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古代中国文化有一个的特点就是基础理论比较少，甚至有很多空白。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古代典籍往往只有结论，而没有论据和论证，比如《道德经》《论语》《孙子兵法》等著作，它们都是给出结论、给出观点、给出方法，但不做论证的。

古代的这种著述方式，导致我们现在比较难以读懂古籍，因为中国古籍中诸多结论，我们无法知道它是如何推导出来的。

用现代治学中比较通用的术语来讲这一现象的话，那就是只有经验，而缺乏基础理论。

中国乃是诗歌大国，从四千多年前的《击壤》《南风》以及《孺子歌》（《沧浪歌》）等开始，中国诗歌的历史有四千多年，而流传下来的数量也是多的。

可中国古代的关于诗歌本身的成体系论述的专著却没有，古人对于诗歌的论述如《论语》一样是片段性的，大多散见于各种诗话词话、选集序跋、友朋信札、诗词评语之中。它们的重心在于记载一些古代诗人的生平事迹和文学活动，记述一些诗歌本事、奇闻趣事，以及品评古代诗人的艺术成就、艺术风格，点评古代的名篇佳作等。虽然他们同时也总结了古代诗歌创作的一些经验，也探讨了诗学理论方面的一些问题，但却缺乏理论上的系统性、科学性和论述的周密性、完整性，它们的论述因为往往是片段式的，所以也就众说纷纭，无法形成一个完整贯通为一体的具理论体系的学说。

无论是钟嵘的《诗品》，还是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与李生论诗书》中提出的诗味说，其实都属于诗歌鉴赏的范畴。严羽的《沧浪诗话》、王士祯的《渔洋诗话》、袁枚的《随园诗话》等，大约都不脱上面所讲的本质为诗话、评论的主体内容范畴。

我们现在一般人能举出来的古诗理论概念，无非就是风雅颂、赋比兴、诗言志等，诗言志讲的是诗歌的功能，风雅颂讲的是诗歌的体裁，其实这种体裁跟功能是一体的，赋比兴则是讲创作手法。

中国古代文化比较注重实用性，而忽略逻辑性和理论性，以诗论而言，古代诗论很多是讲诗的社会功能的，如孔子讲《诗经》时提到的兴观群怨，也是讲其社会功用的，还有后来的感物吟志、美刺（讽喻）、诗史、言情、唱和等，都是讲诗的社会功能。

又如在创作手法方面，古人讲赋比兴，又讲用典，至于后来发展出的衔头、回环、藏头等诗歌的形式，大多都只是小巧而无关大局。

对于诗歌给诗人和读者带来的精神感觉，也就是审美所得，大体上有兴趣说、神韵说、性灵说、风骨说、滋味说、韵味说、理趣说……

而从诗的风格来讲，则有温柔敦厚、雄浑、冲淡、自然、含蓄、绮丽、疏野……

古代论诗，有诗言志、诗言情，既是诗歌的功能，也是诗歌的内容和目的。但志为上、情为下。为什么志为上、情为下？因为“发乎情，止乎礼义”。而志是不需要止乎什么的，因为志本就是高级的情感活动和思想活动。

情志之外，再加一个景，再加一个事，诗歌的大体就具备了。今人有论，情与景是中国诗歌重要的两元。景，古代称象，象的范畴很大，涵盖景和事，所以在本书中，以象的概念代替景的概念。

由于诗和画都可以表达景象，所以就有了诗中有画之说，不过这一个说法其实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因为诗和画是描写景象的不同手段，诗的笔法和画的笔法本就有相通之处，强说诗中有画只能算是一个强调的说法。诗和画都有上品和凡品，所描写景物自然皆有上品和凡品，诗中有画这种笼统的说法是不严谨的，不足以作为一种诗论。

有了情和景，于是就有了所谓景语、情语、情景交融。后来又有了情境、景境。

因为有了事，于是就有了叙事诗，于是就有了诗史之说。

由于有志，而古汉语的志既包括情志也包括理性，于是诗歌中就有了论理之语，于是有了理趣说。

以上诸多散碎的诗学理论，构不构成一个完整的关于中国古诗的基础理论体系？应该是不够的。

中国诗歌的基础理论在哪呢？我们还需要继续探讨，而本书探讨的，也仅仅是喻诗而已。

宋诗的开局和格局

按语：王子居对中国诗歌的认知，是难以比拟的，很多学者看似一样的问题，看似一样的水平，到了王子居这里就分出了很多层次：

我们上面所粗列的初唐诗歌开局时的气象、风骨、格局，不要说初宋，就连整个宋朝都没有。

宋诗一起步其格局就很小、格调就很低，既没有学《诗经》的比兴风雅，也没有学《离骚》香草美人的指喻，也没有学汉魏的风骨、盛唐的气象，就连两晋的玄谈清古和山水绮丽也没有学，宋诗学的是什么呢？

据宋末诗人方回所述，北宋初期，文坛上沿袭唐末五代颓靡纤丽文风，宋初诗派林立，主要是白体、西昆体、晚唐体：“宋铲五代旧习，诗有白体、昆体、晚唐体。”（《送罗寿可诗序》，《桐江续集》卷三二，见网络百科）

单看这*的三个流派，就知道宋诗的开局是多么差了。而且其中的白体是为了纠正西昆体、晚唐体的艳丽浮靡而出现的。

比如在宋初立志改正宋诗之浮靡的王禹偁，在宋初诗人中，算是成就颇高的了，他留下的一首词在艺术上也还算不错，他写诗明志“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他是白体的旗手般的人物。

但事实上，王禹偁早年多作闲适诗，到了晚年却多作讽喻诗，据说正与白居易相反。

王禹偁早年过度推崇白居易，晚年则过度推崇杜甫，甚至连“子美集开诗世界”都讲出来了，他主张“句之易道，义之易晓”，这就是直接承自白居易那种要让老妪也能读懂的诗风。

王禹偁的诗放到整个宋代，其实也数得着，至少在我看到的二百首左右的《宋诗名篇赏析》里，就有他两首。这个集子选了82位诗人，照这个比例来讲，王禹偁差不多能算是两宋诗人的前50强了。

下面是我从网上看到南京大学中文系莫砺锋教授讲的故事：

王禹偁从开封被贬至陕西商州，他家院子里桃李花开，因刮了一夜的大风，把桃树、杏树的树枝都刮断了，但树枝上依然繁花怒放，上面还有小鸟在啼鸣。王禹偁触景生情写了一首诗：

两株桃杏映篱斜，妆点商州副使家。

何事春风容不得，和莺吹折数枝花。

结果过了几天，儿子王嘉祐对他说：“父亲大人，你的这首诗，怎么好像是从杜甫诗里抄来的。”王禹偁很吃惊，因为他完全是自己独立创作的。于是他儿子拿出一本杜甫诗集给他看。果然，杜甫写过一首《绝句漫兴》：

手种桃李非无主，野老墙低还是家。

恰似春风相欺得，夜来吹折数枝花。

结果王禹偁大喜。他说，“想不到我的诗写到这种境界了，与杜甫如此接近了。”据说他因此写下他那有名的“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

因为一首诗的相像，王禹偁觉得自己是杜甫转世了。

事实上，杜甫这首《绝句漫兴》，在杜甫的诗集中算不上一流之作，也就是二三流的水准。

王禹偁的诗与杜甫的诗非常相近，无论是题材、次序、具体描写，王禹偁的诗都很像是杜甫诗的翻版，那么两首诗真的差不多吗？事实上还是有着不小的差距的。

杜甫虽然在盛唐排不上队，挤不进盛唐大诗人、名诗人的序列，但他把宋朝诗人依然甩了几条大街远，比如这两首看似差不多的诗句：

王禹偁的“两株桃杏映篱斜”一句，“两株桃杏”显然是极简单的叙述，是小学生造句的水平，而“映篱斜”稍有点描写，勉强算是形态描写不错，小学生造句估计是造不出来的，而杜甫的“手种桃李非无主”，看起来似是一句废话，但“非无主”总还有点趣味，而“手种桃李”也比“两株桃杏”的内容要丰富，它至少说明这桃李是自己亲手种的，多了一丝意味，毕竟你自己种下的树总会比普通的树多带一点感情或感觉的吧？所以杜甫诗里的桃李与人是互动的，它在诗意的层次上要更丰富，比王禹偁的诗多了层次感。

王禹偁“妆点商州副使家”以半拟人的修辞造句，比上句是要好些的，因为多了拟人的修辞格从而多了趣味，但杜甫的“野老墙低还是家”却用反义道出了比王禹偁更多的意味。“我这墙虽然很低显得我很寒酸，但毕竟是个家呀”，杜甫这句诗的另一重意思其实就是“以我杜甫的才华，怎么可以住这么寒酸的屋子呢？”所以他的诗意味较之王禹偁是要浓很多的。而且这种浓关联到下联“恰似春风相欺得”，其反讽的意味很强烈，“我这住着低墙的寒酸野老，竟然还被春风欺负，把我亲手种下的桃李都给吹折了。”“我都这么穷了，你们还来欺我”，诗意自然浓厚。这种诗意的递进，也令得杜甫诗较之王禹偁的诗更富内涵。

下联两人几乎雷同，不过杜甫的“相欺得”确实不如王禹偁“容不得”流畅，“恰似”的直白也不如“何事”的反问更具婉曲的诗意，唯独“和莺”两字看似比“夜来”两字多了一层很美的诗意，但吹折树枝的狂风属于暴戾之物，如何与莺的婉转鸣啼相和呢，称和莺很不相称，称惊莺倒还差不多。

很明显的，王禹偁的末句在诗意的构造上是有毛病的，是病句。

说起来这两首诗还都是喻诗，都带了一点若有若无的喻义，但杜甫的上联完胜王禹偁，“手种桃李非无主，野老墙低还是家”在艺术技巧上运用反义，通过“非无主”表示自己还是有点财产的，至少还拥有自己种下的桃李，通过此反讲自己穷，而“野老墙低”则是在直接表达自己贫穷，有了这桃李和低墙的铺垫，“还是家”那酸酸的诗味就出来了，而这种穷困状态下，还被春风欺负，味道也便更浓了。

而王禹偁的诗呢？先是写艳丽的桃李妆点一个官员的家庭，然后写春风容不得，居然与娇莺一起吹折了数枝花，在意境上就完全没有杜诗那种较为深刻的味道了。

所以事实上，虽然看起来题材、次序、具体描写、指喻等各个方面两首诗都极为相像，但事实上，无论在诗的整体结构上，还是诗的起承转合上，甚至在指喻的自然上，王禹偁的诗作较之杜甫都还差了很多。

而这还只是杜甫诗集中非常普通的一首作品。

王禹偁能讲“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实则是他没有看清自己与杜甫普通诗歌的真实差距，这种看起来差不多实则差距很大的诗作，王禹偁都看不出来，整个宋朝其实也都看不出来，如果他们连在盛唐时只算个边缘小弟，根本挤不进大诗人序列，甚至挤不进名诗人序列的杜甫的普通之作的技巧和造诣都看不清楚，那么整个宋朝的诗人虽然能感觉到自己和盛唐的差距有多大，却始终弄不明白差距究竟在哪里（如果他们能弄清楚差距在哪里，他们也就不会望唐诗而兴叹了，因为知道差距在哪里，就能弥补这个差距）。

看起来很相似、很相近，其实还差得远，这种很相似中的不同、很相近中的距离，也许只是一线之隔，但却是很多诗人终其一生也无法突破的。比如在两宋能排进前50的王禹偁连杜甫的平常诗作都突破不了，就更别说杜甫诗中的气象、骨力等真正的特质了。

我们以此来看王禹偁的“句之易道，义之易晓”，其实是对诗歌艺术追求的一种松懈，是一种低标准的要求，这种本来不能作为标准的标准，当它成了一种标准后，像什么梨花体、乌青体等诗作，都比王禹偁的诗还要“句之易道，义之易晓”，它们是不是比王禹偁的诗更好呢？这个问题如果由王禹偁来回答，还是比较有意思的。

“句之易道，义之易晓”是句文言文，如果把它译成白话文，其实就是“我们把诗写得越简单越好”，在白话文的语境下，我们就更容易理解初宋时人们对诗歌的追求了。

事实上，既然连北宋三大诗人之一的王安石都绝望得认为“世间好语言，已被老杜道尽；世间俗语言，已被乐天道尽”，那么走不出一条路来的宋代诗人们，有很多人也只好追求“句之易道，义之易晓”了，因为他们已经没有其他的能够去追求。

这种追求导致了什么呢？就是导致了宋诗从一开始就是低格局，然后不断地用相对层面更高一点但*层面依然很低的标准来纠正这个低格局，所以从一开始宋诗就是没有希望的。

如果后世诗歌没有更好的发展，那么宋诗还能在文学史上占有很尴尬的一席之地，但如果后世诗歌得到更好的发展，走出更好的路，那么随着时间的流逝，史书或文学史的时间跨度越长，宋诗在后世文学史上的篇幅将会越来越短，甚至*后一笔带过乃至于彻底消失……

元明清，就更不必说了。

在《唐诗小赏》里，对五绝和五律进行了排序，五绝分了二十个序列，五律分了十三个序列，虽然它们不是严格的层次等级，但事实上它们也具有了一种隐含的诗艺高低的层次等级。

如果将中国古诗细分等级层次的话，那它可能至少有几十个层次甚至可能达到一百个层次，假设中国古诗有三十个层次，那宋诗从整体上来讲，只能徘徊在二十五名以后。

世上所有的高度和难度都是相对的，如《唐诗小赏》所选的五绝和五律里，杜甫的诗在十个序列之外，他的五绝和五律在唐朝只是个小土包，但对于宋朝来说却被视为一座翻不过去的大山。

这就是宋诗的尴尬。

按语：王子居对中国诗歌的认知，是难以比拟的，很多学者看似一样的问题，看似一样的水平，到了王子居这里就分出了很多层次：

我们上面所粗列的初唐诗歌开局时的气象、风骨、格局，不要说初宋，就连整个宋朝都没有。

宋诗一起步其格局就很小、格调就很低，既没有学《诗经》的比兴风雅，也没有学《离骚》香草美人的指喻，也没有学汉魏的风骨、盛唐的气象，就连两晋的玄谈清古和山水绮丽也没有学，宋诗学的是什么呢？

据宋末诗人方回所述，北宋初期，文坛上沿袭唐末五代颓靡纤丽文风，宋初诗派林立，主要是白体、西昆体、晚唐体：“宋铲五代旧习，诗有白体、昆体、晚唐体。”（《送罗寿可诗序》，《桐江续集》卷三二，见网络百科）

单看这*的三个流派，就知道宋诗的开局是多么差了。而且其中的白体是为了纠正西昆体、晚唐体的艳丽浮靡而出现的。

比如在宋初立志改正宋诗之浮靡的王禹偁，在宋初诗人中，算是成就颇高的了，他留下的一首词在艺术上也还算不错，他写诗明志“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他是白体的旗手般的人物。

但事实上，王禹偁早年多作闲适诗，到了晚年却多作讽喻诗，据说正与白居易相反。

王禹偁早年过度推崇白居易，晚年则过度推崇杜甫，甚至连“子美集开诗世界”都讲出来了，他主张“句之易道，义之易晓”，这就是直接承自白居易那种要让老妪也能读懂的诗风。

王禹偁的诗放到整个宋代，其实也数得着，至少在我看到的二百首左右的《宋诗名篇赏析》里，就有他两首。这个集子选了82位诗人，照这个比例来讲，王禹偁差不多能算是两宋诗人的前50强了。

下面是我从网上看到南京大学中文系莫砺锋教授讲的故事：

王禹偁从开封被贬至陕西商州，他家院子里桃李花开，因刮了一夜的大风，把桃树、杏树的树枝都刮断了，但树枝上依然繁花怒放，上面还有小鸟在啼鸣。王禹偁触景生情写了一首诗：

两株桃杏映篱斜，妆点商州副使家。

何事春风容不得，和莺吹折数枝花。

结果过了几天，儿子王嘉祐对他说：“父亲大人，你的这首诗，怎么好像是从杜甫诗里抄来的。”王禹偁很吃惊，因为他完全是自己独立创作的。于是他儿子拿出一本杜甫诗集给他看。果然，杜甫写过一首《绝句漫兴》：

手种桃李非无主，野老墙低还是家。

恰似春风相欺得，夜来吹折数枝花。

结果王禹偁大喜。他说，“想不到我的诗写到这种境界了，与杜甫如此接近了。”据说他因此写下他那有名的“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

因为一首诗的相像，王禹偁觉得自己是杜甫转世了。

事实上，杜甫这首《绝句漫兴》，在杜甫的诗集中算不上一流之作，也就是二三流的水准。

王禹偁的诗与杜甫的诗非常相近，无论是题材、次序、具体描写，王禹偁的诗都很像是杜甫诗的翻版，那么两首诗真的差不多吗？事实上还是有着不小的差距的。

杜甫虽然在盛唐排不上队，挤不进盛唐大诗人、名诗人的序列，但他把宋朝诗人依然甩了几条大街远，比如这两首看似差不多的诗句：

王禹偁的“两株桃杏映篱斜”一句，“两株桃杏”显然是极简单的叙述，是小学生造句的水平，而“映篱斜”稍有点描写，勉强算是形态描写不错，小学生造句估计是造不出来的，而杜甫的“手种桃李非无主”，看起来似是一句废话，但“非无主”总还有点趣味，而“手种桃李”也比“两株桃杏”的内容要丰富，它至少说明这桃李是自己亲手种的，多了一丝意味，毕竟你自己种下的树总会比普通的树多带一点感情或感觉的吧？所以杜甫诗里的桃李与人是互动的，它在诗意的层次上要更丰富，比王禹偁的诗多了层次感。

王禹偁“妆点商州副使家”以半拟人的修辞造句，比上句是要好些的，因为多了拟人的修辞格从而多了趣味，但杜甫的“野老墙低还是家”却用反义道出了比王禹偁更多的意味。“我这墙虽然很低显得我很寒酸，但毕竟是个家呀”，杜甫这句诗的另一重意思其实就是“以我杜甫的才华，怎么可以住这么寒酸的屋子呢？”所以他的诗意味较之王禹偁是要浓很多的。而且这种浓关联到下联“恰似春风相欺得”，其反讽的意味很强烈，“我这住着低墙的寒酸野老，竟然还被春风欺负，把我亲手种下的桃李都给吹折了。”“我都这么穷了，你们还来欺我”，诗意自然浓厚。这种诗意的递进，也令得杜甫诗较之王禹偁的诗更富内涵。

下联两人几乎雷同，不过杜甫的“相欺得”确实不如王禹偁“容不得”流畅，“恰似”的直白也不如“何事”的反问更具婉曲的诗意，唯独“和莺”两字看似比“夜来”两字多了一层很美的诗意，但吹折树枝的狂风属于暴戾之物，如何与莺的婉转鸣啼相和呢，称和莺很不相称，称惊莺倒还差不多。

很明显的，王禹偁的末句在诗意的构造上是有毛病的，是病句。

说起来这两首诗还都是喻诗，都带了一点若有若无的喻义，但杜甫的上联完胜王禹偁，“手种桃李非无主，野老墙低还是家”在艺术技巧上运用反义，通过“非无主”表示自己还是有点财产的，至少还拥有自己种下的桃李，通过此反讲自己穷，而“野老墙低”则是在直接表达自己贫穷，有了这桃李和低墙的铺垫，“还是家”那酸酸的诗味就出来了，而这种穷困状态下，还被春风欺负，味道也便更浓了。

而王禹偁的诗呢？先是写艳丽的桃李妆点一个官员的家庭，然后写春风容不得，居然与娇莺一起吹折了数枝花，在意境上就完全没有杜诗那种较为深刻的味道了。

所以事实上，虽然看起来题材、次序、具体描写、指喻等各个方面两首诗都极为相像，但事实上，无论在诗的整体结构上，还是诗的起承转合上，甚至在指喻的自然上，王禹偁的诗作较之杜甫都还差了很多。

而这还只是杜甫诗集中非常普通的一首作品。

王禹偁能讲“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实则是他没有看清自己与杜甫普通诗歌的真实差距，这种看起来差不多实则差距很大的诗作，王禹偁都看不出来，整个宋朝其实也都看不出来，如果他们连在盛唐时只算个边缘小弟，根本挤不进大诗人序列，甚至挤不进名诗人序列的杜甫的普通之作的技巧和造诣都看不清楚，那么整个宋朝的诗人虽然能感觉到自己和盛唐的差距有多大，却始终弄不明白差距究竟在哪里（如果他们能弄清楚差距在哪里，他们也就不会望唐诗而兴叹了，因为知道差距在哪里，就能弥补这个差距）。

看起来很相似、很相近，其实还差得远，这种很相似中的不同、很相近中的距离，也许只是一线之隔，但却是很多诗人终其一生也无法突破的。比如在两宋能排进前50的王禹偁连杜甫的平常诗作都突破不了，就更别说杜甫诗中的气象、骨力等真正的特质了。

我们以此来看王禹偁的“句之易道，义之易晓”，其实是对诗歌艺术追求的一种松懈，是一种低标准的要求，这种本来不能作为标准的标准，当它成了一种标准后，像什么梨花体、乌青体等诗作，都比王禹偁的诗还要“句之易道，义之易晓”，它们是不是比王禹偁的诗更好呢？这个问题如果由王禹偁来回答，还是比较有意思的。

“句之易道，义之易晓”是句文言文，如果把它译成白话文，其实就是“我们把诗写得越简单越好”，在白话文的语境下，我们就更容易理解初宋时人们对诗歌的追求了。

事实上，既然连北宋三大诗人之一的王安石都绝望得认为“世间好语言，已被老杜道尽；世间俗语言，已被乐天道尽”，那么走不出一条路来的宋代诗人们，有很多人也只好追求“句之易道，义之易晓”了，因为他们已经没有其他的能够去追求。

这种追求导致了什么呢？就是导致了宋诗从一开始就是低格局，然后不断地用相对层面更高一点但*层面依然很低的标准来纠正这个低格局，所以从一开始宋诗就是没有希望的。

如果后世诗歌没有更好的发展，那么宋诗还能在文学史上占有很尴尬的一席之地，但如果后世诗歌得到更好的发展，走出更好的路，那么随着时间的流逝，史书或文学史的时间跨度越长，宋诗在后世文学史上的篇幅将会越来越短，甚至*后一笔带过乃至于彻底消失……

元明清，就更不必说了。

在《唐诗小赏》里，对五绝和五律进行了排序，五绝分了二十个序列，五律分了十三个序列，虽然它们不是严格的层次等级，但事实上它们也具有了一种隐含的诗艺高低的层次等级。

如果将中国古诗细分等级层次的话，那它可能至少有几十个层次甚至可能达到一百个层次，假设中国古诗有三十个层次，那宋诗从整体上来讲，只能徘徊在二十五名以后。

世上所有的高度和难度都是相对的，如《唐诗小赏》所选的五绝和五律里，杜甫的诗在十个序列之外，他的五绝和五律在唐朝只是个小土包，但对于宋朝来说却被视为一座翻不过去的大山。

这就是宋诗的尴尬。

王子居：曾为跨国企业做管理培训并于国企、出版社等任职，人民网等多家央媒、国媒或采访过他或发布过他的学说。少见个人信息，只有作品信息，算是醉神蜜的、当代中国已知学术著作醉多、涉及范围醉广的33维大学者。

中国独有的喻学和演学基础理论体系的创立者，博学家、养生学家、医学理论家及科普作家、33维大诗人、文学和诗学理论家、文字学家、修辞学家、管理学者……

在诗歌方面，超越李白王维的单句三两维诗境，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