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与顽童

当我在罗曼和利特尔菲尔德出版公司（Rowman & Littlefield）的编辑约翰·席斯克（Jon Sisk）提醒我，自本书版问世以来已过去25年了，我惊讶于时间的飞逝，但很高兴这本书还在出版中。
关于这本书，我常被问到的问题是它是否真的让老师们更加关注他们的伦理义务。很遗憾，即使我很保守的愿望也可能过于乐观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各大学的院系都想在全国排名中表现得更好，一些名声很好的研究生项目也在教育质量上出现了恶化。
不幸的是，这种面向排名的努力并没有被用来加强培养方案的设计以确保学生的知识广度，或者开设教学方法的课程以提高未来教师的教学技能。相反，一种流行的做法是用尽可能高的薪酬和尽可能少的教学任务来吸引明星教授跳槽。大学的标准教学量是每个学期一门研究生课程和一门本科生课程。显然当今的学者中很少有人会被这样的教学量所吸引。相反，更有吸引力的做法是不要求任何的本科教学，只要求很有限的研究生教学，大概每学期甚至每学年不超过一门课程。然而，有吸引力的条件远远超过这些：一上来就直接给教授一个学术假期。在我所知的一个案例中，一所学校开出的一年学术假的条件竟然还被另一所学校的两年学术假“秒杀”了。
这个案例中的两个哲学系试图吸引一位备受推崇但还称不上伟大的道德哲学家。我建议那个抢人失败的哲学系可以考虑在其教员名单上增加一个远远更有声望的名字：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当然，亚里士多德不可能出现在学校里， 不过那位明星教授也不会。两位教授在教学和研究生指导上的工作量也是相同的——等于零。此外，由于排名并不取决于教授是否在校，而是取决于他们的著作是否更受关注，亚里士多德显然是更好的选择。事实上，第二年该系可以通过引进康德（Kant）进一步提高教师队伍的水平，或许引进尼采（Nietzsche）也行。
当然，按理说即使是著名的教授也应该至少讲授一门研究生课程。然而，面对这个不受欢迎的任务，“大牛”们仍然可以有变通的办法，比如安排与同事一起进行团队教学并外请老师来讲几次。这样，课堂就可以变成一个专业的讨论班，让老师在上课的幌子下实现科研的目的。
至于综合考试，现在这年头谁还想浪费时间出题和打分呢？一个常见的替代方法是要求博士生写资格论文，然后建议优先选那些在教师研究兴趣范围内的题目。这样，教授们就可以专注于自己的科研目标了。
当研究生们意识到教授们自认为是学术游轮上被服务的尊贵客人时，他们很可能会效仿这种自私的行为。他们不会知道教授们也应该有职业操守，有义务利用他们的专业知识为他人服务。
也许那些为高等教育买单的人终会意识到，学校领导们引以为豪的大学排名并不代表着在校学生——无论是研究生还是本科生——实际上得到了更高质量的教育。只有教师愿意认真履行他们的众多职责，才能有可能实现这一目标。
那么，这些职责究竟有哪些？为了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我写了这本书。
在这个新版本中，我对老版的内容略做修改，还在后附上了成书后我写的5 篇关于学术及职业伦理各个方面的论文。
我要感谢编辑约翰·席斯克一直以来的支持。 还要感谢我的兄弟，斯基德莫尔学院英语系的维克多·L. 卡恩（Victor L. Cahn）教授的建议和文字修改等帮助。我还要感谢我的妻子玛丽莲·罗斯（Marzlyn Ross）博士，一切尽在不言中。
谨以本书献给我的母亲伊夫琳·鲍姆·卡恩—— 一位广受爱戴的高中英语老师，以及她的兄弟莫顿·鲍姆—— 他在管理上的敏锐和创造性的规划促成了纽约市音乐及戏剧中心的成功（包括纽约市歌剧院和纽约市芭蕾舞团）。我的母亲和舅舅手足情深，他们对我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

“君子”与“顽童”指的是大学教师当中存在着的两种*情况：既有恪守职业及学术伦理的大学者和教育家，也有对学生、学术以及学术共同体不负责任的渎职者。
本书是西方教师职业伦理的经典之作，作者既是哲学家又是长期任职于世界一流大学的管理者。本书从教学、研究以及行政服务等角度，系统地梳理了大学教师的职责，探讨了其中的职业伦理问题。作为一位大学教授，不仅意味着科研和学术成就，也意味着要做一名合格的老师和学术共同体中负责任的一员。书中的讨论不仅仅停留在抽象的哲学层面，还结合了大量的类比以及生动的例子，并从制度设计及个人选择的角度给出了很多可操作的建议，对大学的各级管理者、教员以及即将走上大学教师工作岗位的年轻学者都会有所启示。

作者 斯蒂文·M.卡恩（Steven M.Cahn）,1942年生，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曾任教于达特茅斯大学、瓦萨大学、纽约大学、罗切斯特大学等高校，在佛特蒙大学做过哲学系系主任，在纽约大学做了十年的副校长。
译者 王彦晶，1982年生于北京，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逻辑学博士，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长聘副教授、副系主任，中国逻辑学会现代逻辑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入选第二批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计划”。专长为模态逻辑及其在哲学、计算机以及其他相关学科中的应用，在国际一流的哲学、逻辑学、人工智能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在专业领域内外长期关注及推动学术伦理的普及与建设。

中文版序言 i
序　言 iii
25周年纪念版自序 v
版自序 ix
章　教授的生活 001
第二章　教　学 011
教学的艺术 011
教师的责任 020
考试 028
评分 034
教师的角色 044
教学评估 051
第三章　科研和服务 061 
学术道德 061 
学术共同体 067 
院系内的义务 073 
毕业要求 078 
第四章　人事决策 095 
教员聘用 095 
终身教职 105 
投票程序 114 
教员解聘 121 
第五章　研究生教育 127
附　录 　
A.寻找管理者：缺失的一步 145
B.平权行动的两个概念 148
C.为什么不说实话？ 166
D.认真对待教学 168
E.教研究生如何教书 172
对进一步阅读的建议 177
索　引 181
作者简介 188
译后记 191

“君子”与“顽童”指的是大学教师当中存在着的两种*情况：既有恪守职业及学术伦理的大学者和教育家，也有对学生、学术以及学术共同体不负责任的渎职者。
本书是西方教师职业伦理的经典之作，作者既是哲学家又是长期任职于世界一流大学的管理者。本书从教学、研究以及行政服务等角度，系统地梳理了大学教师的职责，探讨了其中的职业伦理问题。作为一位大学教授，不仅意味着科研和学术成就，也意味着要做一名合格的老师和学术共同体中负责任的一员。书中的讨论不仅仅停留在抽象的哲学层面，还结合了大量的类比以及生动的例子，并从制度设计及个人选择的角度给出了很多可操作的建议，对大学的各级管理者、教员以及即将走上大学教师工作岗位的年轻学者都会有所启示。

作者 斯蒂文·M.卡恩（Steven M.Cahn）,1942年生，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曾任教于达特茅斯大学、瓦萨大学、纽约大学、罗切斯特大学等高校，在佛特蒙大学做过哲学系系主任，在纽约大学做了十年的副校长。
译者 王彦晶，1982年生于北京，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逻辑学博士，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长聘副教授、副系主任，中国逻辑学会现代逻辑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入选第二批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计划”。专长为模态逻辑及其在哲学、计算机以及其他相关学科中的应用，在国际一流的哲学、逻辑学、人工智能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在专业领域内外长期关注及推动学术伦理的普及与建设。

20世纪70年代初的一本书有一个很有煽动性的标题《不劳而获：一位大学教授不可告人的秘密》。作者的名字是“X教授”，但我后来才知道他是西部某所国立大学的历史系主任。他对大学教师的怀疑在这个直言不讳的评论中得到了体现：“在我认识的教授里，只有很少几个我能放心让他们照看花生摊，更不用说成为智慧和西方文明的守护者了。”[ 1 ]本着这种精神，让我简要介绍一位我曾经比较熟悉的教授。我不会提他的名字，但在那个时代，他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学者。他习惯性地取消自己的课，而在那些他好不容易出现的日子里，他也经常上课迟到，而且一般毫无准备。他的课没有任何考试，所以他不需要改什么卷子。他的每门课都只会留一篇期末论文作为作业，然后只是草草地读一读。如果喜欢他看的那几页，他就给这篇论文A。如果不喜欢，他就给B。没有提交论文的学生得到C。这个评分系统避免了大多数抱怨，尽管得到B 的学生偶尔会抗议为什么没得A。他总是慷慨地同意按照学生的要求修改成绩，从而完美地解决了这样的问题。他几周才看一次信，因此会错过一个接一个的截止日期。他从不参加任何全校教师会议。他确实参与了全系大会，但是每当要进行重要的投票时，他就设法离开会议室。当他被要求完成一项行政任务时，他的策略就是干脆不出现在学校，把事情推给系里的秘书。
这人当然是不道德的。他拥有“教授”的荣誉称号，但系统性地滥用了教授的职责。他应该被视为与腐败的高管以及不负责任的法官一样的人。就像在商界和法院一样，大学里也有玩忽职守的人。
我并不想暗示大多数教师都是不称职或不道德的。为了强调这一点，我现在介绍一位三十多岁的教授，在不到十年的学术生涯中他已经成就了非凡的发表纪录，并且正在建立起良好的国际声誉。他不仅出现在他所有的课上，还为那些可能在学业上遇到困难的学生提供额外的帮助。他为每节课做精心的准备，以至于他的讲稿实际上是可以发表的。他认真地设计考试内容并且进行严格的评分。他几乎每天都腾出时间给学生，并鼓励他们拿考试卷子和学期论文来讨论。他还乐意读系里同事给他的文章，并会给他们非常详细的评论。他出席所有的教师会议并有理有据地发表意见。他曾在学校的课程委员会任职，在重新制定本科毕业要求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几乎单枪匹马地修正了他所在学校处理学术不端问题的方式。他在所有系内事务中都扮演着同样积极的角色。
让我强调一点，这个人的敬业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在他的系里，还有好几个人同样专注于他们的学生、专业和学校。
我在哥伦比亚大学读本科期间，那里有着众多著名的学者和敬业的教师，例如雅克·巴尔赞（Jacques Barzun）、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唐纳德·弗瑞姆（Donald Frame）、查尔斯·弗兰克（Charles Frankel）、彼得·盖伊（Peter Gay）、摩西·哈达（Moses Hadas）、吉尔伯特·海特（Gilbert Highet）、理查德·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波利卡普·库施（Polykarp Kusch）、欧力斯特· 内格尔（Ernest Nagel）、迈耶·夏皮罗（Meyer Schapiro）和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用X 教授的话说，这个受人尊敬的团体完全可以作为“智慧和文明的守护者”。
教师有可能是无聊或懒惰的，甚至是愚蠢或不道德的。他们也可能是聪明和勤奋的，充满智慧甚至像圣人一样。有些人就像刻板印象中那样大大咧咧的，但其他人则可能是非常敏锐的。有些人不可能在其他地方取得成功，所以躲进了学术界。然而，另一些人本可以成为杰出的医生、律师或者商人，但却主动选择了教师的职业。
这种选择不见得是出于经济的原因。但它很可能是基于在教学和学习中找到的快乐，以及大学教师的工作所特有的独立性。毕竟，除了大学之外，很少有其他机构允许其成员拥有类似教师在工作上的自由。获得长聘的终身教授们通常会制定自己的时间表。他们实际上可以决定他们想要教什么、什么时候教和怎么教。他们可以决定办公时间，按照自己的意愿参加教师会议，并按自己的意愿接受各种委员会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