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城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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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肖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ISBN9787521200027
出版时间2018-07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定价39元
货号25299837
上书时间2024-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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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①?何以故？盖因阿城作品虽不多，但给人印象深刻；他涉猎广，见识高，凡有讲论，头头是道；人有趣，他的人生就是一部精彩的作品。
“三王”为代表作，又有《威尼斯日记》《闲话闲说》《通识与常识》等。他也介入影视，为顾问，做编剧、美术指导等。他画画，曾参与“星星美展”。
“我当时下乡了，还想着怎么离开这儿。我就去学烹调，我是有执照的厨子。但是那个时候还是少一根弦。做了厨子之后，没有人要我。因为我出身不好，出身不好的人不能做厨子，怕下毒。学成了之后才想到这个。……我以前跟木匠学手艺。一般师傅开始都要给徒弟个下马威，不然他不老实。为什么说要给师娘端尿盆子，你能端得了师娘的尿盆子，行，你做人可以忍。师傅说，你把这凳子给拆了。我想肯定就是拿斧子往外打呗。结果打不动，才发现里面是榫。这个榫很复杂，你越摇这个椅子越结实。中国的老椅子不怕摇。越摇越结实。”①?自述如此，可见传说他厨艺不凡、能修明清家具等，当是事实。何其多能也？非天纵之圣，当与长期居于社会边缘有关，少也贱故多能鄙事②“不试，故艺”。
“因为想起在大陆我常是公共厕所，朋友急了，就跑来解决，因此甚么样的屁股都帮忙擦过。”③?他帮人修改烂尾电影，因其固然，竟能化腐朽为神奇。他帮李爽整理自传，成《爽》。“公共厕所”乃“及时雨”之象，既见其热心，又见其神通广大。能擦各种屁股，必也致广大而尽精微。非广大，不能擦各种屁股；非精微，不能解决好各类疑难杂症。
2016年，《阿城文集》七卷本出版。稍加浏览，叹其博观。深究其文，佩服其见识。文集是一个人能量的总汇，是其能量分布的记录，是其成长足迹。观文集，可知阿城大略。
“东西南北之人”定位阿城，亦以此名书。“东西南北之人”为孔子自道行迹与境界④?，用来论阿城似亦恰当。
“东西南北之人”的解释——“居无常处”。
“不是一个职业作家，是个‘专业’作家，职业作家是靠写小说吃饭的，而专业作家写什么凭的是兴趣。什么东西哪一个专业吸引我了，我就会去追随它，多长时间我也不管，这就是因为自学形成的性格，你对这个感兴趣了你就追这个，你对那个感兴趣就追那个。”①?追兴趣而动，不拘一处，这种境界亦合“东西南北之人”象。他以文学名世，但提及文学大都语气轻蔑，做文学失足青年状：“我以前在云南的山里去寨子里玩耍，几个人随身带着烈酒。所谓烈酒。就是用化肥硝胺酸沤甘蔗渣蒸馏出来的一种烈酒。我就是被这种烈酒喝坏了，智商本来就不高，结果又下降一大截，再加上偏头痛，记忆力衰退，基本上就不能想严肃的事儿，只能弄写写小说之类的轻脑力活动了。”②?鲁迅尝论曹丕曹植：“曹丕说文章事可以留名声于千载；但子建却说文章小道，不足论的。据我的意见，子建大概是违心之论。这里有两个原因，，子建的文章做得好，一个人大概总是不满意自己所做而羡慕他人所为的，他的文章已经做得好，于是他便敢说文章是小道；第二，子建活动的目标在于政治方面，政治方面不甚得志，遂说文章是无用的了。”③?阿城应也是小说作得好，遂说小说小道，不足为。《闲话闲说》虽还与文学有关，但纵横捭阖，出入儒释道，格局恢弘；《洛书河图：文明的造型探源》格局完全超乎文学之外。阿城有实力，故可作如是言。阿城与周勤如谈音乐，与孙晓云讨论书法，同姜文聊电影，和刘小东谈美术，与查建英讨论文学，辩才无碍，各领域出入无间，高见迭出，令人神往。观其聊天记录，知其涉猎广泛，思想上亦不滞留。
“家庭—单位”单向街状态。他跳出体制外，不在体系中，为自由职业者，乃“游民”，故生活状态亦合“东西南北之人”象。
“this guy”①?，对于“东西南北之人”，怎么条分缕析地描述他？虽然如此，阿城依然有迹可循，故东西南北之人以东西南北之方式描述。
“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呼马为马，呼牛为牛，呼吸暗积，待时势一变，既出离困境，亦见知于世人。大名鼎鼎之际，转身去国，以工养读，游览阅读，格局日新。今则居京，深居简出。故是书先述阿城生平，列其行事，次其时序，使知其生平大略。好在阿城谈论其经历颇翔实，关于他的访谈亦甚多。故此章以阿城说阿城，以为主体。为免孤证之讥，故亦取他人见闻与记录，以为补充。本书所谈阿城经历及所附年谱只言大概，有些细节或未必十分准确，但虽不中亦不远。尝听艾恺与梁漱溟聊天录音，艾恺屡问什么事在哪年等，梁漱溟答曰，这不重要，不用执着。笔者亦曾与阿城会面，问及相关年份，阿城或说未必记得清，或说此“车轱辘话”。故言阿城平生，此书未敢称精当。考察阿城平生，关键之处不在于弄清具体史实，在乎通过行迹了解阿城如何锻成，所谓“钢铁是怎么炼成的”，借鉴其居困与处贵两方面经验，以小观大见出时代变迁，亦看时代变迁中人应该如何自处。
“五项全能”者，排列次序比较困难。青藤自谓，书一，诗二，文三，画四；白石自谓，诗一，印二，字三，画四。青藤次序合乎实际，白石恐全盘颠倒方为恰当，因其诗格调诚然不高，曾为王闿运讥为“薛蟠体”。如何排列阿城所长者？他当有自己的排列方式，或画一，电影二，文三。笔者则按其目前成就大小排列：小说一，是为本书第四章；因“三王”地位尤为突出，故单列，是为第五章；文二，是为第六章；电影三，是为第七章；画四，是为第八章。
“三王”，听过很多关于阿城的传说。2014年，《洛书河图：文明的造型探源》出版，很快买来读过。也曾想过系统阅读他的作品，但因为读书兴趣逐渐转移，遂鲜关注时人作品。
“党八股腔”者。尤其钟先生下放之后，对《资治通鉴》下了极大功夫，当于历史变迁、兴衰、荣辱有了更深体验。故复出之后，依然有光芒。阿城之所以为阿城，与钟惦棐密切相关。钟先生的荣辱，深深影响了阿城的知识结构、经历，甚至立场。
“何居乎”？当何去何从？
2017年，我经历了几次剧变。在变化中，我一边应对，一边调整，一边写作。好在今日终于完成此书。
导语摘要“气质”。作者对阿城的基本判断是，他是中国当代*流的作家，其格局、视野、规模，当代作家鲜有能及者。
作者简介1983年生于北京，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学士、复旦大学中文系硕士、美国西北大学艺术史学博士。在《文艺研究》《美术观察》《南方文坛》《当代文坛》《海国图志》等刊物发表文章，主要研究领域涉及美术史研究、文学、电影、当代艺术评论等。
目录1
“电影锣鼓”风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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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31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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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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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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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论《色相》《噩梦》《炊烟》 ／94
“访碑” ／97
100
“三王”
“新文学”形式 ／103
111
115
“春秋” ／120
127
“礼下庶人”之恶果 ／143
159
164
167
169
172
175
“星星美展” ／178
184
190
196
203
206
内容摘要“气质”。作者对阿城的基本判断是，他是中国当代*流的作家，其格局、视野、规模，当代作家鲜有能及者。
主编推荐1983年生于北京，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学士、复旦大学中文系硕士、美国西北大学艺术史学博士。在《文艺研究》《美术观察》《南方文坛》《当代文坛》《海国图志》等刊物发表文章，主要研究领域涉及美术史研究、文学、电影、当代艺术评论等。
精彩内容1984年，阿城为《作家》杂志写过一个小传。2016年，《阿城文集》七卷本依然用之，可见阿城对此传记是满意的。“我叫阿城，姓钟。今年开始写东西，在《上海文学》等刊物上发了几篇中短篇小说，署名就是阿城。为的是对自己的文字负责。出生于1949年清明节。中国人怀念死人的时候，我糊糊涂涂地来了。半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按传统的说法，我也算是旧社会过来的人。这之后，是小学、中学。中学未完，文化‘革命’了。于是去山西、内蒙插队，后来又去云南，如是者十多年。1979年返回北京。娶妻。找到一份工作。生子，与别人的孩子一样可爱。这样的经历不超出任何中国人的想像力。大家怎么活过，我就怎么活过。大家怎么活着，我也怎么活着。有一点不同的是，我写些字，投到能铅印出来的地方，换一些钱来贴补家用。但这与一个出外打零工的木匠一样，也是手艺人。因此，我与大家一样，没有什么不同。”
1984年前行迹。①?阿城不说“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而强调“我也算是旧社会过来的人”，固是戏谑，但或能见其立场。强调出生日期为“清明节”，虽似不动声色的玩笑话，但可见其怨。小传对于父亲遭遇只字未提，或因碍于时势，有所避讳？或不欲别人知其父亲为谁？或不愿回首往事？“如是者十多年”，看似轻描淡写，其中多少辛酸泪。阿城插队居困，好比王阳明的“龙场悟道”，是其人生的关键时期。“也是手艺人”云云，不唱“灵魂工程师”高调，颇有“反对崇高”之风，可见出阿城对小说的态度，不高视之，也不卑下之。
“电影锣鼓”风波
1949年，阿城出生。他自述：“我是公元千九百四十九年、中华民国第三十八年四月生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年十月成立，所以我呢算是民国出生，共和国长大。”①?阿城屡言“我也算是旧社会过来的人”，又说“民国出生，共和国长大”，不完全是戏言。观阿城大略，知其知识结构、格调、品位、师友结构等确属“旧社会的人”。他与“新社会”未必协调，故言出生日郑重写下两个时间：“一千九百四十九年”“中华民国第三十八年四月”。某某年云云，涉及奉正朔问题，不可不重视之。前者为耶稣纪年，今则通用为标记客观时间而已①“中华民国第三十八年四月生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年十月成立”之间张力，对于理解阿城，思过半矣。
“我出生前，父母在包围北平的共产党大军里，为我取名叫个‘阿城’，虽说俗气却有父母纪念‘农村包围城市’革命战略成功的意思在里面。十几年后去乡下插队，当地一个拆字的人说你这个‘城’字是反意，想想也真是宿命。”②?王忠明转述钟惦棐的话：“‘人要经得起出名。’阿城之‘名’，原本就很平常，无非是进城那年生的，故取名‘阿城’。”③?阿城之名，有钟惦棐的寄寓、憧憬和感慨，展现那一代知识分子对新中国的情感。钟惦棐说：“对于中国无产者终于有了一个国家，是处在怎样的兴奋状态之中。”④?为儿子取名阿城，即此状态之见。⑤?可是，谁能料到后面的变局。这个参与新中国缔造的文艺工作者，忽一朝成为右派。阿城这个城市出生者，反而流落农村十余年。阿城坚持用此名，既有“对自己的文字负责”之意，或亦有尊父思父之意。
“打倒”，阿城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状态都受到很大影响，此其人生大变。此后，阿城的立场、格调、生活和写作状态均与此有关。
1983年，钟惦棐作自传：“钟惦棐，四川江津人，1919年生。初中一年后失学。1937年赴延安，入抗大，次年转鲁艺。1939年去敌后，在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任教。1943年到冀中游击区。1948年调华北局宣传部。次年调文化部筹建艺术局。1951年调中央宣传部。现任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自1950年开始写影评至1956年，有关评论收入1983年出版的《陆沉集》。1979年后至1982年间的评论另编《电影文学断想》，在印刷中。”①?由此大概了解钟惦棐生平。“四川江津人”，言籍贯也。“初中一年后失学”，知家境一般，昔尝艰苦，但亦说明家庭成分好，此新政之资也。“1937年赴延安”，根正苗红，嫡系部队。“抗大”“鲁艺”云云，知在延安接受了高等教育，知其知识结构。“去敌后”，“到冀中游击区”，知曾接受了全面锻炼。“文化部”“中宣部”云云，知乃文艺领导干部，曾在重要岗位。小传有二十二年空白期，此其人生低谷，钟惦棐只字未提，似毫无怨言，君子人也，君子人也。《电影策·序》称：“书以策名，一点要说明，一点要辩正。说明是说明我至今还是个电影社会学者，总是以社会学的角度看待电影艺术的发生、发展和作用的。并认为美学和电影美学的核心问题，也仍然离不开这点——包括不接触任何社会问题的电影。辩正是辩正我在电影社会中，又更多留心的是‘策’，但我从来也不是个决策者。……‘策’前‘策’后。甚至‘策’里‘策’外，我都是作为一名信奉共产主义的宣传干部，从不以为自己是什么电影行家。”②?受难二十二年，复出之后依然自我定位为“宣传干部”，将作品命名为“策”，初心不改，立场坚定。1981年，钟惦棐谈及《电影的锣鼓》：“从这里我们还得进一步提到具有很大现实意义的工农兵题材问题。这在艺术上，首先是标志着我们的艺术之异于历史的、现状的其它艺术的本质所在。《电影的锣鼓》在表述这个重要问题上是有缺陷的，因而引起过不小的误解。我将引以为戒。”①?受冤而平反，《电影的锣鼓》本可以是新时期政治待遇、学术待遇、生活待遇的“资本”，钟惦棐先生却能反省此文“缺陷”。小传可见前辈风采及人格魅力。
“20世纪50年代前期，钟惦棐的人生道路可谓花团锦簇。1951年5月20日发表了《应当重视〈武训传〉的讨论》后，6月份就组织了一个‘武训历史调查团’赴山东进行调查。调查团的主要成员是江青、袁水拍和钟惦棐。他们三人执笔写成的《武训历史调查纪》经亲自修改在《人民日报》连载。能够直接参与文化战略部署中重要文章的起草，足见钟惦棐当年的分量。”②?批评《武训传》，并组建“调查团”，钟惦棐同“夫人”一起参与，可见对其非常器重。某种程度上，钟惦棐可谓的“电影秘书”。钟惦棐回忆道：“1951年批《武训传》，中央组织了个调查组，去武训家乡调查，周扬叫我参加——以后被说成是周扬派我‘打进去搞破坏’！后形成一份调查报告，读后很满意，请全体调查人员吃饭。亲自把我安排在上席，还划着火柴给我点烟，当时真有点受宠若惊，可后来却……”③?
1956年5月2日，在国务会议闭幕式上提出：“在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有必要的。”1956年6月13日，陆定一发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怀仁堂的讲话》，拉开了“双百运动”的大幕。①?在此背景下，“《文汇报》针对当时电影业出现国产电影普遍上座率不高等问题，于1956年11月14日开始，至1956年12月22日截止，发起一系列以‘为什么好的国产片这样少？’为题头的文章，共计40篇，随后，从1956年12月25日起至1957年3月24日止，又以‘电影问题讨论’为题头，发表讨论文章约15篇”②
“1956年11月里的一天，《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一个叫姚芳藻的女记者，来找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电影处工作的钟惦棐，鉴于国产电影受到群众冷淡，她准备在《文汇报》上发起一场电影界如何贯彻双百方针，解放思想，拍出好片争取群众的讨论。……钟老回忆道：‘我当时就对她说，电影界目前的问题非常多，完全值得讨论。我提议，讨论应抓住三个要点，，群众为什么不喜欢国产影片？第二，领导的干涉是否太多太过？第三，电影人的创作潜力是否得到了较好的发挥？围绕这三个问题，我一口气谈了大概两三个钟头。……而我们目前的电影，已经很不景气，观众不掏钱买票，不要说电影事业的发展，连国家每年从电影上取得的丰厚的经济收入也全泡了汤。总而言之，姚芳藻对我那一天的谈话以及我给她看的材料很感兴趣，她也认为把这些问题拿到报纸上去讨论，很有价值，很能贯彻双百方针的精神。’”①?
“解放后，眼看我们的文艺只能写工农兵，题材、主题越来越单一、简单，路子越来越窄！朱老总都说：‘我打了一辈子的仗，不想看舞台上还打仗！’我当时忧心如焚，反对还提‘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口号，觉得《讲话》不适用了！但又不能这么说，那就换个说法‘要发展’吧，可也没人说这个话。我只好站出来说了，于是写了《电影的锣鼓》。”②?
“为什么，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明确了，工农兵及一般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显著的提高，而国产影片的观众却如此不景气！这是否就同时暴露了两个问题：一、电影是一百个愿意为工农兵服务，而观众却很少，这被服务的‘工农兵’对象，岂不成了抽象？二、电影为工农兵服务，是否就意味着在题材的比重上尽量地描写工农兵，甚至所谓‘工农兵电影’！”“这种以行政方式领导创作的方法，完全可以使事情按部就班地进行着，而且条理井然，请示和报告的制度都进行得令人欣慰。但是后被感光在胶片上的东西却也如请示、报告、开会一样索然。广大观众不欢迎这类国产影片，岂不是并不需要太高深的理论也可以明了的么？”“电影既是重要的，既然它和群众有着密切的联系，对它的领导须注意符合电影创作和生产的规律。”“管的人越多，对电影的成长阻碍也越大。事实证明，当1951年文化部门成立电影指导委员会时期，领导力量比任何时候都强大，但结果，却是全年没有一部故事影片！”“国家也需要对电影事业作通盘的筹划与管理，但管理得太具体，太严，过分地强调统一规格，统一调度，则都是不适宜于电影制作的。”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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