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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宽书信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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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宽,,贾鹏涛,整理 著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ISBN9787208161191

出版时间2019-12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定价48元

货号28523486

上书时间2024-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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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详情   

品相描述:全新
商品描述
前言

杨宽(1914—2005),字宽正,上海青浦人。1936年毕业于光华大学国文学系,师从吕思勉、蒋维乔、钱基博等。1936年参与上海市立博物馆筹建工作,1946年任上海市立博物馆馆长兼光华大学历史系教授,1953年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1959年调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所长,1970年又调回复旦大学历史系工作。1984年赴美国迈阿密定居至逝世。历任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主任秘书、古物整理处处长,上海博物馆副馆长,中国先秦史学会至第三届副理事长。

杨宽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治学涉及墨子、古史传说、西周史、战国史、科技史和制度史等诸多领域。先生少年时有志于学,高中时代已发表多篇有分量的论文,专注于墨学研究及先秦史料考辨。在“古史辨”运动后期,发表《中国上古史导论》,提出神话分化说,补充发展了顾颉刚的“层累造成说”,被顾颉刚、童书业誉为“古史辨派”的生力军和集“疑古”的古史学大成之人。日本著名历史学家贝冢茂树评价“从疑古派中出现了像杨宽先生这样的人物,在充分摄取释古派的方法和成果的同时,正积极开拓一个可以推动现代古史研究前进途径,可以称为‘新释古派’的新境地”。稍后其学术兴趣由上古史转向战国史,潜居故乡青浦撰写《战国史料编年辑证》,为日后铸就《战国史》这一断代史经典奠定了基础。20世纪50年代,开始探索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史、西周的社会结构和礼制,著有《西周史》、《古史新探》;80年代应日本学界邀请讲学,完成《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姊妹篇。杨宽先生生平出版专著十余部,发表论文360余篇,取得了卓越的学术成果。

杨宽先生也是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先驱。他参与筹建了上海市博物馆,并长期担任上海市博物馆馆长,为上海博物馆的筹建、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对保护国宝毛公鼎与阻止著名的山西浑源李峪村出土铜器盗运出口作出了巨大贡献。另外,杨宽先生还参与了修订《辞海》古代史条目、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先秦部分、标点《宋史》等工作。

杨宽先生与上海人民出版社结缘始于1955年版《战国史》,自此以后,主要著作几乎皆由我社出版。先生生前已有计划,集中各种著述在我社出版《杨宽著作集》。如今,《杨宽著作集》由我社分批出版,不仅完成了先生遗愿,也可以使读者更为全面地认识杨宽先生的学术成就。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7月



导语摘要

本书辑录了杨宽从1940年—2003年间与数十位学者的九十余通往来书函,通信对象包括吕思勉、吕翼仁、童书业、蒋大沂、沈延国、胡就明、吴泽、御手洗滕、王孝廉、高木智见、马曜、胡道静、李绍昆、蒋维崧等人以及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图书馆等机构。这是书信是从现有出版物、档案馆、上海图书馆藏杨宽先生手稿中辑录出来,是迄今至为全面的一次杨宽书信整理,其中许多书信是初次公开发表, 使得读者通过这些信件可以了解到杨宽先生的学术交往,具有一定史料价值。附录是五篇杨宽纪念吕思勉、顾颉刚、章太炎、李亚农的文章。



商品简介

本书辑录了杨宽从1940年—2003年间与数十位学者的九十余通往来书函,通信对象包括吕思勉、吕翼仁、童书业、蒋大沂、沈延国、胡就明、吴泽、御手洗滕、王孝廉、高木智见、马曜、胡道静、李绍昆、蒋维崧等人以及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图书馆等机构。这是书信是从现有出版物、档案馆、上海图书馆藏杨宽先生手稿中辑录出来,是迄今至为全面的一次杨宽书信整理,其中许多书信是初次公开发表, 使得读者通过这些信件可以了解到杨宽先生的学术交往,具有一定史料价值。附录是五篇杨宽纪念吕思勉、顾颉刚、章太炎、李亚农的文章。



作者简介

   杨宽(1914—2005),字宽正,江苏青浦(今属上海市)白鹤江镇人。曾就读于苏州中学师范科,1936年毕业于光华大学国文学系,师从史学大家吕思勉、蒋维乔、钱基博。1936年参与上海市立博物馆筹建工作,1946年任上海市立博物馆馆长兼光华大学历史系教授,1953年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1959年调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所长,1970年又调回复旦大学历史系工作。1984年赴美国迈阿密定居至逝世。历任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主任秘书、古物整理处处长,上海博物馆馆长,中国先秦史学会至第三届副理事长。著有《中国上古史导论》《西周史》《战国史》《战国史料编年辑证》《古史新探》《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等。                           


 


    贾鹏涛,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教于延安大学历史系,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编撰《杨宽先生编年事辑》(中华书局2019年10月出版),并在《光明日报》、《史学月刊》和《历史教学问题》等期刊上发表文章10余篇。



目录

致吕思勉(5通)1


致吕翼仁(8通)9


杨宽、童书业往还(4通)23


蒋大沂致杨宽(1通)29


致沈延国(1通)31


致胡就明(1通)32


致陈梦家(1通)34


致沈之瑜(1通)36


致马曜(2通)39


致田汝康(1通)42


胡道静致杨宽(1通)43


致曾广亿(1通)45


致俞伟超(1通)46


致吴泽(1通)47


蒋维崧致杨宽(1通)48


致御手洗胜(1通)50


致王孝廉(24通)52


致姜俊俊(9通)83


致李绍崑(1通)94


致马昌仪(2通)102


致高木智见(7通)105


 


致商务印书馆(1通)116


杨宽、中华书局往还(10通)117


北京大学中文系《管子》校点组、杨宽往还(2通)125


致北京大学《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大事记》编写组(1通)130


致《社会科学战线》编辑部(1通)132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致杨宽(1通)134


致上海古籍出版社(3通)135


杨宽、上海图书馆往还(3通)138


致第二届墨子国际学术会议(1通)145


杨宽、上海人民出版社往还(15通)146      



内容摘要

本书辑录了杨宽从1940年—2003年间与数十位学者的九十余通往来书函,通信对象包括吕思勉、吕翼仁、童书业、蒋大沂、沈延国、胡就明、吴泽、御手洗滕、王孝廉、高木智见、马曜、胡道静、李绍昆、蒋维崧等人以及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图书馆等机构。这是书信是从现有出版物、档案馆、上海图书馆藏杨宽先生手稿中辑录出来,是迄今至为全面的一次杨宽书信整理,其中许多书信是初次公开发表, 使得读者通过这些信件可以了解到杨宽先生的学术交往,具有一定史料价值。附录是五篇杨宽纪念吕思勉、顾颉刚、章太炎、李亚农的文章。



主编推荐

   杨宽(1914—2005),字宽正,江苏青浦(今属上海市)白鹤江镇人。曾就读于苏州中学师范科,1936年毕业于光华大学国文学系,师从史学大家吕思勉、蒋维乔、钱基博。1936年参与上海市立博物馆筹建工作,1946年任上海市立博物馆馆长兼光华大学历史系教授,1953年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1959年调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所长,1970年又调回复旦大学历史系工作。1984年赴美国迈阿密定居至逝世。历任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主任秘书、古物整理处处长,上海博物馆馆长,中国先秦史学会至第三届副理事长。著有《中国上古史导论》《西周史》《战国史》《战国史料编年辑证》《古史新探》《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等。                           

 

    贾鹏涛,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教于延安大学历史系,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编撰《杨宽先生编年事辑》(中华书局2019年10月出版),并在《光明日报》、《史学月刊》和《历史教学问题》等期刊上发表文章10余篇。



精彩内容
 致吕思勉(5通)(1940年3月21日)诚之吾师:大教拜悉,传世古量,唯有商鞅量与新莽嘉量,二者尺度相当,嘉量前刘复尝作精密之实测,著《新嘉量之实测及其推算》一文,刊日本《考古学论丛》,据彼实测推算之结果:新莽量一升为二〇〇·六三四九二公撮。即新莽一石等于二·〇〇六三四九二公斗(营造斗等于一·〇三五五公斗)。简言之,新莽一石等于通行之营造斗或市斗二斗而已。后汉度量制度承莽之制,《汉书·律历志》称晋荀
勖造尺,所校古物,五日铜斛(即新嘉量),七日建武铜尺,可证。不但后汉承莽之制,即莽与前汉之制,当亦不甚远。据莽量以推论汉代之量,似甚可信也。因吾师询及,随笔推算呈上,不知吾师以为然否?敬乞明教。柳君存仁不知何日有暇可以一晤,乞便中示知。专颂
铎安。
学生杨宽叩三月二十一日(1941年2月15日)诚之吾师:生旧作《中国古史导论》,于任教粤西时半年内仓卒写成,论据既未能广为搜罗,行文亦欠畅达,蒙吾师为之校订一过,多所匡正,铭感无既。今又得数事,颇足增补旧作,谨誊录呈上,未知亦有当于师门之旨乎?……以上七事,皆最近所得,未知吾师以为有当否?生论古史神话,多据诸子及《楚辞》《山海经》诸书以为说;前蒙吾师指示,谓尚可推而搜索之于《神异经》《博物志》等书,以穷其流变。此诚巨眼卓识,生甚愧犹无以报命也。
生于古史研究工作,本拟先成《古史集证》一书,其体例拟于古史上每一问题(由太古传说以迄战国为止),先列举古籍中材料,次则搜录前人之考证,最后更附以个人之案断。古籍中之材料,必使一字一句搜罗无遗。前人之考证,拟不特搜之于专著中,即笔记文集中亦必广为搜集,使成一古史研究的总结账。奈何为人事所牵,又苦无如许书籍足供搜考,致终无所成。《导论》一书,仅凭思虑所及,随笔写成,宜其无当矣。生意当前古史之研究,最大之难题,为殷墟卜辞之学犹未能建立成一体系,其章句训诂固在在成问题,其所识之字,亦多以意为之,未能坚人之信也。王国维于“□(特殊字体)”字,初释为“□(特殊字体)”,谓即帝俊。既而因证帝俊之即帝喾,乃又改释为“夔”,谓与“喾”音同,又与“爱”相近,究何所见而云然耶?王氏为学尚称审慎,其末流乃举古史上之问题,一一以卜辞穿凿附会之。地下之新史料诚较纸上之旧史料为可贵,宝物之史料诚较传说之史料为可信,但考释必须观其会通,然后能增高新史料之价值。若任情附会穿凿,其与伪造新史料,相去仅一间耳。
草草上达,不尽一一。得暇尚乞有以教益之。专此,即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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