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所记得的《霍比特人》的动笔情形是这样的，当时我正坐着批改学校里证书考试的考卷，这是那些有孩子的清苦大学教师每年都必须得完成的一项苦役，因此只要一坐下，困乏便总会马上袭来。我在一张空白的纸上潦草地写下：“In a hole in the ground there lived a hobbit.（在地底的洞府中住着一个霍比特人。）”我当时和现在都不知道为何会写下这样一句话。很长时间里我并没有拿这句话怎么样，有好几年，我除了画下瑟罗尔的地图，什么也没干。但这句话到了1930 年代初就衍生出了一部《霍比特人》…… 他究竟何时写下那个起首的句子（这句话如今已经以许多种语言为人们所知了：In einer Höhle in der Erde da lebte ein Hobbit. Dans un trouvivait un hobbit. Í holu i jörõinni bjó hobbi. In una caverna sorto terra viveva uno hobbit. Kolossa maan sisällä asui hobitti.）—— 他已经不记得了。我的哥哥迈克尔在很多年后记下了他对当年那些夜晚的回忆，那是在北牛津家中（诺斯穆尔路22号），父亲往往背靠火炉，站在他那间小书房里，跟我们兄弟几个讲故事；我哥哥说他特别清楚地记得，有一次，父亲说他准备跟我们讲一个很长的故事，关于一个长着毛茸茸双脚的小东西，然后问我们该给这个小家伙起个什么名字—— 随后他自己回答道：“我想我们就叫他‘霍比特人’吧。”由于我们家是在1930年的年头上搬到那里的，再加上我哥哥把他自己模仿《霍比特人》而写下的故事都保存着，而那些故事所标的年份是“1929”，所以他确信《霍比特人》“开始”的时间绝不会晚于1929年。他的看法是，父亲写下那个起首的句子“在地底的洞府中住着一个霍比特人”，是在他开始跟我们讲这个故事之前的那个夏天，当时，父亲把这个起首句讲了两遍，“就好像他是当时才想出来的一样”。我哥哥还记得那时四五岁的我在听故事的过程中，对于小地方的前后一致非常在意。有一次我曾经打断父亲说：“上次您说比尔博家的前门是蓝色的，还说梭林的兜帽上有一条金色的穗子，可您刚才又说比尔博家的前门是绿色的，梭林兜帽上的穗子是银色的。”这时父亲嘴里嘟囔了一句“瞧这孩子”，然后“大步穿过房间”来到书桌边记下一点笔记。 无论这些回忆是否忠于每一个细节，事实都很有可能是“初潦草写下的片段并没有超出后来的章的范围”，这其中只有三页纸保留了下来，可以明确是属于那个时期的。 1937年12月，《霍比特人》出版之后的两个月，我给“圣诞老爸”写了封信，在信中对《霍比特人》一通猛夸，问他有没有听说过这本书，还向他建议不妨用这本书来作圣诞礼物。我根据自己的记忆向他讲述了这本书创作的历史： 他是好几年前写的，在冬日晚间用过茶点后的“阅读时间”讲给约翰、迈克尔和我听，不过当时结尾的几章写得挺潦草，还没有用打字机打出来。他大约是一年前完成的，然后拿给某人看，她又将书稿转给了乔治·艾伦与昂温出版社(Messers. George Allen & Unwin) 的一个人，经过许多信函往复后，他们终于将这本书出版，定价是7先令6便士。这是我喜欢的书…… 由此看来，这个故事的绝大部分在1932年冬天C. S. 刘易斯（C. S. Lewis）读到它时已经写就，不过当时的情节只写到恶龙斯毛格殒命为止，“结尾的几章”直到1936年才终完成。 那些年，父亲埋头于创作《精灵宝钻》，这是一系列发生在后来被称为“世界的纪元”或“远古时代”的神话与传奇故事，它们当时已经在他的想像里，也确实在他的写作中打下了深深的根基。1930年时（这是极有可能的），《精灵宝钻》已经完成了一稿，接着他又在写另一稿，内容更加丰富，情节展开得更彻底，就在快写完时，要求为《霍比特人》写续篇的呼声使得他只能先搁置这项工作，并于1937年12月开始写“一个关于霍比特人的新故事”。在这个新故事中，用他的说法，“巴金斯先生走上了迷途”，或者如他1964 年所写的一封信中所表达的： 待《霍比特人》问世时，这个“ 远古时代的故事” 已经全然成形。《霍比特人》没有打算与这个故事有任何关系。在我的孩子们还小的时候，作为给他们的一种私下娱乐，我有给他们讲“儿童故事” 的习惯，有时是边想边讲，有时讲的则是已经写下来的东西……《霍比特人》原本是这些故事中的一个。它与“神话”并没有什么必要的关联，但它很自然地受到了我脑子里这一占支配性地位的结构的吸引，导致这一故事随着情节的进展变得越来越庞大，越来越具有了英雄史诗的味道。 这种由“远古时代的故事”所造成的“吸引”同样也可以从父亲在那些年间的油画和其他绘画作品中看出。一个很显著的例子是他用钢笔和铅笔为第八章“苍蝇与蜘蛛”所画的黑森林插画，该插画被保留在了这一版《霍比特人》中：它出现在早的英国版和美国版中，但后来被拿掉。这幅插画是根据一幅更早的油画重画的，很仔细地摹仿了原作，油画的内容是一个更具邪恶气息的森林陶尔–努–浮阴：这是《精灵宝钻》中一个故事“图林的传说”的插画，展现的是精灵贝烈格与格温多的相遇，两人的身影位于画面中央，被周围大树的树根衬托得很小。这幅画改成黑森林的版本后，精灵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只庞大的蜘蛛（还有为数更多的蘑菇）。（很久以后，我父亲甚至准备把这一场景派第三次用场：他在那幅油画上写下了“范贡森林”的说明文字[《魔戒》中树须的森林]，将其作为《J. R. R. 托尔金1974年日历》（J. R. R. Tolkien Calendar 1974）中的一幅插画，它还以同一标题作为《J. R. R. 托尔金：艺术家与插画家》（J. R. R. Tolkien: Artist & Illustrator ）一书的第54号作品再次出现。原先画中的贝烈格和格温多现在被改成了迷失在范贡森林中的霍比特人皮平和梅里：可贝烈格有一把大大的剑——而且他是穿着鞋的！父亲也许是希望人们不会注意到这点吧，因为两人的身影非常的小—— 或者即使被人注意到了他也不在乎吧。） 按照他的打算，那幅黑白版本的“黑森林”是放在《霍比特人》的衬页的，瑟罗尔的地图则是放在章（或者第三章，即讲到埃尔隆德次发现如尼文的时候）。月亮文字初是要出现在地图背面的：这里指的是初用手工细心描绘的地图，严格摹仿了复制在此处的早的草图，当时地图上的说明文字是“瑟罗尔的地图，由比·巴金斯复制，若要看清月亮文字请举起对准亮光”。这一想法遭到了艾伦与昂温出版社的查尔斯·弗思（Charles Furth）的反对，他认为读者会“直接翻过去，而不会像应该的那样把书页举起来对着光看”。他在1937年1月的信中写道：“我们应当尝试一种更加精明的方法，让那些符文既在那里又不在那里。”我父亲回复他说他“翘首期盼能找到您那种复制魔法如尼文的方法”。可到了那个月的晚些时候，他得知“那种‘魔法’由于制版工人的误解给遗漏掉了”。他于是把那些如尼文反过来写。“这样等印出来的时候，人们把它举起对着亮光，就能读到正过来的文字了。但我把此事留给制作部门来决定，依然心存念想，希望能够避免把魔法如尼文直接写在地图的正面，因为这会大煞风景的（除非你们对于“魔法”的理解只是“神奇”的意思）。”后似乎还是制作成本的问题使此事有了定论。他得到的解释说，这本书的定价必须要低一些，所以没有多余的钱来制作任何插图了。“不过您给我们送来的这些图画，”苏珊·达格诺尔在来信中写道，“画得真是太美了，我们只能放进去，尽管从经济的角度来说这实在不是明智之举。”“就让制作部门酌情处理那幅图[瑟罗尔的地图] 吧，”我父亲在该图定为前衬页后在信中写道，“对此我深表感谢。”因此自那以后这幅图一直都是这样处理的。不过，他似乎先后送去过两幅月亮文字，后印出来的并不是他送去准备替换的“画得更好的那幅”：“现在大家看到的是画得不好的那幅（而且也写得不够直）。” 这只是半个世纪前那些极其彬彬有礼却又略带无奈的信件中的一例。这些信件在时间上出现了交叉，而且流感又在不合适的时间同时击倒了制版工人、印刷工人和制作部门。那幅“黑森林”图画的上沿被切掉了（而且一直也没有修复过，因为我父亲后来曾把原图给过他的一个中国学生，那绝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的）。他们把地图限制为仅有两种颜色也让父亲感到很不舒服——“后衬页[大荒野地图] 上把蓝色换成红色真是要命”，他也想知道是不是瑟罗尔的地图上的蓝色也被换成了红色。也许糟糕而且令他花费力气的是书的护封。按照原来的着色，那上面有红色的太阳，红色的龙，红色的标题，以及出现在书脊中投在中间大山上的一抹红色亮光。4月我父亲把画稿送上去的时候，他就已经预见到将会因为用了太多的颜色（蓝、绿、红和黑）而遭到反对：“这一点是可以作出改进的，可以用白色来代替红色，去掉太阳，或是围着太阳画一条环线。太阳和月亮同时出现在天空，是为了要显示山中密门所具有的魔法。”（参见第三章：“我们现在仍然把当秋天的后一轮月亮和太阳一起在天空中出现的日子叫都林之日。”）“我们建议把红色拿掉，”查尔斯·弗思回复道，“这既是因为标题用白色的效果更好，也是因为我们对封面惟一感到不舒服的就是中间大山上的那一抹红色亮光，这使得大山看上去像一块蛋糕。” 父亲于是重画了护封的图案。“我把大山蛋糕上面不招人待见的粉红糖霜给拿掉了。”他写道，“现在画面变成了蓝色、黑色和绿色。太阳和龙还有一点红色，这是可以忽略的，要么让太阳消失，要么给它加上淡淡的黑色轮廓。我觉得原稿的颜色更吸引人，我得说我的孩子们（如果承认他们有判断力的话）更喜欢原稿，包括中间大山上的那抹红色—— 不过也可能是因为看着像蛋糕才对他们有吸引力的。”他还为红色的龙、红色的太阳、封面上的红色标题以及其他一些细节作了辩解，但查尔斯·弗思的态度很坚决。“算了吧，”他在信中写道，“红色必须得拿走。”“带轮廓线的太阳是让我看了伤心的，”在看到终的结果后父亲写道，“可我明白这是没有办法的。”美国版有一个不同的护封，因为出版商认为，“你们的护封一看就是英国的，这样的封面让我们的书很难卖。”“我很高兴地获悉我们的护封一看就是英国的。”父亲在回信中写道，“可我不想因为任何原因让他们的书难卖。” 《霍比特人》出版三周以后，斯坦利·昂温写信给我父亲说：“有许多人纷纷要求在明年能从你那里听到更多关于霍比特人的故事！”父亲在回信（1937年10月15日）中说： 我多少还是感到了一点不安。关于霍比特人我想不出更多的东西可说了。巴金斯先生似乎已经把他身上图克一脉的天性和巴金斯一脉的天性都作了非常充分的展现。不过我的确有很多东西要讲，很多已经写下来了，关于霍比特人所闯入的那个世界。如果您愿意，可以在您想看的时候看看其中任何一部分，并且任意发表意见。我非常愿意听听除了C.S. 刘易斯和我的孩子们之外的人的意见，了解一下除了霍比特人之外这故事自身有没有价值，能否成为一件有销路的商品。不过如果《霍比特人》真的能站稳脚跟，人们期望能看到续作，我可以开始构思，尝试从这本书中提取一点主题，以相同的风格来写，面向相同的读者——说不定其中还包括真正的霍比特人呢。我的女儿想要叫我写写图克家族的轶事。还有一位读者想要读到关于甘道夫和死灵法师的更详尽的描写。不过那太黑暗了—— 对于理查德·休斯（Richard Hughes）所谓的“美中不足”来说实在是太黑暗了。我恐怕这样的美中不足到处都是，尽管所谓骇人（哪怕只是沾点边）的东西事实上只是将世人想像出来的东西逼真地呈现在他们眼前。一个安全的仙境对于任何一个世界来说都是不真实的。此时此刻我正像巴金斯先生一样受到“摇摆不定” 的折磨，我希望我没有把自己太当回事儿。不过我必须承认，您的信在我心中燃起了一点微弱的希望。我的意思是，我开始在想不知我创作上的责任和愿望在将来能不能走得更近些。受到直接的经济需求（主要是在医疗和教育方面）的驱使，我已经把差不多整整十七年的假期都用来检视或从事那一类的事情了。我的时间早就已经都抵押出去了，而在这其中，以散文或诗歌的形式来写点故事的时间都被偷走了，这样的念头屡屡破碎，现在已变得渐渐淡薄，这常常令我心中感到愧疚。我现在也许可以做我非常想做的事了，而且也不用担心耽误了养家的责任。也许吧！ 11月的时候，父亲把《精灵宝钻》、未完成长诗《蕾希安之歌》（The Lay of Leithian ，关于远古时代中一个主要的故事）和其他一些东西送去了艾伦与昂温出版社。12月的时候，这些稿子被退了回来。在12月15日的附信中，斯坦利·昂温要求我父亲“再写一本关于‘霍比特人’的书”，并告诉他“该书的首版已经售罄”，“我们几乎马上就能得到包含有四幅彩色插图的重印版本了。如果您有哪些朋友想要得到此书的首版，他们好马上到那些手上还有一本首版《霍比特人》的书商那里去购买。” 他在12月16日回复斯坦利·昂温道： 看来我挑选给您的东西都不符合要求……我想，再多说什么也没用了，您想要的是《霍比特人》的续篇或同类作品。我答应您会对此给予考虑与关注。不过如果我跟您说，我脑子里这会儿想的是构建结构复杂而又有连贯性的神话（还有两门语言），而心里装的则是精灵宝钻，我相信您一定会对我表示理解的。因此天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巴金斯先生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充满喜剧色彩的人物，置身于一群传统的、反复无常的格林童话式的矮人中，后来被拉到了这个世界的边缘——因此即便是可怕的索隆也越过这边缘向里窥探。霍比特人还有什么可做的呢？他们可以很好笑，但他们的可笑之处是土里土气的，除非把他们投入到一个更为强大与可怕的背景中去。 三天以后他写信给查尔斯·弗思说：“我已经写下了一个关于霍比特人的新故事的章——‘盼望已久的宴会’。” 这，正是《魔戒》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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