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

“楚辞”之名，始见于西汉武帝时，早出现在司马迁《史记·酷吏列传》中，其本义是指带有楚地特色的文辞。宋代黄伯思《翼骚序》中云：“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可见，楚辞就是指具有楚国地方特色的乐调、语言、名物而创作的诗赋。

楚辞是在楚国民歌基础上经加工、提炼并发展起来的。从创作手法上来看，楚辞是属于浪漫主义的，它具有奔放的感情、奇特的想象，而且具有浓郁的楚国地方特色，并富有丰富的神话色彩和思想情感。而从诗歌体裁上来看，以屈原为代表的战国后期诗人，在楚国民歌基础上开创了楚辞这种新诗体。可以说，楚辞的产生，是与楚国地方民歌以及楚地文化传统的熏陶分不开的。

不仅如此，楚辞还是南方楚国文化与北方中原文化相互结合的产物。春秋战国之后，楚国日益强大，在问鼎中原、争霸诸侯的过程中，它便不可避免地与北方诸国频繁接触，南北文化自此产生了广泛的交流。

屈原吸收原本楚辞的营养，创作出《离骚》等一系列著作，后人又随之效仿，名篇接连而出，楚辞逐渐变成了一种有特点的文学作品。西汉刘向编辑成《楚辞》集，东汉王逸又对其有所增益，并分章加注成《楚辞章句》，慢慢形成了今人所看到的《楚辞》文本的通行篇目。全书都以屈原作品为主，其余各篇也都是承袭了屈赋的形式。于是，“楚辞”便从一个泛指楚地文辞的名词称呼，变成了模拟屈骚精神作品的专称。因为《楚辞》中的灵魂作品是屈原的《离骚》，所以楚辞又被称为“骚”；汉代时，楚辞在文体上属于赋，所以又常常被称为“屈赋”。

经历了屈原作品的创始、屈原之后的仿作、汉初的搜集、刘向的辑录等历程，《楚辞》的成书时间应在公元前26年至公元前6年之间。但是刘向的《楚辞》原书早已佚亡，后人只能间接通过被认为保留为完整的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宋代洪兴祖的《楚辞补注》来追溯、揣测其书的原貌。

事实上，对于整个中国文化系统而言，《楚辞》都具有相当不同寻常的意义。而在中国诗史上，《楚辞》更是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它成为继《诗经》之后，我国古代又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诗歌总集。后人也因此将《诗经》与《楚辞》并称为风骚。风指十五国风，代表《诗经》，充满现实主义精神。而骚就是指《离骚》，代表了《楚辞》，充满浪漫主义精神。风骚逐渐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创作的两大流派。

提到《楚辞》，必提屈原（约前340—前278），他是《楚辞》当之无愧的核心人物，是中国历史上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也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开辟了“香草美人”的传统。他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从集体歌唱进入到了个人独创的新时代。

屈原名平，字原，出身于楚国宗室贵族，少年时期受过良好的教育，博闻强识，志向远大。楚怀王时期，屈原颇得信任，任左徒、三闾大夫等官职，监管内政外交大事，《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屈原“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可见当时的屈原是楚国举足轻重的政治要员。

屈原提倡“美政”，主张对内举贤任能，修明法度，对外则力主联齐抗秦。但是屈原的主张与以怀王幼子子兰为首的保守贵族集团的利益相悖，因此他便被这些人的谗言相加，楚怀王听多了毁谤，便也对屈原产生了怀疑，逐渐疏远了他。当时恰逢齐楚联盟，秦国借助屈原被疏远这个绝好机会，离间齐楚，并借此拆散六国联盟。

怀王十五年（前304），秦国张仪以六百里土地作为诱饵，诱骗怀王与齐国绝交，怀王上当受骗，断了交却没得到土地，恼羞成怒发兵秦国，反遭大败。怀王二十四年（前295），秦王又诱骗怀王到武关赴约，屈原力谏，反而触怒怀王，因此被流放至荒凉的汉北。公元前299年，屈原自流放地终于得回，但楚怀王则坚持入秦，结果受欺而死。顷襄王即位后，继续向秦国屈服，公子子兰依然将屈原视为眼中钉，屈原第二次被流放到了南方的荒僻地区，这一次的流放时间长达16年，很多优秀的文学作品诸如《九章·悲回风》就是在这一段时间里作成的。

楚王的不断妥协退让，让秦国越发不满足，秦将不断攻打楚国，夺取楚国土地。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秦将白起攻下了楚国都城郢都，顷襄王带着一帮执政的贵族，狼狈逃难。得知楚国败亡的屈原，在极度苦闷、完全绝望的心情下，于当年农历五月初五时，自沉于汨罗江中，以身殉国。

屈原对楚国的深情与不幸遭遇，随着他的死变得更为引人深思，尤其是那些同样仕途坎坷的文人，对他更是深表同情也深有相知之感，很多模拟屈原作品的文人形成了文学史上少见的拟骚体群体。这其中就有与屈原同时代的宋玉，宋玉出身寒微，做过小臣，但也曾经遭谗言而去官，一样郁郁不得志。他所作的《九辩》成为继屈原的《离骚》之后杰出的楚辞作品之一。

以《离骚》为核心的《楚辞》，具有动人心魄的艺术特色。其中的浪漫主义色彩相当浓郁，神话传说、历史人物、自然现象都被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形成奇特的风韵，构建出一个神秘、瑰丽，而又颇具理想化的另类世界。在作品中，屈原大量使用香草美人的象征手法，用佩戴或种植的香草，表达自己异于浊世的告诫，用对美人的追求来表达自己对理想伟大君主的渴求，又以铲除恶草来表达自己希望摆脱那些奸佞小人的迫切心情，以及对那些靠谗言上位之人的无比痛恨。就如王逸在《楚辞章句·离骚经序》中所说，“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近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这样的象征手法后来为诸多文人继承，形成了独特的香草美人意象群。

同时，《楚辞》开拓了诗歌的新体式，楚地浪漫自由的地方文化特色，让楚地产生了自由多变的诗歌体式。《楚辞》中就有六言、三言、四言、五言、七言等多种形式，这种灵活多变的体式，使得视觉和听觉的美感大增。而诗歌之中，大量“兮”字的运用，也创造了更自由舒缓、摇曳多姿、回旋往复的音韵效果。而且，屈原还将抒情与叙事相结合，其幻想与现实交织出现，楚地的方言、当地的特产更是穿插其中，这些都给《楚辞》中屈原的作品带来了独特的魅力。

另外，同在《楚辞》之中，宋玉的《九辩》也同样值得推敲。除了沿袭屈原词句的特点，他的文字也具有其独特的艺术特点。虽然没有屈原那样直接将自身内心激情倾泻而出的表达，但他却独辟蹊径，通过景物来表现自己的情感，将自己的感情与自然环境很好地融为一体，使得“宋玉悲秋”成为后世诗歌中颇为引人注目的一种悲情意象。

而《楚辞》对后世的影响，重要的则是屈原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屈原精神，不论是“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探求真理精神，还是“宁正言不讳以危身”、“虽体解吾犹未变”的孤身抵抗恶势力的精神，又或者是“伏清白以死直”的高洁人格，还是其中不断展现出来的对故国的眷恋、痛心，还有与渔夫彼此截然相反的处世态度，那种坚持不懈，毫不妥协的劲头，以至于终毫不犹豫地投江自尽殉国，这伟大的爱国精神，自他死后直至今日，都一直在感动着千万的人民，更激励着无数的志士继续奋勇向前。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屈原精神”已经不仅仅是屈原自己的表现，它已经融入了民族传统，正在成为不朽的民族精神。

《楚辞》源远流长，其内容又博大精深，其思想也颇为深邃，因此历代文人对其都高度重视，也就出现了关于《楚辞》的诸多注本以及篇目不同的文本，但王逸的《楚辞》篇目流传广，而宋代洪兴祖的《楚辞补注》则成为常见的注本。本书以《楚辞补注》作为底本，将《楚辞》精华展露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