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完美的我

       这就是狗屁派克大街（Park Avenue）。我气得直冒烟儿，把那本《百年孤独》啪的一声合上了。在那个陈设讲究的候诊室坐着等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后，医生才叫我的名字。然后，医生只往我眼里挤了几滴散瞳液，让我回候诊室等药水生效。那是半个小时前的事儿了，至少我想有这么长时间。因为瞳孔充分扩张，我看不清手表上的数字，也看不清书上的字。我什么也干不了，只能心烦。

       这整件事儿浪费了我不少时间。除了近视，我视力没什么问题。经常给我看病的眼科大夫李医生（Dr. Lee）就这么说过，之后她让我来这儿，“只是为了更加保险起见”。当时看起来是一个好主意，不过在候诊室耗了大半个下午之后，就不是了。

       当然，我也真没别的地方可去。我刚上完大二，回纽约过暑假，几星期后要在威廉斯敦戏剧节（Williamstown Theatre Festival）开始学徒生涯。在此之前，我没什么安排。过去几天里，我在市区闲逛，在小时候那张床上睡懒觉，见老朋友，处理烦人的小事儿，比如这次来看医生。此外，我经常无法自制地大哭。

       离开耶鲁之后，我没有一天不在情不自禁地流泪，那大哭的劲头只有十几岁的孩子才有。哭鼻子很费时间。如果把我重读日记和撕毁照片的时间也算进去，一天的时间是不够用的。当然了，分手很不容易，尤其是次。

       我要给他打电话。我盯着大腿上那本书模糊不清的蓝色书封，打定了主意。可是，等我在卫生间旁边找到投币电话时，那迟到的自尊让我的手停了下来。而且，我也没带25 美分硬币。

       反正也没什么意义，我如此断定，同时喉咙里有了那种熟悉的梗塞感。我昨天给他打电话了，前天也打了，可是得到的回复总是一样的。我们的感情到头了。我和“蛙腿”（frog legs）结束了。

       萨姆（Sam）在我父母家过春假时，有一天上午穿着平脚短裤，被我外婆看见了，就有了“蛙腿”这个绰号。

       “蛙腿。”外婆试着低声细语。她的“低声细语”从来不是她预想的那个样子。她总是把自己设定成街头公告员模式，好像声带里有一个内嵌式的扩音器。我瞪了她一眼，她咯咯笑起来，之后又哈哈大笑。后来，这个意大利裔女人不得不坐下来，以免笑得心脏病发作。

       “她说什么了？”萨姆笑着问。他父母都是心理学家，在那样的家庭长大，听到的主要都是彬彬有礼的话，根本没想到外婆是在公开嘲笑他。

       “哦，她只是在逗我玩儿，说我有个男朋友。”我用手指梳理着萨姆的黑色卷发，瞪着外婆。

       从此以后，我们家里开始流行一个大玩笑：我男朋友有两条女人腿。我俩分手几个月后，我才看到了这里面的滑稽之处。可是在那年夏初，我的心依然是那么痛。只要有人提到“蛙腿”，我都会号啕大哭，好像一个看到冰激凌从蛋筒里掉出去的孩子。是的，萨姆就是我的一个撒了糖屑的双勺冰激凌，不过他没有从蛋筒里掉出去。他自己跳出去了。

       我是在戏剧专业必修的“莎士比亚戏剧场景研究”课上遇到萨姆的。在排练《罗密欧与朱丽叶》中阳台上那场戏的时候，我们两个一见倾心。不过，就跟那两个命运多舛的恋人一样，我们的爱情也是炽烈而短暂的。四个月后，大二结束时，萨姆和我分手了。我们争吵了几个星期，但钉在棺材上的后一颗钉子是我趁他冲澡时偷看他的电子邮件。在给一位朋友的电邮中，他说我“难伺候”“很缠人”，这让我吃惊不小。萨姆冲完澡出来时，我泪流满面，求他给个说法。

       “你偷看我电邮？”他吃惊地问。我想他是次碰到这种事。

       “就这一次，”我慌里慌张地说，“几乎没有过。”我看见他脸一绷，似乎主意已定。我开始语无伦次：“不过那不是重点。我们不要跑题！就是说，我太喜欢你了！我的意思是，这是我生命中美好的四个月！”

       “好吧，你听着，”他在床边挨着我坐下来，把手放在我胳膊上，“你很好——”

       “不！我不听！我不接受你这话！”

       “妮科尔，行了，让我们——”

       “求你了！”

       “你就不能——”

       “求你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男人喜欢不要脸的疯娘儿们。我看他对我施展的魅力无动于衷，就瘫倒在地上痛哭。我号啕大哭，一把鼻涕一把泪，以至于我时不时地喘不过气。这使我心里一阵痛苦，因为我完全明白了：萨姆看着我哭得喘不过气，那就不太可能跟我彻底和好了。

       对女人来说，那是一个彻底放松的时刻。

       暑假回纽约后，我继续慢慢体味着情场失意的煎熬。我看到的每一样小东西——全麦黑面包圈啊，地铁上齐兹莫尔医生（Dr. Zizmor）的广告啊，都让我想起萨姆。连诊所的“男厕所”标志也会让萨姆在我脑海中一闪而过。他以前经常使用公共卫生间。上帝啊，我太爱他了。望着女卫生间镜子里模糊的自己，我强忍着不让眼泪掉下来。

       我这头发没治了。天气又热又潮，本来很漂亮的齐肩长发跟纱线一样无精打采地耷拉着。我用手把头顶拨拉得蓬蓬松松，但马上就陷下去了，软塌塌的。我从维密（Victoria′s Secret）内衣店走过来，只走了很短的距离就出了很多汗。睫毛膏晕得污迹斑斑，眼睛下面全是连遮瑕膏都盖不住的圆圈。不过，在那些圆圈和睫毛膏之间，我的眼睛倒是闪闪发亮。

       现在，我的瞳孔扩大太多，虹膜显得很黯淡，剩下的只有周边细细的一圈浅褐色。那就像一个变音符，一条分开眼睛黑白两部分的界线。连绵不断的黑色部分反射光线，使眼睛闪闪发亮，仿佛眼睛自身就是一个光源。我的眼睛又大又圆，但缺乏颜色，简直就是处于被催眠的状态。

       真希望萨姆能看到我这个样子，他会彻底跟我和好的，我想。

       我有整整十秒钟没有想他，创造了一个记录。我回到候诊室的座位上，继续盯着墙壁发呆。在返回的路上，我表扬了自己。

       我真应该晚点儿安排这件破事儿，我不在状态，让李大夫和她那的细致见鬼去吧，我想。

       我13 岁时，中学标准眼科检查没过关。此后好几年，我一直让李医生给我看眼睛。李医生是爸爸的同事，跟我看过的所有医生一样。她的办公室离爸爸那所位于布鲁克林高地（Brooklyn Heights）的心脏病诊所没几步远。妈妈就在那家诊所里当办公室主任，同时身兼医师助手和顾问。妈妈很喜欢让我未经预约就可以见到医生，考虑到这一点，李医生办公室的位置就太方便了。妈妈说，她出面就是为了让我得到VIP 治疗。（“不然的话，你还不得把一整天浪费在候诊室里啊！”）不过，我觉得她就是在做试验，看看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在不得不请求心理干预前能忍受多大的羞辱。我在皮肤科诊断室看病时，她风风火火走进去，不带姓地叫着医生，请他给我解释一下，只要不吃巧克力就根本不会长任何黑头。我都已经慢慢习惯她这种风风火火了。所以，当我次检查眼睛时，李医生给我开隐形眼镜验光单，妈妈则像个纸上谈兵的眼科医生一样发表没完没了的意见，而我甚至一点儿都不会觉得尴尬。

       “太奇怪了，因为我们家人的眼睛都很好的，没谁戴眼镜。不过，你知道吗？我都跟她说了，如果她还是在黑暗中看书，眼睛就毁了。这孩子，就是个书迷！我意思是，别误解我，看书当然是好事。可是看在上帝的份儿上，好事也不能做过头了！我不想说这些，真的，我不想，可是我说的是对的啊。是不是，埃莉诺（Eleanor）？”

       “她只是有点儿近视，”李医生说，“戴上隐形眼镜就又好好的了。”

       ............

       出事了，我意识到。肯定发生什么事了。

       后，霍尔医生摁了一下笔端，把笔尖收了回去。他把身子探出诊断室，召唤护士。

       “安排她做一个ERG。”他吩咐说。

       “那是什么呀？”我小声问。我不再生气了。我会乖乖的，我会百依百顺的，或许这样他会喜欢我，告诉我可以走了，一切就都好了。

       “视网膜电流图测试。测一下视网膜对光的电反应。”他说，“我们现在就可以给你做一个。做完后，我看一下结果，咱们再谈一谈。”

       我跟着护士进了另一间诊断室，她往我眼里滴了更多的药水。之后，她拽过来一台机器，很大，很难看，有很多电线，红的、蓝的都有。

       “我要把这些电极放到你眼睛上。”她解释说。

       我猜想着这种毫无感情的说话方式是否顶用，人们会不会说“好，随便”呢？我把手举在胸前，表示“停”。

       “电极？”我重复了一遍。

       “是的。基本上就是附有电极的隐形眼镜。”她安慰我说，“别担心，你的眼睛已经被麻醉了，不会有什么感觉的。”

       你用不着看好几次医生才明白自己不能相信他们这些“台词”。电极没有引起疼痛，但很大、很重，让我不自觉地眨眼。很不幸，我认为这个测试在设计上有一个严重缺陷，因为每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