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

　　本书系“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研究丛书”之一，以《大公报》这份独特的报纸为研究资料，梳理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若干重要制度和举措演进的历程，描述了近代高校学生和高校教师的群体形象，还原了近代高校某些管理事务的复杂关系，并以相关的传媒理论为框架，探讨了《大公报》对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进程的影响，阐释了《大公报》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在双向互动过程中公共空间的建构机制以及对“现代性”的诉求方式。

　　洪芳，苏州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学。

引言

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研究的演进及方法的更新

二、选择《大公报》作为切入点的原因及其已有研究成果

三、研究思路

四、创新点和不足

章  《大公报》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制度

一、《大公报》中有关高等教育制度的展示和讨论

二、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制度演进历程

三、《大公报》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制度形成之关系

第二章  《大公报》与中国近代高等学校学生

一、《大公报》中的学生形象

二、学生群体的现代特征及其发展历程

三、《大公报》与学生形象塑造之关系

第三章《大公报》与中国近代高校教师

一、《  大公报》中教师的角色形象

二、中国近代高校教师角色特征

三、《大公报》与教师形象塑造

第四章  《大公报》与高等学校事务

一、《大公报》中所涉学校事务

二、中国近代高校学校事务管理的特征

三、《大公报》在高等学校事务讨论中的角色

结语  双向互动中的公共空间建构

一、《大公报》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现代性”诉求

二、双向互动与公共空间的建构

三、未完成的“现代性”

主要参考文献

　　本书系“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研究丛书”之一，以《大公报》这份独特的报纸为研究资料，梳理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若干重要制度和举措演进的历程，描述了近代高校学生和高校教师的群体形象，还原了近代高校某些管理事务的复杂关系，并以相关的传媒理论为框架，探讨了《大公报》对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进程的影响，阐释了《大公报》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在双向互动过程中公共空间的建构机制以及对“现代性”的诉求方式。

　　洪芳，苏州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学。

　　序
　　周川

　　一
　　中国近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始于19世纪中后期，下限大约在20世纪中叶，经历了将近一个世纪。
　　这一个世纪，是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的时期，也是中国社会发生重大转型的时期。“半封建”与“半资本主义”、“半殖民地”与“半独立”、新与旧、中与西、前进与倒退、革命与反动，这些对立因素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斗争，构成了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的社会大环境，决定了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在重大社会转折期特有的矛盾，也决定了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特殊的发展道路。一方面，是近现代高等教育登峰造极的种种矛盾和乱象，例如旧北京的“八大胡同两院一堂”，此起彼伏的校长风潮、校名风潮、索薪风潮、“脱部”风潮，当然还有军阀政客对高等教育的恣意摧残和蹂躏等等。另一方面，也正因为环境的艰险，反而映衬出近现代高等教育所取得的任何一点进步和成就，更显得来之不易；筚路蓝缕的先驱者们为当时中国高等教育所付出的心血和努力，更显得不同凡响。例如，为了维护大学自治和自由，儒雅的北大校长蔡元培面对北洋政府的淫威，挺身而出向全社会宣言：“我不能再作那政府任命的校长，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又如抗战期间，许多大学颠沛流离，师生饥寒交迫。西南联大像梅贻琦、闻一多那样的名校长、名教授也不得不靠售卖太太的女红或是代人刻章以维持生计。然而，在那样的艰难困苦之中，师生们却“同艰难、尽笳吹”，修业乐道，弦歌不辍。难怪李约瑟盛赞，那些为避战火而迁徙到深山里的大学，简直就是“东方的剑桥”。在李约瑟看来，如此艰难环境中办出如此成就的大学，不啻教育的奇迹！总之，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就是在这矛盾的两极之间艰难地孕育和发展。在那里，我们既能看到忠君尊孔和“党化教育”方针，又能看到“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学术纲领；既能看到战火延绵、政局动荡而造成的乱象，也能看到应规蹈矩、循序渐进的井然秩序；既能看到“封建、买办、法西斯教育”的阴影，又能看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看到科学、民主、自由力量的生长和种种教育奇迹的涌现。
　　环境动荡艰险，道路曲折坎坷，内容丰富多彩，成败泾渭分明；这就是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为后人留下的一笔独特的历史遗产。这笔历史遗产，无论是“教育的奇迹”还是乱世的牺牲，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它都是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有意义的典型案例，也是中国近现代特殊社会性状的真实缩影。然而，对这笔历史的遗产，我们显然尚未给予应有的重视，也没有认真系统地加以总结，因而对它的本来面目我们还所知甚少。今天，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更多的是那个特殊年代大学内外的种种“故事”和“掌故”，还有许许多多的“奇闻轶事”。故事多，轶闻多，说明了这段历史有丰富的内容，有流传的价值，起码说明在今天看来还是很新鲜。但是，我们显然不能仅仅停留在“故事”的层面上来继承这笔历史遗产，也不能仅仅以讲故事的心态来对待它。这笔历史遗产的珍贵意义在于，一方面，它构成了一个内容极为丰富并且极具挑战性的研究领域，需要我们用科学的态度和理性的工具去爬梳整理、系统总结，并在此基础上，还原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的本来面目，揭示世界高等教育史上这个特殊案例的真谛，以进一步丰富高等教育发展的理论。另一方面，近现代中国高等教育，是当代中国高等教育的昨天。不管我们是否正视它，也不管我们如何对待它，它都是历史的存在，都是今日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个前进路标，是今人可以对照的一面明镜。因此，对于当下中国高等教育来说，研究这一段历史，总结其成败得失和经验教训，以弘扬优良传统、避免重蹈覆辙，也不失其现实的意义。
　　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以苏州大学“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点和省级重点学科为依托，组织相关方向的教师和博士研究生，撰著了这套“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研究”丛书。这套丛书肯定无力承担系统总结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历史经验教训这样宏大的主题，它只是选择了这段历史中几个具体的点或线作为研究对象，主要运用文献研究的方法，旨在厘清事实，还原真相，描绘路径，透视背景，分析因果，评价功过，论证意义。即便是这样，对于大多侧重于教育学背景的各位著者来说，仍然是一个充满了挑战性的高难度目标。但是，我们坚信“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的古训，坚信了解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对于当下中国高等教育的深远意义，同时我们也坚信：只要我们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本着以勤补拙的态度，发扬钻坚研微的精神，愿花大力气，肯下笨功夫，我们的这一工作就一定能取得钝学累功的效果，也一定会产生积极的意义。因此，我们敢于不揣浅陋，将这套丛书奉献在所有关心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问题的读者面前。

　　二
　　洪芳博士所著《〈大公报〉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是以《大公报》这份独特的报纸为研究资料，探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过程及其与传媒关系的一部专著，是著者在其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完成的。
　　著者运用文献分析的方法，系统查阅了1902年6月至1949年初所有的《大公报》，对该报此间关于高等教育问题的报道和时论进行分析和归纳。以此为基础，该书梳理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若干重要制度和举措演进的历程，描述了近代高校学生和高校教师的群体形象，还原了近代高校某些管理事务的复杂关系和人情底里，并以相关的传媒理论为框架，探讨了《大公报》对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进程的影响，阐释了《大公报》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在双向互动过程中公共空间的建构机制以及对“现代性”的诉求方式。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大公报》发行时间之长，社会影响之大，很少有其他的民间报纸可以比肩，这与它追求“四不”办报宗旨，且致力于“牖民智”、“通民情”、“鞭挞权贵”、“批评时政”，肯定有内在的关系。这样一份独立的民间报纸，对当时的高等教育情有独钟，始终将高等教育活动作为重要的报道领域。据书中统计，《大公报》创刊后的年内，关于高等教育的各类报道就不下二百五十余条，几乎天天都有高等教育的消息，“而且事无巨细，上到高等教育制度，下到京师大学堂浴室、车棚的兴建，都给予了全方位的记录。”之所以如此关注高等教育，除了《大公报》秉持的“文人立场”之外，可能也和当时中国高等教育所处的特殊历史阶段有关。政局的跌宕，社会的转型，民族的危亡，给高等教育带来了各种各样预料不到的难题，同时也将高等教育推到各种社会矛盾的风口浪尖上，使高等教育领域成为各种社会矛盾的交汇点，成为名副其实的是非之地。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说，高等教育对媒体也在发生影响和作用，而《大公报》从其“文人立场”出发，似乎比别的报刊更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风向。
　　这本书的重点，显然在于探讨《大公报》这一特定的媒体对高等教育的影响，或者说是通过《大公报》这个独特的窗口来透视当时的高等教育，探讨当时历史条件下报纸对于高等教育所能发生的作用。该书在分析《大公报》形形色色的关于高等教育的报道和时论的基础上，较为全面地归纳了《大公报》作用于高等教育的主要方式，诸如“揭示”了重要高等教育制度的出台过程，“记录”了各种高等教育事件的真相，“反映”了社会各界对高等教育所持观点的分歧和冲突，“分析、评论、解释、探讨”了高等教育的各种现实和理论问题，等等。因此，书中认为《大公报》对近代高等教育，实际上起到了论争“平台”、“舆论导向”、“塑造形象”、“批评”督责的作用，它是高等教育事件真相的“揭示者”，是社会各界关于高等教育问题的“沟通平台”和“话语空间”，甚至还偶尔充当了高等教育某些矛盾的“调停人”。
　　《大公报》之所以能对高等教育起到这样的作用，想必还是和它所追求的“四不”方针有关。只有站在中立、公正的立场上，直面高等教育的问题，揭示高等教育的矛盾，秉笔直书，百家争鸣，它才能真正成为争论高等教育问题的“平台”和“空间”，成为高等教育有力的批评者和督责者。从本书对《大公报》各类高等教育报道和时评内容的归纳来看，这些报道和时评虽然也有“褒扬”，有“宣传引导”，有“正面形象塑造”，但是，更大量更经常性的，是对高等教育问题和矛盾的“揭示”，是对高等教育负面现象的直接批评和督责。
　　在这些“批评”类的报道和时评中，首当其冲的是对校政和体制的批评。如1926年11月1日刊文揭露“北京大学不能开课之原因”，除经费问题外，“尚有内幕在”，实“学校行政腐败之结果”。如1930年10月5日刊文，批评教育官员“从盘根错节而来，亦依阿如官僚，圆滑如政客，无抱负，无勇气，徒知敷衍应付，冀以乡愿资格，久保高位，而不知因循放任之结果，不但学款虚糜，助长腐化，流毒所及，乃至断送青年命运，戕贼国家命脉”。如1935年7月15日刊文批评校长，“中国大学教育所以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以往的大学校长们太不肯负责任”，“因为他们大都是些官僚政客。他们办大学并不是目的，而只是想藉此发展或保持他们的势力，以作他上政治舞台的阶梯”。其次，也有大量的批评教师和学生、抨击不良教风学风的文字。如1930年10月5日刊文，批评教师“旧习已深，成见过重，党同伐异。各恤其私，旁骛兼营，心神不属”；1923年1月8日刊文痛批“学阀”：“今日之学阀，其勾结军阀财阀，而摧残吾国教育之生命”，以至叠有“北大讲义之风潮”、“高师校长风潮”、“法专校长风潮”、“农专铁血团风潮”、“警官校长风潮”、“保定师范风潮”等等。又如1907年4月13日刊文揭露“法专学堂学生花天酒地”，5月6日登载学生呈学部禀揭露同学中“挟私舞弊，考生找枪替”之现象，1922年12月23日刊文抨击学生“学风嚣浮”等。这些批评的文字，开门见山，针砭时弊，有一针见血、振聋发聩之效果，是一种强有力的社会舆论，对高等教育起着某种监督、督责的作用。我们今天读来，又何尝不触目惊心！
　　该书的主要特点之一，是著者在通览1902年6月创刊至1949年初所有《大公报》的基础上，对有关高等教育的报道和时评进行细致的爬梳整理、分析归纳，通过《大公报》这个独特的视角，揭示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一些重要事项、重要论争的来龙去脉和人情底里，并从理论上探讨了媒体对高等教育的影响作用。这是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发展问题研究的一项新成果，具有鲜明的学术意义和史料价值，可喜可贺！当然，媒体与高等教育的双向互动，乃至于高等教育“公共空间”的建构，又不仅仅只是媒体与高等教育双边的关系，而是需要一定的土壤和气候的，是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的。书中所探讨的《大公报》与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这样一种关系，就是在当时独特的中国社会条件下形成的，从根本上说是由当时独特的社会状况所决定的。对这种社会条件的探讨，应该是著者在后续的研究中需要加以重视的。

　　2013年5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