术，用一滴血就能进行两百多项专业检测，《华尔街日报》《财富》《福布斯》等重量级杂志纷纷报道，美国前国务卿舒尔茨和基辛格、传媒大亨默多克等纷纷加入她的公司的董事会。然而，这个被誉为“下一个苹果”的创业公司只是由谎言堆砌起来的空中楼阁，戳破这个惊天骗局的是《华尔街日报》调查记者约翰·卡雷鲁，他在《坏血》中详细描述了曲折的调查过程。不论是《坏血》里的真人真事，还是这本小说里的虚构骗局，我觉得都是在提醒我们，在技术飞跃发展的今天，要保持怀疑，反思我们是不是过于相信技术，是不是过度依赖技术，从而忘了人才是真正的决定因素。

前几天，我得知叔叔因胃癌去世。我想不起后一次和他见面的情景，不过脑海里立刻浮现出多年以前他为我画的卡通小公鸡。那时，我问他画画有什么诀窍，他照着我的文具盒上的图案，画了一只小公鸡，告诉我，绘画的步是仔细观察。叔叔继承了爷爷的衣钵，专攻山水画。2015年，经过层层筛选、考核，他晋升中国陶瓷艺术大师。相较于其他职业，画家是幸运的，他们的作品可以超越短暂一生，跨越不同时代，让他们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和后人见面。爷爷就是这样和我们这些孙辈见面的。每次回老家，我都会去博物馆看他的瓷板画。看着他笔下的昌江码头、东郊新貌，我就能想象出他搭公交、穿弄堂、在河边散步的情景。

我没有绘画天赋，只能翻译ABCD，搭法国作家的“顺风车”，期待通过他们的作品和我的后人相见。可是，在这本小说里的未来世界，大多数的人都懒得阅读，语音来语音去，闲暇时就钻进虚拟现实机里“周游世界”，或者看全程高能的“爽剧”。这好像说的不是未来的人，而是现在的人。好在还有一些人醒悟过来，发现这样的生活了无生趣，于是重拾小说，期待从中看到出乎意料的情节和字句。这样的人不多，作家们却备受鼓舞，笔耕不辍，直至把小说变成了艺术品。这何尝不是作家和译者的心愿？

后为大家介绍一下作者马尔克·杜甘。杜甘先生1957年生于塞内加尔，毕业于法国格勒诺贝尔政治学院，在成为职业作家之前，他在金融和航空领域工作多年。他在中国出版过三部小说—《军官病房》《幸福得如同上帝在法国》《埃德加的诅咒》。由于前两本出版时间较早，我只买到了《埃德加的诅咒》。和这本小说一样，《埃德加的诅咒》也是“假托他人之手”完成的，不过小说的主人公却真有其人，他就是美国联邦调查局传奇局长埃德加·胡佛。《埃德加的诅咒》的开篇是这样的：叙述者在寒冷的冻雨天赶到纽约见一位出版商，想从她那里买下胡佛的助手克莱德·托尔森的回忆录。虽然出版商一再提醒手稿真伪难辨，仿佛这也是对读者的忠告，但叙述者还是把它买了下来。然后，这份回忆录就“原封不动”地呈现在读者眼前。而在《无尽透明》这本小说里，作者调整了顺序，先抛出一个完整的故事，然后叙述者在“尾声”里写明，前面大家看到的是谷歌前职员卡珊德拉·纳马拉的手稿。叙述者还煞有介事地写卡珊德拉·纳马拉在巴黎出版界四处碰壁的情景，因为出版人都不知道该把这份手稿归到哪一类，离奇故事抑或科幻小说？而且据见过卡珊德拉·纳马拉的出版人说，科幻小说的读者群很小众。我深深怀疑这是作者从出版界的朋友那里得到的友情提示，或者说这是本书的出版编辑给作家打的“预防针”，因为作家离开自己的写作“舒适区”，次尝试科幻小说。这也是我次翻译科幻小说，所以如有粗疏之处，还望读者海涵，也欢迎同行指正。

邓颖平

2020年2月25日于北京石景山

2068年，数据公司“透明”开发了人类历史上*个永生项目，取名“无尽”。该项目通过搜集分析海量的个人数据，模拟个体的思维，并将这种思维植入到新材料制成的“人体”中，制造出拥有无尽人生的新人类。公司女创始人通过杀死自己，成为*个新人类，并因此成为世界名人。“无尽”项目给个体带来复杂的前景变化，也激起了经济、政治、宗教领域的动荡。正当人们开始拥抱“无尽”人生的时候，科学家宣告世界末日即将来临。人们决定让*批新人类带着人类数据逃亡宇宙，进而挽救全人类的命运。然而这一切……

马尔克•杜甘（Marc Dugain），1957年生于塞内加尔，毕业于法国格勒诺贝尔政治学院，攻读政治学和金融学，在成为职业作家前，他在金融业和航空运输业担任过各种职务。1998年出版处女小说《军官病房》，获得了18项文学奖，并在美国、英国、德国、中国等国翻译出版，后被改编成电影，荣获戛纳电影节两个恺撒奖。他的其他作品还有《幸福得如同上帝在法国》《埃德加的诅咒》《赤裸裸的人》等。《幸福得如同上帝在法国》2002年在中国获“21世纪年度外国小说”。

2068年，数据公司“透明”开发了人类历史上*个永生项目，取名“无尽”。该项目通过搜集分析海量的个人数据，模拟个体的思维，并将这种思维植入到新材料制成的“人体”中，制造出拥有无尽人生的新人类。公司女创始人通过杀死自己，成为*个新人类，并因此成为世界名人。“无尽”项目给个体带来复杂的前景变化，也激起了经济、政治、宗教领域的动荡。正当人们开始拥抱“无尽”人生的时候，科学家宣告世界末日即将来临。人们决定让*批新人类带着人类数据逃亡宇宙，进而挽救全人类的命运。然而这一切……

马尔克•杜甘（Marc Dugain），1957年生于塞内加尔，毕业于法国格勒诺贝尔政治学院，攻读政治学和金融学，在成为职业作家前，他在金融业和航空运输业担任过各种职务。1998年出版处女小说《军官病房》，获得了18项文学奖，并在美国、英国、德国、中国等国翻译出版，后被改编成电影，荣获戛纳电影节两个恺撒奖。他的其他作品还有《幸福得如同上帝在法国》《埃德加的诅咒》《赤裸裸的人》等。《幸福得如同上帝在法国》2002年在中国获“21世纪年度外国小说”。

“透明”的创立基于一个理念—任何人都无法逃避自己的身份，同时也应该具备全面了解和自己对话的人的能力，无论这个人是因为感情还是工作和自己展开对话的。很快，我们就受邀为招聘活动提供咨询服务。

“是什么”和“有什么”的混淆导致我们经常碰到一些拥有得越来越多却变得越来越渺小的个体，这也增加了我们的工作难度。因为个性被磨平了，我们很难透过一个人拥有的东西了解他是什么样的人。“存在、拥有、无所事事”，成为数字革命的三大要素，轻松取代了著名的“工作、家庭、国家”或者“自由、平等、博爱”。这倒合乎社会发展的逻辑，机械化和后来的自动化，其目标都是废除劳动。设计者和投资者继续在封闭的经济空间中创造新的收入来源，拆东墙补西墙，把“零和游戏” 当作增长。他们代表了一个特殊阶层——精英阶层，这群人比以往的精英阶层更富有，完全不同于挤在狭窄空间、变得越来越冲动的乌合之众。

认识他人是浪费时间，并与焦虑的零风险社会背道而驰，我们或多或少都希望看到这样的社会。虽然从整体来看，就业市场在萎缩，匹配个体供给与需求的新技能却极大地促进了就业。

数字革命初期，行业先驱就发现人们越来越渴望成名，渴望被关注，渴望表达自己的观点，把个人观点抬高到对集体不可或缺的地位，这就是在大众互联社会里生存的方式。这一现实导致文明的暴露癖，为个体走向彻底透明创造了有利条件。因为私生活和内心世界逐渐消失，社会交往变得流畅起来，持续的沟通和开诚布公逐步取代欺骗和隐瞒。

“‘现在’是由您发布的关于自己的海量数据组成的，而我们是有能力统筹它、处理它并且在有效的配置中集合它的人。把您的‘现在’交给我们，我们还您未来的形状！”这是透明的商业广告。数字社会产生了海量触手可及的信息，对个体而言，信息过于丰富，个人在处理这些信息时无法施展批判精神，于是出现信息失真，而这正是像我们这类公司的力量之源。

我们从来没想过把这家公司变成思维工具，特别是批判思维的工具，连接和生产数据的永久指令抵消了批判思维，这是消费指令，因此要用有限的资源无限生产，当我们再也生产不出实物，我们就转向虚拟。然而对我们的生态环境来说，为时已晚。

二

“肉体，就算我们无限更新它的细胞，还是一团肉，我们还是会死于意外事故。而且肉体需要吸收营养和水分，于是就会产生大量排泄物，更不用说为了养活人类开展农业带来的问题、水资源问题和人口过密问题。一些贫困地区的人把孩童当成财富，几乎疯狂地繁衍后代。要是按照现在这个样子生活，人类就无法在这样的环境下继续生存。另外，人的寿命太短，到不了比火星更远的星球，然而火星并没有太大的价值。要想通过星际旅行到更远的地方，到适合血肉之躯生存的星球，需要很长时间，几百年的时间，甚至更长时间，除非人类能在飞船里实现代际传承。那该怎么办？人类要适应环境，像过去一样，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人类因为贪婪破坏了地球，把地球变成垃圾场。我希望每一个配得上地球的人都能转移到不改变他们外表、智慧和灵魂的永恒材料里面。这种转移得以实现是因为25年来，我们为每个人搜集了数十亿条数据，使我们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进而通过算法将他重组，不改变他的自由思想。这一代人不会死，但也不会出现新的人，因为他们不能繁殖。”

三

数字革命进展到这一步时，我毅然决定投身其中，根本没有询问父母的意见，我的脑子里有一个明确的改变世界的想法。我属于极少见的胸怀天下的青少年，同龄人进入青春期就成了网瘾狐猴，成天被手机、电脑困住，整夜和世界各地的玩家玩网络游戏。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 我一头扎进自己的计划，一步一步实现它。我深信自己会成功，于是逼着父母保持联网。他们爱我，所以极不情愿地照做了。我向他们保证，他们将来一定能看到结果，这一天十分遥远，要在他们死后。父亲死的时候，我也快过完我的青春期。他坐在床上，神情安详，对我说他一生都在培养自由意志，扩大它的范围，以限制《圣经》倡导的上帝的权力。不过他并不信上帝，就算临终，在自然法则留给人类的这段极其狭窄的时空里，一生中有意义或者荒诞不经的时刻一一浮现的时候，他也不信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