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密特（大国和它的领导者）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对苏联的外交政策在多大程度上真正有影响，对这一点我从来没有完全弄清楚。卡尔·马克思的生命在整整一个世纪以前就已结束。他没有在一个霸权主义的共产党国家或存在核武器的条件下思考过或写作过。列宁的情况不同——斯大林在他的《社会主义在一国》中也一样——但列宁也在50多年前就已去世，他的理论著作不适合于本世纪后25年的形势，而在这个世纪的中叶曾经历过一次剧烈的破坏。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历，或者原子武器带来的影响，不管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如果事后把这些因素塞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维大厦里去，我总觉得难以想象。当然，我们读过苏联共产党的伟大宣言以及同苏共团结一致的各党各国的国际性文件，但我感到很没有把握的是，那些通过或批准这些决议的人是否真正确信无疑。比较起来，我倒觉得从马克思列宁主义体系中得出的世界政治和意识形态结论更有逻辑连贯性，但另一方面也更有危险性。还没有一个身居领导地位的俄国人或者东欧其他共产党国家的元首，曾在我面前用马克思主义的或者列宁主义的或者任何其他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原则来论述自己国家的外交或安全政策。他们拿出的论据从来都是扎根于自己国家的理性和自己民族利益的。 
　　在欧洲安全政策领域，情况亦无不同。人们可以用这种或那种方式从马克思和恩格斯或列宁这些思想家的学说中引出“共处”这个外交政策原则——一条抽象的原则，看起来它不仅是适用的，而且是不可攻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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