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日本侵华毒品政策五十年（1895-1945）

绪  言

章 毒品的种类与国际禁毒公约

一  毒品的种类及其化合物

二  上海国际次禁烟会议

三  三次海牙国际禁毒会议

四  三次日内瓦国际禁毒会议

第二章  日本对台湾的鸦片“渐禁”政策(1895-1945)

一  台湾的鸦片专卖制度

二  台湾总督府的巨大鸦片收入

三  台湾吸食鸦片的人数

四  加来佐贺太郎与《支那鸦片制度意见》

五  台湾总督府与吗啡制造

第三章 日本对伪满洲国的鸦片统制（1931-1945）

一  大连宏济善堂与毒品走私网络的早期形成

二  傀儡政权满洲国的《鸦片法》

三  伪满洲国1937年前的鸦片专卖制度

四  毒品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严重泛滥

五  伪满洲国务院《断禁鸦片方策要纲》的出笼

六  罂粟种植面积的扩大与鸦片总产量

七  东北各地的鸦片加工厂

八  一组令人触目惊心的数字

十  战犯古海忠之的忏悔

十一  鸦片的走私基地：热河

第四章 蒙疆鸦片生产基地与专卖制度（1935-1945）

一  “二年禁毒与六年禁烟”运动的高涨

二  绥远沦陷前的禁烟禁毒法令和措施

三  “卢沟桥事变”前后日军在察哈尔的纵毒活动

四  清查署的设立与鸦片指令性计划的下达

五  当年的鸦片会会长：大平正芳

六  “献身性的缴土”政策的尝试与失败

七  1940年的蒙疆鸦片政策

八  1941年度蒙疆鸦片生产、收缴与配销情况

九  1942年“大东亚鸦片政策”的出台

十  1943年后的蒙疆鸦片生产情况

十一  蒙疆鸦片产量、收缴量与配销情况

十二  丧失人性的贩毒者

十三 
鸦片枪下的牺牲者

第五章：日本对华北的毒品统治（1935-1945）

一  侵略军的急先锋：日本毒品走私贩

二  1935-1937年间国民政府在华北的禁毒运动

三  “安导券”与鸦片烟毒在冀东地区的严重泛滥

四  日本使馆与“对华北地区鸦片与毒品方针”的提出

五  欺世盗名的《华北禁烟暂行办法》

六  各种特许鸦片营业执照的申请与发放

七  华北土药业公会

八  鸦片特许制度在各省的贯彻与执行

九  鸦片政策与机构的重新调整

十  从“官督商办”到“官商合办”再到“官办”

十一  名目繁多的地方鸦片附加税

十二  山西的“药草栽种园”

十三  博爱县大辛庄的“红丸”加工厂

十四  为虎作伥的朝鲜贩毒者

十五  关于华北毒品利润的综合性研究

十六  鸦片烟毒在华北地区的严重泛滥

第六章  华中宏济善堂的贩毒活动（1937-1945）

一  日本毒品贩子对于华中地区的早期渗透

二  日军占领以前的华中禁毒运动

三  日本领事馆是中国禁烟运动的主要阻力

四  楠本实隆委托三井物产输入的伊朗鸦片

五  里见甫与华中宏济善堂的成立

六  华中宏济善堂1939年6月以前的毒化活动

七  鸦片利益的你争我夺

八  华中宏济善堂的纵毒新措施：种植与采办

九  1939年6月以后的鸦片烟毒泛滥形势

十  席卷长江下游城市的青年学生抗议运动

十一  华中宏济善堂的草草收场

十二  关于毒品利润的一项概略估价

十三  波斯鸦片输入华中地区的总量及其利润

十四  蒙疆鸦片输入华中的总量与利润研究

第七章  日本在华南地区的纵毒活动(1938—1945)

一  1934年前日本浪人对厦门的毒品进攻

二  福建的禁烟运动与日本人的蓄意破坏

三  厦门鸦片的大盘、中盘与小盘

四  鸦片大王叶清和的罪恶一生

五  1937年前广东的禁毒情况

六  “福民堂”与广州沦陷时期的鸦片烟毒

七  日军在华南其它占领区的纵毒活动

结论  有计划有组织的国家机关犯罪

附录一  国际禁毒公约

一  《海牙禁烟公约》1912年1月23日

二  《日内瓦禁烟协定》1925年2月11日

三  《日内瓦禁烟公约》1925年2月19日

四  《限制制造及调节分配麻醉药品公约》1931年7月13日

征引参考论著

第二章 日本对台湾的鸦片“渐禁”政策(1895-1945) 

    众所周知，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吸取了中国禁烟失败的教训，对于鸦片等毒品采取了比较严厉的“断禁政策”。1867年，明治维新政府一成立就以大政官布告的形式宣布严禁吸食鸦片，1870年9月，又颁布《贩卖鸦片烟律》和《生鸦片管理规则》。后来因查获英国商人偷运鸦片事件，通过谈判成功地废除了治外法权，修改了不平等条约，避免了一场鸦片灾难。严禁鸦片乃是明治政府的一项既定的国策，维新运动的成功也可以说是得益于行之有效的鸦片断禁政策。但是，日军占领台湾之后，立即调整了这一鸦片“断禁”政策，在殖民地开始实施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渐禁”政策。那么，这种鸦片“渐禁”政策的实质是什么？这是本章讨论的重点。

一 台湾的鸦片专卖制度 

1895年4月《马关条约》签订后，侵略军在占领台湾时遇到了当地爱国武装的激烈反抗，大小起义连绵不绝，日本在台湾总督府为了尽快稳定殖民地秩序，绞尽脑汁思考对策。由于清政府对于鸦片贸易和吸食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台湾失陷以前，如同大陆一样，鸦片流毒相当严重。面对军事反抗和鸦片吸食习惯这两大难题，在日本占领者当中出现了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当采用坚决断绝的办法，控制鸦片的种植和吸食；另一种意见认为必须把鸦片生产和吸食置于当局的控制之下，采取“渐禁”的方法，逐渐消灭鸦片烟毒。

台湾总督府对于鸦片问题一度处于犹豫状态，他们认为“鸦片烟若遽尔禁止输入，即吸烟者为之生病，而输入商人亦招莫大损失，所以在施禁前几年要给予犹豫。”之所以采取这种态度，关键在于他们看到了鸦片税收的巨大利益。在附录的1893年海关报告书中，当年谈水鸦片输入207900斤，鸦片税厘228690两；输入安平260600斤，鸦片税厘286783两。关键是鸦片税厘占两地财政收入的很大份额（1893年，谈水财政收入总额为白银261573两，安平为301600两）。“本岛茶税率及鸦片之处理如何，对于本岛施政经费之税源关系莫大焉！”

正当日本首任台湾总督桦山资纪难于决断之时，日本内务省卫生局长后藤新平适时抛出了《关于台湾鸦片制度的意见》，这个“意见”立即得到采纳。得到采纳后，后藤新平进一步把他的建议具体化，写成《关于台湾岛施行鸦片制度的意见书》，于1896年3月正式转交给台湾总督府。后藤新平因此得到赏识，于1898年出任总督府民政长官。他公开声称，将要付诸实施的是一个“禁烟制度”，特别强调台湾鸦片政策的重要性，认为禁烟政策一旦出现失误，结局将是日本人“胜于战场，而败于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