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的遗产-作为方法与镜像的世界

一切的缘起，在于一部名为《红楼梦》的小说。

简单地称《红楼梦》为一部小说，在今天的《红楼梦》研究中，显得有些异样，因为通常在“小说”之前，短的定语也要加上“伟大”两个字，至于“中国古典小说的”“中国小说家的圣经”“中国古典文学的集大成之作”之类的评价，不胜枚举，这些闪闪发光的描述虽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红楼梦》是一部小说，但却也都在说，《红楼梦》不只是一部小说，至少不是一部普通的小说。

诞生于18世纪的《红楼梦》，在其问世之后，虽然因其特有的文学品质而蒙读者青目，在小说叙事还未获得文化尊严的情况下，也被一些不逐流俗的士大夫目为“奇书”，甚至产生了戏谑“经学”的“红学”一说，但它并不具有日后所获得的特殊文化地位和巨大影响力。

《红楼梦》在它诞生的时候，并不是一部典籍，而只是一部略显异样的小说。套用《资本论》中描述货币诞生的那句话：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我们似乎可以说，《红楼梦》天然不是中国叙事文学的经典，而中国叙事文学的经典，天然是《红楼梦》。如同金银作为贵金属的自然属性，使其成为货币诞生时的必然选择，但货币诞生的根本力量，却是生产力的发展和商品交换的扩大。《红楼梦》所具有的艺术品性，使其成为中国叙事文学的经典，但《红楼梦》的经典化，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化发展以及各种政治力量、意识形态建设需要等等复杂因素形成的历史合力作用的结果。

一、进入现代

小说在中国改变边缘化的命运，取代诗歌、散文成为主流的文学文体，与中国在19世纪中叶之后遭遇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开启现代化进程是同步的。1902年，梁启超创办《新小说》报，其办报宗旨即为“专在借小说家言，以发起国民政治思想，激励其爱国精神”，他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更是全面阐述了小说革命的纲领，“欲新一国之国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1]，明确将“小说界革命”作为新民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小说界革命”和维新运动不过是更大、更彻底的变革的先声，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制政体，“礼崩乐坏”的中国进入了一个新旧思想激烈碰撞的时期，五四新文学运动带着弑父式的反叛气质开始了对“旧文学”与“旧文化”的彻底清算。数千年的文学标准被颠覆，此前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品都被重新估量价值，《红楼梦》《水浒传》《儒林外史》等一批优秀的古典白话小说，进入了五四新文学健将们的视野，在他们重新厘定的文学坐标系里，这些白话小说从受人轻视的鄙俗文学小道的边缘位置，挪到了文学的中心，取代了一直为士大夫所看重的诗、文等雅驯文体，成为文学正宗。其实，“神圣曹（雪芹）、施（耐庵）”，是为了“土芥归（有光）、方（苞）”，一切都为了建设“新文学”的需要。

新文学运动家们提倡“白话文学”“平民文学”“人的文学”，而《红楼梦》因其特有的思想内蕴和艺术品质，在新的历史时期里被予以新的解读，从而为新的文学导向提供了合适的本土文本证据，于是在蔡元培、胡适、鲁迅、陈独秀、周作人、俞平伯、钱玄同、傅斯年等新文学运动健将阐述文学革命观点时，《红楼梦》被高密度提及，就连对中国传统小说一贯苛刻的周作人，也对《红楼梦》网开一面，承认它是算得上“平民文学”的作品。

《红楼梦》因为其“深刻而流丽的白话”而作为古代白话小说典范作品的身份，被确立为中国文学的正宗，成为即将展开的现代文学叙事的源头活水。但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的健将们，对于《红楼梦》的艺术成就又出现了评价极低的矛盾现象。

钱玄同作为新文学革命的健将之一，曾和陈独秀、胡适就如何认识《红楼》《水浒》这样的旧小说，在《新青年》上有过专门的通信交流：

弟以为旧小说之有价值者不过施耐庵之《水浒》，曹雪芹之《红楼梦》，吴敬梓之《儒林外史》三书耳。^[2]

我以为不但《金瓶梅》流弊甚大，就是《红楼》《水浒》，亦非青年所宜读；吾见青年读了《红楼》《水浒》，不知其一为实写腐败之家庭，一为实写凶暴之政府，而乃自命为宝玉武松，因此专务狎邪以为情，专务“拆梢”以为勇者甚多。^[3]

由此可见，钱玄同一方面肯定《红楼梦》的价值，一方面又对《红楼梦》的主题和主人公的理解有着巨大的偏差，对其价值判断的矛盾之处也让人瞠目。

与钱玄同观点类似的，还有傅斯年：

我们固不能说《红楼梦》《水浒》不是文学，然亦不成其为真有价值的文学，固不能不承认《红楼梦》、《水浒》的艺术，然亦断断乎不能不否认他们的主旨。艺术而外无可取，就是我们应当排斥的文学。^[4]

如果脱离了具体的历史文化时空，我们很可能无法接受对《红楼梦》做出如此之低且不符合实际的评价。放回到五四新文学革命的现场，我们才能看清楚此类判断背后没被说出的东西。“新文学”打碎了一个“旧世界”，在一片空地上重建自己的文学“新世界”，《新青年》上这些关于中国古典白话小说的争论，其目的并不是，至少主要目的不是评价《红楼梦》《水浒传》，而是为自己的那个“文学新世界”描画蓝图，确立范本。虽然“新文学”运动家们两手空空，但在他们心中，其实已有范本，那就是在19世纪取得了辉煌成就的欧美现实主义小说，在这些外国作品没有得到充分译介和阅读的情况下，五四新文学运动家们只能拿更为国人熟悉的旧说部来比画未来中国新小说的进深宽窄。

沈从文1931年在《论中国现代创作小说》一文中分析文学革命以来中国小说创作情况时指出：

《红楼梦》、《水浒》、《西游记》等书，被胡适之提出，给了一种新的价值，使年青人用一种新的趣味来认识这类书。^[5]

此处“新的价值”，指的正是新文学提倡的价值：“平凡的亲切”“真实易解”“为人生的文学”。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新的价值”，是胡适之们“给”的。

刘半农在其《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中，谈及小说创作的艺术借鉴时说：“作白话小说，求其细腻，当取法于《红楼》。”^[6]又在议论“小说家本领”时，将曹雪芹与欧美现代著名小说家相提并论，评说《红楼梦》，显然是推介“新”和“洋”的小说观念和创作原则的方便法门。

如吾国之曹雪芹李伯元吴趼人，英国之狄铿士萨克雷吉伯林史梯文生，法国之龚枯尔兄弟与莫泊三，美国之欧亨利与马克吐温，其心思之细密，观察力之周至，直能将此世界此社会表面里面所具大小精粗一切事物，悉数吸至笔端，而造一人类的缩影，此是何等本领。^[7]

五四新文学健将们，对《红楼梦》的评价不无矛盾之处，主要原因是当时他们关于中国现代小说的观念并不成熟。新文学的文学主张，是先于新文学创作实践而提出的，在五四心态之下，对于属于古代文学范畴的《红楼梦》的肯定不无权益和功利的色彩，故而出现了这样的矛盾。

五四时期的新文学，口号比作品有力，还没有出现鲁迅先生所说的“真货色”。1920 年年末,《小说月报》作为重要的新文学阵地，开始以“写实主义”号令文学界，而新文学真正的大收获，却还要等到三四十年代才实现。的例外是鲁迅，中国现代小说在鲁迅手里发端，也在鲁迅手里成熟，并且达到高峰，而对《红楼梦》迄今看来都未失去价值的发现和肯定，也是鲁迅做出来的。他认为《红楼梦》艺术价值的要点就在敢于“如实描写” ,“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8]鲁迅同时还为这一关于小说的创作原则的论述，提供了艺术品质极高的文本作为佐证，身体力行地树立起了中国小说现代化与民族化的成熟典范。

胡适力图为传统文化寻求转机的“整理国故”，将杜威的实验主义与乾嘉学派的实证方法结合，以科学的精神来对传统文化“做些整理的功夫”。标志新红学诞生的《红楼梦考证》，就是其中为著名的“尝试”。比起胡适的“自叙传”的观点和索隐派的附会，新红学这场考证和论争本身对中国现代小说的影响，显然更大。以对待经书的形式，郑而重之地考据几本旧小说，这极大地提高了小说叙事的文化地位，使《红楼梦》的社会影响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1921年，亚东书局出版了《红楼梦》新版本，由汪原放点读整理，参照西方出版的书籍版式，采用西式标点，这就是《红楼梦》传播史上影响深远的亚东本。亚东本《红楼梦》校勘严谨，印刷质量良好，尤其是对现代版式和标点的使用，使得读者在阅读接受上，甚至在作品内容的呈现效果上，都在某种程度上跨越了“古代”与“现代”的藩篱。亚东本的出现成为《红楼梦》现代传播的标志性事件，出版后多次再版。从20世纪20年代的报章评论可知,“自从白话文兴盛以来,《红楼梦》一跃成了文坛上的上客”^[9]。据北京高等师范学院1922 年以答卷形式向近千人所做的一次“民意调查”，及1923 年孙伏园主编的《京报副刊》所进行的一次“青年爱读书”的社会调查,《红楼梦》均名列榜首，成为当时青年喜爱的读物。^[10]

五四新文学运动在《红楼梦》经典化建构中，是至关重要的一步，但也是功过参半、影响深远的一步。一方面，新文学运动对于《红楼梦》经典化的建构，开创了“肢解红楼为我所用”的先河，这种功利主义的继承思维自此滥觞。此后对于《红楼梦》，无论是作家还是研究者，几乎人人揣着一把阐释的刀，来解《红楼梦》这只牛。大家只割合乎自己胃口的肉，名之曰“精华”，把剩下的皮骨称之为“糟粕”。但也是五四这个历史性机遇，使《红楼梦》实现了文化身份的转变，作为具有和世界文学名著对话资格的少数中国古代小说，为广大现代青年，特别是文学青年重视，开始深刻影响处于准备阶段的中国现代作家队伍。也就是从五四开始，《红楼梦》脱离一般的中国古典小说，成为中国文学阅读的必选读本，影响读者同时也影响作家，以特殊的典籍身份参与到中国现当代小说创作的现场。

......

^[1]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号（1902年），引自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0页。

^[2] 
钱玄同《致陈独秀信》，1917年《新青年》第3卷第1号，引自严家炎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二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4页。

^[3] 
《通信：论小说及白话韵文》钱玄同答胡适之，1918年《新青年》第4卷第1号，引自严家炎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二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4页。

^[4] 
傅斯年《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胡适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引自闵虹主编《百年红学》，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226页。

^[5] 
沈从文《论中国现代创作小说》，引自吴福辉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三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18页。

^[6] 
刘半农《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新青年》1917年第3卷，引自严家炎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二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7页。

^[7] 
同1，第28页。

^[8] 
鲁迅《清之人情小说》，《鲁迅全集》第九卷，引自张宝坤选编《名家解读〈红楼梦〉》，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0页。

^[9] 
哀梨《红学之点滴》，《世界日报》1927年 9月3日，引自吕启祥、林东海主编《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84页。

^[10] 
黎荔《〈红楼梦〉与五四新文学观建构》，《创新》2008年第4期，第126页。

计文君是小说家里zui懂《红楼梦》的，她是《红楼梦》的知音。同时，她又是红学家里zui会写小说的，她是当代人的知己。有此一人，《红楼梦》和当代人心心相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