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线无战事

　　*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十九岁的保罗·博伊默尔受到“爱国主义”的激励，跟同学们一起志愿参军，但战争与军队生活的残酷完全超出想象。在新兵训练营里，他们被迫抛弃从前对知识和自由的信仰，接受彻底的改造。短暂的训练后，新兵们被派往前线作战，所见所闻尽是残酷：战壕内都是老鼠、虱子；烈性传染病威胁着每个士兵的生命；战友们一个个阵亡，或受伤被送到野战医院；野战医院设备简陋，药品缺乏，伤患的死亡率极高。

保罗休假回家，发现德国国内仍沉浸在对于战争的英雄主义幻想中，普通人无法想象士兵们在前线所受的灾难，他和从前的生活已完全脱节，他的感受无人能懂。保罗重回前线，此时战争愈发惨烈，未来一片迷茫……

　　*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十九岁的保罗·博伊默尔受到“爱国主义”的激励，跟同学们一起志愿参军，但战争与军队生活的残酷完全超出想象。在新兵训练营里，他们被迫抛弃从前对知识和自由的信仰，接受彻底的改造。短暂的训练后，新兵们被派往前线作战，所见所闻尽是残酷：战壕内都是老鼠、虱子；烈性传染病威胁着每个士兵的生命；战友们一个个阵亡，或受伤被送到野战医院；野战医院设备简陋，药品缺乏，伤患的死亡率极高。

保罗休假回家，发现德国国内仍沉浸在对于战争的英雄主义幻想中，普通人无法想象士兵们在前线所受的灾难，他和从前的生活已完全脱节，他的感受无人能懂。保罗重回前线，此时战争愈发惨烈，未来一片迷茫……

　　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1898 ~ 1970），德裔美籍小说家。出生于德国一个工人家庭，18岁时志愿参加次世界大战，在前线负伤，战后做过教师、记者、编辑等多种工作。1929年，小说《西线无战事》出版，引起轰动，迅速被翻译成二十多种语言，使他成为蜚声世界的作家。因为他的反战立场，纳粹上台后，将他与托马斯·曼等人的作品公开焚毁。1938年，他被剥夺德国国籍，后流亡美国。1947年，他加入美国国籍，次年返回欧洲并定居瑞士。1970年9月25日，雷马克在瑞士逝世。1991年，雷马克的家乡奥斯纳布吕克设立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和平奖。

　　雷马克的著作大多带有自传色彩，用词精练，抒情的书写中却透出客观、冷峻的气质，被比作德国的海明威。他一生共著有十五部小说、三部剧本和两部文集，其中，《西线无战事》《凯旋门》《三个伙伴》《爱与死的年代》等多部作品被改编为电影。

　　译者：朱雯（1911—1994），江苏省松江县（现属上海市）人，著名翻译家、作家。1928年，朱雯进入东吴大学文学院学习，读书期间即开始翻译丁尼生、高尔基等人的作品，同时也有小说和诗歌发表，出版了短篇小说集《现代作家》和长篇小说《旋涡中的人物》。大学毕业后，朱雯任省立松江中学国文教员，业余时间仍进行翻译和创作，还曾与施蛰存合编《中学生文艺月刊》。抗战爆发后西行，于广西桂林高级中学任教。1939年，朱雯初到上海，曾任中学教员和新闻翻译。1943年，因“抗日罪”被捕，出狱后前往安徽屯溪的上海法学院任教。战争结束后，他返回上海定居，在高校任教并翻译。

　　朱雯一生译著颇丰，主要有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凯旋门》《里斯本之夜》等多部作品及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三部曲。他所译的雷马克作品虽然是从英文转译，但译笔忠实而流畅，感情充沛，影响深远。

　　*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十九岁的保罗·博伊默尔受到“爱国主义”的激励，跟同学们一起志愿参军，但战争与军队生活的残酷完全超出想象。在新兵训练营里，他们被迫抛弃从前对知识和自由的信仰，接受彻底的改造。短暂的训练后，新兵们被派往前线作战，所见所闻尽是残酷：战壕内都是老鼠、虱子；烈性传染病威胁着每个士兵的生命；战友们一个个阵亡，或受伤被送到野战医院；野战医院设备简陋，药品缺乏，伤患的死亡率极高。

保罗休假回家，发现德国国内仍沉浸在对于战争的英雄主义幻想中，普通人无法想象士兵们在前线所受的灾难，他和从前的生活已完全脱节，他的感受无人能懂。保罗重回前线，此时战争愈发惨烈，未来一片迷茫……

　　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1898 ~ 1970），德裔美籍小说家。出生于德国一个工人家庭，18岁时志愿参加次世界大战，在前线负伤，战后做过教师、记者、编辑等多种工作。1929年，小说《西线无战事》出版，引起轰动，迅速被翻译成二十多种语言，使他成为蜚声世界的作家。因为他的反战立场，纳粹上台后，将他与托马斯·曼等人的作品公开焚毁。1938年，他被剥夺德国国籍，后流亡美国。1947年，他加入美国国籍，次年返回欧洲并定居瑞士。1970年9月25日，雷马克在瑞士逝世。1991年，雷马克的家乡奥斯纳布吕克设立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和平奖。

　　雷马克的著作大多带有自传色彩，用词精练，抒情的书写中却透出客观、冷峻的气质，被比作德国的海明威。他一生共著有十五部小说、三部剧本和两部文集，其中，《西线无战事》《凯旋门》《三个伙伴》《爱与死的年代》等多部作品被改编为电影。

　　译者：朱雯（1911—1994），江苏省松江县（现属上海市）人，著名翻译家、作家。1928年，朱雯进入东吴大学文学院学习，读书期间即开始翻译丁尼生、高尔基等人的作品，同时也有小说和诗歌发表，出版了短篇小说集《现代作家》和长篇小说《旋涡中的人物》。大学毕业后，朱雯任省立松江中学国文教员，业余时间仍进行翻译和创作，还曾与施蛰存合编《中学生文艺月刊》。抗战爆发后西行，于广西桂林高级中学任教。1939年，朱雯初到上海，曾任中学教员和新闻翻译。1943年，因“抗日罪”被捕，出狱后前往安徽屯溪的上海法学院任教。战争结束后，他返回上海定居，在高校任教并翻译。

　　朱雯一生译著颇丰，主要有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凯旋门》《里斯本之夜》等多部作品及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三部曲。他所译的雷马克作品虽然是从英文转译，但译笔忠实而流畅，感情充沛，影响深远。

　　（一）

　　想起来也觉得奇怪，在我家里一张书桌的抽屉里，还藏着一个刚写了个开头的剧本《扫罗》，还有一叠诗稿。不知有过多少个夜晚，我曾从事剧本和诗文的写作。我们差不多人人都做过这种事。可是现在在我看来，那一切已经变得那么虚无缥缈，我都不能理解那时的自己了。

　　自从我们来到这里，早年的生活就被完全割断了，没费我们吹灰之力。我们常常试着回顾过去，想找到一种解释，可是并不怎么成功。对我们这些二十岁的年轻人而言，对克罗普、缪勒、勒尔和我而言，对我们所有被坎托列克称为“钢铁青年”的人而言，偏偏一切都特别模糊。凡是年纪大一点的人，跟他们过去的生活总有着紧密的联系，他们都有立足之地，他们都有妻子，有儿女，有职业，有爱好，这种种联系是那样牢固，便是战争也破坏不了。我们这些二十岁的年轻人，却只有父亲和母亲，有些人也许还有一个姑娘。那也算不了什么，因为在我们这种年纪，父母的影响是微弱的，而姑娘们呢，也还不能把我们控制起来。除此以外，也没有多少别的东西了，有几分热情，有一点业余爱好，还有我们的学校。我们的生活并没有超出这个范围。而这些东西，现在却一点也没有留下来。

　　坎托列克会说，我们正好站在生活的门槛上。看来也正是这样。我们还没有扎下深根，战争就把我们给冲走了。对其他的人，对那些年纪大一点的人来说，这不过是个中断，往后的事情他们可以想象出来。但我们却被它抓住了，也不知道将来的结局会是怎样。我们所知道的，只是眼下我们已经以一种奇特而忧伤的方式变成了被荒废的人。尽管如此，我们并不是常常感到愁闷。

　　尽管缪勒很想弄到克默里希的那双长筒皮靴，但他跟别人一样并不缺少同情心，这种人不敢在痛苦面前想到同情。他不过把事情看得更加透彻罢了。要是这双靴子对克默里希还有一点用处的话，那么缪勒宁可赤着脚在带刺铁丝网上走路，也不会去考虑怎么样才能够弄到手。可是按照眼下的情况，那双长筒靴就克默里希目前的处境来说毫无用处，而缪勒却可以很好地利用这双靴子。克默里希就要死了，不管谁能得到那双靴子，反正都不重要了。那么为什么缪勒就不能得到呢？跟那个护理员比起来，他更应该得到这双靴子。克默里希一死，那就来不及了。因此，缪勒老早就在注意了。

　　我们早就失去进行其他考虑的能力了，因为其他的考虑全是假的。只有事实是真的，对我们来说才是重要的。何况，漂亮的长筒靴又很少见呢。

　　以前可不是这样的。当初到区指挥部应征入伍的时候，我们一个班级总共有二十个青年，其中很多人在进营房之前，还生平次高兴得忘乎所以地一起刮了胡子。对于未来，我们没有确定的计划。事业和工作的想法只是我们人生理想的一种不切实际的点缀。我们仍然满脑子都是模糊的观念，把人生乃至战争理想化了，甚至给它们增添了一层浪漫的色彩。

　　我们受了十个星期的军事训练，这段时期所进行的培养改造，比在学生时代的十年影响更加深远。我们懂得了，一颗擦亮的纽扣要比四卷叔本华的著作更为重要。先是惊讶，接着是怨恨，后是满不在乎。我们意识到起决定作用的不是思想，而是靴子刷；不是智力，而是制度；不是自由，而是磨炼。我们怀着热情和渴望成为了士兵，可是他们却千方百计把这些东西从我们身上打下来。三个星期过后，我们再也不觉得这样的事情是不可思议的了：一个穿着镶边制服的邮递员，对我们来说要比从前我们的父母、我们的老师、从柏拉图到歌德的全部文化都有着更大的权威。我们用那年轻的已觉醒了的眼睛，看到我们的老师们所保持的关于祖国的传统观念，此刻在这里已经化成对个性的抹杀，即使对卑贱的奴仆也绝不会被要求这样做：敬礼，立正，分列前进，举枪致敬，向右转，向左转，鞋跟相碰的声音，辱骂以及故意想出的千百种折磨。我们之前设想我们的任务也许会有所不同，但没料到发现我们接受着英雄主义的训练，竟同马戏团里的马匹完全一样。可是不久，我们也就习惯了。我们甚至还懂得，这些事情中有一部分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其余部分只要做样子就够了。在分辨这两类事情上，士兵倒是有着一种出色的嗅觉。

　　我们一个班级，三人一群，四人一伙，分散在各个排里，跟弗里西亚的渔夫、农民、工人和手工业者在一起，大家很快就成了朋友。克罗普、缪勒、克默里希和我，编在第九排，排长是希默尔施托斯下士。

　　他在营房里被看作是折磨人残酷的家伙，而他也因此颇为自豪。他身材矮小，肢体结实，两撇赤褐色小胡子打了蜡，已经服了十二年军役，原来的职业是邮递员。他特别不喜欢克罗普、加登、韦斯特许斯和弗里西亚群岛，位于北海，分成三群：西弗里西亚群岛属荷兰，东弗里西亚群岛属德国，北弗里西亚群岛分属德国与丹麦。我，因为他感觉到我们身上有种无声的反抗。

　　有一天早晨，我给他整理了十四次床铺。每次他都能找出些差错，把叠好的床铺又抖乱了。我曾花了二十个小时——中间当然也歇过几回——把他那双古老的、硬得像石头一样的皮靴揉得和黄油一样软，连希默尔施托斯自己也挑不出瑕疵来。我又曾奉他的命令，用一柄牙刷去擦干净下士住的宿舍。克罗普和我还曾奉命拿着一把笤帚和一只铁簸箕，去清扫营房庭院里的积雪，若不是偶然被一位中尉撞见，把我们打发走，还申斥了希默尔施托斯一顿，那么我们准会继续干下去，直到冻死为止。可惜这件事的后果，只是使希默尔施托斯更加怀恨我们。接连四个星期，每逢星期日都轮到我站岗，还在营房里值了四个星期的班。我得背着全副行军装备和步枪，在那又松又湿、新翻耕的田地里练习“预备，跑步走”和“卧倒”的动作，直到我变成一团污泥，筋疲力尽为止。四小时之后，我还得向希默尔施托斯报告，那时身上的衣服已经换洗干净，不过擦破的双手还在流血。我曾和克罗普、韦斯特许斯、加登一起，没戴手套在严寒之中一口气“立正”了一刻钟，光手指搭在那冰冷的步枪钢管上，而希默尔施托斯还暗中监视着我们，看我们的手指是不是有挪动。我曾在凌晨两点钟，只穿一件衬衣，要从营房的层跑到下面的庭院，一连八次，因为我的抽屉冒出放东西的矮凳边缘仅仅几厘米。下士希默尔施托斯挨在我旁边奔跑，往我的光脚趾上乱踩。在训练拼刺刀的时候，我经常得跟希默尔施托斯对打，我拿的是一件沉重的铁质武器，而他用的是一支轻便的木枪，因此他很容易打着我的胳膊，直到把我打得青一块紫一块。有一回，我实在气疯了，便不假思索地朝着他冲过去，往他肚子上狠命地撞了一下，把他撞倒了。他到连长那里去诉苦，连长只是对着他发笑，跟他说应该自己留心才是。他知道希默尔施托斯的为人，看到他当众出丑，似乎没有一点不乐意的样子。我练成了一个双杠能手，还逐渐成了举重行家。我们本来一听到他的声音就会发抖的，可是这匹脱缰的驿马毕竟制服不了我们。

　　（二）

　　傍晚的祈福开始了。夜已降临，从一个个弹坑里升起来一团团迷雾。看起来，这些坑坑洼洼里仿佛满藏着精灵鬼怪的秘密似的。白茫茫的水汽在四周怯生生地爬行着，随后它放大胆子，越过边缘溜走了。就这样，弹坑与弹坑之间就连成了长长的一条。

　　天很凉爽。我正在放哨，定睛往黑暗中瞅着。我已经筋疲力尽了，每次出击回来往往是这样，因此要我单独跟自己的念头做伴也很困难。说是念头，实际上也并不是什么念头，那是一些回忆，在我虚弱的时候就会袭上心头，而且会产生一种古怪的情绪。

　　伞投照明弹往空中直蹿上去。于是，我看见一幅图景，是一个夏天的薄暮，我正在一所大教堂的十字回廊里，望着小小的回廊花园中央那几株盛开的高大的玫瑰树，大教堂的一些圣职人员就埋葬在这个花园里。沿着四周的围墙，都是耶稣受难的石雕图像。那里一个人都没有，一种深沉的寂静控制着这一处盛开着玫瑰花的四方院落，阳光暖暖地躺在沉重的灰色石头上，我把手搁到上面，便感到一阵温暖。在石板瓦房顶的右侧角落里，绿色的大教堂塔尖高耸在傍晚那黯淡的浅蓝色的天空中。十字回廊的亮闪闪的支柱中间，有一种教堂所独有的凉丝丝的黑暗气氛，我站在那里，暗自思忖，到二十岁的时候，我会不会经历那种使人腼腆的恋情。

　　这幅图景近得令人吃惊，它拨动了我的心弦，随后它就在下一颗信号弹那冒起来的光焰中熔化了。

　　我抓起步枪，看是不是准备就绪能用了。那枪管有点潮，我将它抓在手里，用手指把水汽擦去。

　　在我们的城市后面，几片草地之间，有一条溪流，旁边矗立着一行长了多年的白杨树。老远老远就可以望见它们，虽然只长在溪流的一边，我们却管它叫作白杨大道。还在儿童时代，我们对这些老树就非常喜爱，它们会不可思议地把我们吸引过去，整天逃学，跑到它们旁边去玩耍，倾听树叶沙沙作响。我们坐在树下的溪流坡岸上，让脚荡在那清澈湍急的溪水里。水流的清香以及风吹奏白杨的旋律，支配着我们的幻想。我们非常喜爱它们，想起当年的情景，我的心不免还要激烈地跳动一阵。

　　说也奇怪，所有浮现出来的回忆都有这样两个特性。它们总是十二分宁静的，这是它们当中占优势的一点。即使事实上它们并没有达到宁静的程度，可总是会变成那种样子。它们是默无声息的幻象，它们用神色和手势来跟我说话，一言不发，一声不吭；它们的沉默中存在着一种令人震惊的东西，它迫使我挽起衣袖，抓起步枪，以免自己受不住诱惑，沉湎在这种宁静之中，以免我的身体跌倒，舒舒服服地消融在往事回忆的无声的巨大的力量里。

　　它们是这样的宁静，我们觉得简直不可理解。在前线，宁静是压根没有的，而前线的魔力又扩展得那么遥远，我们怎么也摆脱不了。即使在偏僻的军需库和休息营地，那炮火的嗡嗡声和低沉的隆隆声也总是回旋在我们的耳际。我们从来没有走得那么远，可以听不到这些响声。可是近这几天，那实在是受不了。

　　正是因为存在着这种宁静，这些关于往日的回忆唤起的与其说是愿望，毋宁说是悲伤—— 一种无比巨大、无法克制的忧郁心情。这种愿望，我们是有过的，可是它没有再回来。它已经过去了，它属于另一个世界，这世界对我们来说也已经逝去了。在兵营里，对往日的回忆还在我们心里唤起过一种叛逆狂暴的愿望，因为在那个时候，它仍然和我们联系在一起，我们属于它，它也属于我们，尽管我们早已跟它分离了。它在军歌中出现，这些军歌，每当我们在清晨的曙光和乌黑的树林剪影之间齐步行进，到荒野里去操练的时候总是要唱的，它是藏在我们心中、发自我们心里的强烈的怀念。

　　可是在这里，在战壕里，我们已经丧失了这种怀念。它再也不会在心中出现了。我们已经死去，而它也远远地站在天边，它是一种幻象，一种神秘的反映，它老是萦绕着我们，而我们却又是害怕又是毫无希望地爱着它。它很强烈，而我们的愿望也很强烈。可是它是无法得到的，我们也都知道。那跟你要成为一位将军的愿望一样，都是徒劳的。

　　而且即使把我们青年时代的这些景象重新还给我们，我们也会不知道该怎么办。由它们传给我们的那种脆弱而神秘的力量，是不可能复苏的了。我们也可能待在它们中间，走到它们里头去；我们也可能记起它们，爱着它们，一见它们就会激动起来。可是那好比凝神注视着一张亡友的遗像，那些是他的特征，那是他的面貌，而我们一起度过的日子，在回忆中却成了一种虚假的生活。可是，这已经不是他本人了。

　　我们再也不可能恢复与那种情景过去那样的联系了。那倒不是对它们的美丽和它们的情绪的理解把我们吸引住了，而是那种共同的感情，那种对我们生存中的各种东西和事件的兄弟之谊，给我们划了个界限，使我们父母亲的那一个世界，对我们来说竟成为不可理解的了——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们对任何事物都温存眷顾，热烈忘情，连那细微的东西也足以把我们带到永恒的长流中去。也许那不过是我们年轻人的特权。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指不出一个范围，找不到哪里是一个尽头。我们的血液里有着一种期望，它把我们跟我们岁月的历程联系起来了。

　　今天，我们要像旅行者那样，走过我们年轻时代的历程。事实使我们吃尽了苦头，我们已像商人那样懂得优劣，像屠夫那样懂得屠杀的必要。我们已经不再是无忧无虑的了，我们只是完全漠不关心罢了。我们不妨在那里生活，可是我们当真应该在那里生活吗？

我们既像小孩子一样孤独凄凉，我们又像老年人一样富有经验，我们既粗野又忧伤，还肤浅——我相信，我们是完蛋了。

“不需劝诱，你就会被他（雷马克）的作品征服；无需夸张，他就能震撼你的心灵。”

——斯蒂芬·茨威格

Remarque给我们看的不是英雄，只是与你我相同的丘八，恐怖，恐怖，永远在恐怖及神经错乱如醉如狂的状态中自卫与杀人，而且杀人是所以自卫，自卫不得不杀人。这才是战争的真相，是英雄的本色。

——林语堂

雷马克是伟大的作家。毫无疑问，他有一流的文笔，能自如地驾驭语言。不管是写人还是写物，他的笔触都敏锐、稳重、坚定。

——《纽约时报》

雷马克对现代战争残酷性的刻画，其威力在任何时代都不会有丝毫减弱。

——《泰晤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