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一诗经(第三只眼看诗经)

国儒先生在今年的某一天，踏着洒满阳光的大地，跑到深圳海天出版社联系出版专著的事，把人吓了一跳。就如某些同志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后，回到大学母校教书，令不少人觉得很新奇一样。其实，国儒先生写书，某些同志到大学执教，是十分正常、恰当的事。就像姚明投一个篮、打一个穿插那样，符合身份，毫无造作。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专业上的好手、行家。

国儒先生这两年闭门看书，除了每年去西藏悟性、悟道外，就在那里写一些读《诗经》后的随笔、杂文等好文章。不少人确实感到惊讶，也不排除有人觉得这事太“神秘”了，怎么过去从来没听说过国儒有这本事、有这功夫？读《诗经》是不容易的事，如果我们一边读《诗经》，一边把我们的感悟、我们的现实联系进去、融化其中，去撰写随想、随感，没有扎实的史学功底和文学功底，是做不了的。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谜，怎么一个公务员，后在事业单位工作许久的干部，竟有这般能耐？在这，笔者来解这个谜吧。

20世纪70年代末，笔者与国儒先生同年留校，在华南师范大学任教。他分在历史系，笔者在教育系。留校后分宿舍，巧了，刚好又分在同一层楼，而且在斜对面。读书时我俩已熟，毕业又一起当助教，实在是一件好事。

国儒先生很受系里师生的欢迎，一是他为人正直，从来没有那些阴阳怪气；二是他的专业知识扎实，记忆力甚好。我们这些年轻的助教都认定，他一定是我们这群人中早当上教授的。我们那时候根本没有什么科级、处级、厅局级、副部级的概念。我们想的是怎样才可不辜负学校的信任、厚爱，怎样读好书、教好书、不误人子弟。把书读好，把学生教好，以此为荣，这就是我们的目标与理想。

国儒先生和笔者不属于那种聪明人，但也不算是很愚昧的人，在那个年代，我们就已经逐渐发现一些很不利于我们在大学教书的事情了。那时，社会上有一阵风，很蔑视工农兵大学生的风，认为这些人都是张铁生，不读书，没文化。尽管我们从来不认识张铁生，也决不交什么白卷，更没有整过什么人，但是，我们被列入工农兵大学生的队列里。尽管我们属于尖子生留校任教，但同样受到冷眼和歧视。那一竿子打将过来，我们统统被打下水，像一只只落汤鸡。依国儒的性格，依笔者的性格，是决不会忍受这种侮辱的。走吧，憋着一口气，与其畏畏缩缩地“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来得痛快明白。

机会终于来了，国儒先生的老岳父，这一位老革命，要调去深圳某单位，并出任主要领导人。可他老人家除了打仗和在家里捣鼓军用望远镜，工作中有极强执行力外，家务事一窍不通。所以，国儒先生的太太必须要去照顾，国儒本人也就趁此机会告别高校教师生活，去特区创业了。

他去深圳时，在广州还有一公家宿舍，就在美丽的沙面岛附近，印象中有三房一厅，这在当时已属于很好的住房了。国儒先生一家去深圳，房子就交给我照看。那一晚，笔者住在他家里，并没有像电视剧的套路那样泪洒衣襟，长吁短叹，也没有像诗朗诵那样，一说去特区开发就高亢激昂地描绘如何装扮大好河山。我们略懂历史，可以推理出深圳更需要的是什么。而且，不管如何，这一走，总比待在学府里被一些人蔑视、歧视爽快。国儒先生去意已定，那就祝福吧。在那时，笔者也下定决心，离开高校，寻找理解与尊严。

一晃，多少年过去了。国儒先生和无数仁人志士一样，为了特区的建设付出了他应有的贡献。但随着时光的流逝，我们总感觉有些什么事没去做，有一个初心初愿的梦境不时提示我们，希望我们能继续读书，继续写作，更加充实地生活。就这样，国儒拿起了笔。

对《诗经》的研究学习，要吃透、嚼烂，悟出正理、悟出正道，要有“通识”作为强有力的基础，这样的随笔，这样的杂文才会有史学味、哲学味、文学味以及伦理味。这样的文章才显得有新意，生动活泼，有一种田园乡土味儿，更像朋友间的谈心，学友间的切磋。当然，对后生读者，又有一种启发，一种没有架子的点拨。

国儒先生每写一稿都给笔者看，笔者从不敢以一个曾经的省新闻出版局局长的身份与角度去看这些文章，而是一如当年在助教楼一样，很认真地阅读国儒很认真撰写的文章，当然，不时还会回上几句由衷的赞美之辞。

国儒先生一下笔，便停不下来了，又当回那个教书郎，当回那个看书人。一篇、两篇、三篇……一路写下去，现在已可以结集出版了。这是深秋时节，这是丰收的季节，多少年前期待的这一个丰收的日子，已经来临。

国儒先生来电邀约，希望我来写序。笔者很少为人写序，一则没资格；二则过去长期从事新闻出版管理服务工作，谨言慎行，不敢乱说乱动。但面对的是国儒，也只有从命，于是执笔行文。

如今写这类书的人不多了，因为这类书需要作者有国学修养，有一种做学问的坐冷板凳的精神，又要有一种觉悟，透着一种对人生的理解。笔者希望读者会喜欢这类读物，放下功利心，遏制烦躁心，捧一杯茶，读书、悟道。

祝国儒先生新书顺利出版。写书如播种，成书是硕果，出版是收获，这是灿烂的季节，一定会到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