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不去的故乡

肺癌，常常和抽烟联系在一起。然而，堂哥戒烟五年了，他很少喝酒，也没有其他恶习，怎么就得了肺癌呢？这些年，在我的乡下，许多人患上了癌症，肺癌、食道癌、胃癌和肝癌是常见的四种；其次是白血病，患者主要是少年儿童。还有一些癌症，我甚至没有听说过，它们来势凶猛，前后不过几个月，就夺走了一条鲜活的生命。日子久了，我惊讶地发现——左右隔壁的村子，只要谁病了，十有八九都是癌，十有八九都错过了的治疗时机。尤其是近三四年，牌楼先后有多位患者死于各种癌症，他们想方设法地求医，终人财两空。

而在2000年以前，牌楼没有一个癌症病人，老人大多寿终正寝，也没有孩子患上白血病。比如我爷爷，享年八十三岁，一生没有吃过一粒药。齐大爷八十高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大冬天的，赤着脚，下塘挖藕；还有曾二爷，活了七十九岁，临死前一天，还在地里犁田……如今，落后的乡村，忽然患上了“城市病”。

东成和我同宗、同辈，我一直喊他大哥。东成大哥退休之后回到牌楼，和老妻种着几亩薄田，优哉游哉，享受着安详的晚年生活。谁能想到呢？2011年秋，身强体壮的东成大哥突然病倒了，到安庆一检查，居然同时患上了食道癌、胃癌和肠癌，好在都是早期，还没有转移，那场十个小时的大手术也异常顺利。在和疾病的抗争中，东成大哥是小村牌楼为数不多的胜利者之一。如今，两年过去了，他还好好的——戒了烟，也戒了酒，依旧在田间地头东奔西走。这段死里逃生的经历，严重篡改了东成大哥的心性，那么暴烈那么吝啬的东成，现在既舍得吃，也舍得穿，呼唤老妻，居然也不再吆五喝六了，而是一副笑容可掬的样子，眉眼间泛着一股小淘气……然而，幸运如东成者毕竟只是极少数。治国死于胃癌，享年七十四岁。治国两个儿子都不在牌楼，大儿子在一江之隔的乌沙镇，我二十年没有见过了；小儿子定居会宫，离牌楼不过四十分钟车程，然而，即便逢年过节，他也很少回家看看老父亲。孤苦的治国守着一栋空房子，一天只吃两顿。胃癌确诊之后，治国没有继续求医，依旧抽烟、喝酒，一直到死。还有贤文，在和食道癌搏斗了两年多之后，六十四岁的贤文突然离世。天下午，贤文还打了场小麻将，有说有笑的，没有一丝异样。当天下午，贤文照例输液，三瓶水输下去，人就不行了，吐血，据说是输液速度过快，导致血管破裂……我怀疑这种说法，在乡下，输青霉素很少做皮试，“赤脚医生”只负责挂上瓶子，剩下的事情都交给家属处理。1997年，六十一岁的五叔自己拔掉了针管，在端午前夕的雨夜里猝死。2013年，村支书输液后严重不适，浑身发紫，在ICU里抢救了三天……

贤文家境殷实，但再殷实的家境，也填不满那个“无底洞”。四处求医的贤文终选择在铜陵治病。牌楼在江北，铜陵在江南，每次去铜陵，贤文至少要住院十天，做完一个疗程。两年多熬下来，家底很快就被掏空了，债台高筑，一贫如洗。

在乡下，许多癌症患者都过着拿钱买命的日子，许多原本很殷实的家庭，又在病痛中归于贫困。也有一部分患者莫名其妙地死了，经济负担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原因可能还在于，那些翻来覆去的检查（抽血、化验、CT、心电图，如此等等），让患者的畏惧感层层加深，慢慢失去了和疾病斗争的信心。生死只在一念间——咬牙坚持，或许还能活；主动放弃，往往就意味着死。

东成大哥依旧在牌楼养老，两个儿子都搬到了城里。和牌楼的父辈们一样，东成大哥始终舍不下那几亩薄田，丢不开那栋看上去还很气派的房子。土地和房子都是搬不走的，是不动产，也是无法抛弃的根。一生的辛劳都在这里了，谁也不舍得轻易放弃。

父辈们守着的，其实不是一座空荡荡的村庄，而是一路繁霜的人生历程、记忆和情感。儿时的田园景象消失了，残存的，只有贫瘠的土地（良田已经抛荒），营养不良的稼禾（油菜、棉花和小麦，水稻只种一季），村口的小河已经断流（淤塞着各种生活垃圾），那口比我还老的水塘里，常年漂着一层绿釉。村头那条小河，原本绿水长流，儿时的盛夏，小伙伴们时常下河游泳，口渴了，低头猛喝几大口，没有人拉肚子，也没有人生病。冰封的寒冬，乡亲们从河里凿冰取水，担回家，洗脸、烧锅、刷碗。门前的水塘一亩见方，曾二爷在塘里种了藕，荷叶田田，鱼游浅底，还有一种野生的小米虾不甘寂寞，时常“叮咚”一声，惊起绿色的涟漪。塘埂下面砌着几块青石，大姑娘和小媳妇在这里择菜、淘米、洗衣服，塘埂上站着一排胳膊粗的白桦树……这一切，如今都消失了。曾几何时，牌楼慢慢荒凉，一座座房屋失于修缮，成了老鼠、黄鼠狼、壁虎、蜈蚣和蛇的巢穴。一批又一批年轻人远走他乡，父辈们坚守一生的牌楼，已经沦为一座空村。牌楼在册的常住人口原有一百三十三个，如今还不到三十个，主要是空巢老人、留守妇女和学龄前儿童。

2009年，村民们用上了井水，井水幽凉，喝起来有些涩嘴，水瓶底上，时常铺着一层食盐似的白色颗粒。2014年春节，我在牌楼住了五天，皮肤干涩，面部蜕皮，胳膊上生出了三五成群的丘疹。在生我养我的牌楼，我居然“水土不服”！怎么会“水土不服”？坐诊的是一位胖胖的女医生，皱着眉头，脸上堆满了厌恶的表情：“什么叫水土不服，你可懂啊？简单点说，就是自然环境变了，不适应……”我无法接受，这才几年啊？生我养我的牌楼，自然环境已经变了！医生的诊断当然是对的，表象上的变化我能看见，深层次的变化呢？

比如地下水。我不知道牌楼的地下水有没有被污染，也不知道具体的污染指数。几十年了，没有一个部门进行过环境检测，现如今，即便乡下的癌症患者突然多了起来，也没有人关注乡亲们的生存环境。乡亲们虽然疑惑，但都没有证据，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乡亲们完成不了举证这项壮举。

2015年2月，同事采访了这样一起环境污染事件：老汪家吃的是井水，春节前，井水突然变了味，颜色浑浊，闻上去有一股淡淡的咸味。老汪的房子前后两进，临山而筑，五百米远的山坡上有一家金属材料厂。老汪怀疑，就是这家专门在夜里生产的金属材料厂污染了地下水。老汪在环境监测站里找了一个熟人，对井水做了鉴定。结果显示，其中三项指标超出饮用水水质的标准，尤其是氯离子和砷含量，分别超标五十一倍和一百一十七倍！然而，职能部门并不认可这种未经授权的检测结果，企业更不承认。对于媒体突然来访，职能部门闪烁其词，地方政府推三阻四。职能部门和地方政府给出了同样的理由——对于这种招商引资进来的企业，没有当地宣传部门的许可，他们不能擅自接受采访……同行的摄像记者刚出大学校门，无法接受这种冠冕堂皇的说辞，他试图进入那家金属材料厂，但两名手持电棍的保安将他挡在铁门外面，态度强硬，扬言要砸掉摄像机。“你敢？”年轻气盛的摄像拍打着铁门。“你试试，看老子敢不敢！”眼见冲突即将升级，同事赶紧拽住摄像，两名保安这才骂骂咧咧着，扬长而去。

采访无疾而终，其实，这样的结果早在我们的预料当中。老汪一家不得不批来一桶桶矿泉水，用矿泉水洗菜和做饭，用井水洗衣、洗碗。居民们开始背井离乡，有的投亲靠友，有的只能在集镇周边租房子。不难想象，这座名叫“汪家集”的自然村，终必将走向衰亡。大地深处，匍匐着无数个类似的寂寂无名的村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