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千里流亡

我们在山里躲了一天“警报”。晚上，孙校长和几位老师带领全校同学三百多人，各自背着铺盖卷来到火车站。

泰山雄迈地遮住北半天，它是想把日寇堵挡在身后吧？又似乎护卫着我们这三百多人的活动。车站票房的尖顶直刺夜空，它是向苍天控诉吧？它凝结了全城人的悲愤！用芦席掩盖着的尸体，横陈在路基两旁和街旁的崖沟中。这是两天来，敌机肆虐造成的惨剧。这些受难者都是出门在外的人，不知家在哪里，亲属在何方？断垣、颓壁……石板铺砌的街道上，水、酱油、醋、酒……混合的液体冻得溜滑，会把行人滑个“筋斗”。整个县城、西关一片昏暗。

一列“闷罐”、敞篷混杂货车停在站东边，只有很少几节装着什么货物。车头喷着水汽，发出“沙沙”的声息。它似乎不敢出声，但声音却在冰冷的空气中震响，而且传声很远。孙校长和几位老师带我们全爬上了火车。我同二三十个同学坐在后一辆敞篷里。因为冷，大家挤坐在一个角落里。这是一列南去的火车，也许是后的一趟。据年老的老师们说，从泰山北面已隐约传来重炮声，大约鬼子兵在炮轰黄河渡口，正要渡河。“韩青天”的第三路军大约挡不住，也许不挡就撤了。

车站上一个兵也没有，也见不到一个铁路警察。几个站务人员有时在站台上走过，连只红绿灯也没敢提着。

据说胡干青老师等已于白天乘车南去打“前站”，准备在济宁等我们。存在学校里的行李，由事务员们设法南运。

火车头喷的水汽越来越浓，“沙沙”声越来越响，好像马上要开出，但总是不开。我们这个敞篷车里的人起初还在低声说话，夜愈深，天愈冷，大家紧紧靠在一起，不知怎么地完全熟睡过去。

不知谁先冻醒了，大嚷了一声：

“坏了！我们的车皮被甩下了！”

全车皮的人都惊醒了。果然，车头拉着前边的“闷罐”、敞篷开走了，只把我们这节车皮甩下了。“哎呀！怎么咱们全都睡死了！”

“孙校长怎么把咱们这节车皮甩下？”

大个子李振泌有主意，他判断：孙校长不会单单扔下咱们这二三十个人，说不定是忘掉这个车皮里有人。也许，他们没走，又回到城里去了，等明夜再走。

我们二三十个人背起铺盖卷，失望地走下站台，顺西关抄近路回学校，一路上谁也没有说话。狗不吠，人不惊，到处是炸塌、震塌的房舍，满街结着冰。路经基督教会门前，只见松枝牌坊七零八落，红绿纸散落满地，上帝到哪里去了？怎么不来保佑他的子民？

走近泰安初中那黑漆漆的院落，只见事务人员正在一盏煤油灯下盘算怎样运行李南去。很奇怪，体育教员卢宗文竟也在那里。他为什么不南去呢？体育教员应该带队的呀，怪不得在车站上没有见到他。

他们都很惊讶：

“你们怎么回来了？”

我们都很懊丧：

“孙校长把我们扔下了！”

他们解释说：

“不会。他有两个打算，一是坐火车到兖州转济宁。要是坐不上火车，就步行往宁阳到济宁。你们怎么？不知道吗？”

李振泌在同学中自然成了领袖，比画着回答：

“我们这个车皮的人全睡着了，醒了才知道被甩掉。孙老师他们坐的是前边的‘闷罐’和敞篷，一定被车头带走了……又想，也许没坐上火车，又回城了……”

“怎么办？”几个老师互相看着，交换着眼色，沉吟了好久。

卢宗文老师似乎是局外人，他侧着头在思考什么。这时，我们才发现屋子边上有一辆自行车，货架上捆着个行李。他突然站起来说：

“我带你们步行往南走！反正孙校长说好了到他老家成武县住下……我本来准备骑自行车回烟台，我的家眷都在那里……好吧，我带着你们，只要遇见了孙校长，把你们交给他我就不管了……回烟台……唉唉……老婆、孩子……”

我们立刻转忧为喜，用感激的眼光在黑暗中相互示意。想不到这位“驴脾气”的刺头老师竟有这么一颗牺牲自我、善良的心。

我们立刻出发。卢老师骑着自行车先行，约定过铁道，绕过蒿里山，直奔去宁阳的大道。

钻过铁路洞子，绕过十殿阎君所镇的蒿里山^[1]，只见满野一片漆黑，只有往西南去的大道还有点发亮。不知谁说有条小路，比走大路近得多，我们胡乱顺了一条，向西南方向走下去。愈走天愈黑、愈走路愈窄，弯弯曲曲，坎坎坷坷走了半个钟头，只见前面黑蒙蒙的一片，比天空还黑得多。走呀，走呀，不知谁叫喊了起来：“怎么跑到坟地里来了？”

这时，对面突然有吆喝声，不知喊的什么。接着，有几个人站在面前，手里拿着什么，仔细看看，原来是几个“第三路军”。他们嚷嚷：

“干什么的？往战壕里乱窜！”

“学生！”

“学生怎么半夜里出来了？”

“迁校，学校搬家，往南搬。白天怕轰炸，扫射……”

“俺们差点搂了机枪！还以为是鬼子摸营哩。”

我们仔细看了看，原来是在松林里。“第三路军”在坟头之间掘出战壕。林子不远是一座村庄。

我们只好向“第三路军”说“好听的”，绕过村庄，摸上大路，再也不敢抄小路了。

我们硬拉着腿向前迈，铺盖卷压得脊背疼。整个田野乌黑乌黑的，只有一条发亮的大道像一条绳索，拖着我们不停步地向西南走去。向哪里去？西南，西南，知道有一条汶河，过了汶河再奔宁阳。

不知走了多少路，不知绕过了多少村庄，东方渐渐发白，虽然脊背上压着铺盖卷，还是有些凉意。天空由灰白转惨白，东方有点发黄……也有血晕……太阳张着赭色的脸，又像肺病患者脸上的绯红……几道霞光也白得有点病容……远远传来敌机的“轧轧”声。不久，便出现一架敌军的侦察机，自北向南沿着大路侦察。只要它飞近了，我们便藏在土崖或坟墓背面，等它飞过去再走路。它飞远了，几乎听不到“轧轧”声。一会，它又出现了，“轧轧”地飞在我们头顶，好像侦察到了我们的活动。我们只好躲了再躲，藏了再藏，也算是一次又一次地休息吧。近午，才听不见它那鬼响声。我们路过一个大村子，在大车店里买块凉锅饼，边走边啃。卢老师骑着自行车，走走停停，一路检查人数。敌机飞来时，他都是隐蔽在崖头下等我们。午后，他约定投宿汶河边的塔房，好明天一早渡汶河。据说，敌机曾扫射汶河上的一个渡口，必须趁早才安全。

路上几乎没有行人，只在村庄附近才偶尔有几个背着粪箕子拾粪的农民。途中，竟碰上骑自行车南去的纪慧亭先生。他不愿当亡国奴，说：“家，谁也不能管了……”他没停留，迅速上车赶路。傍晚，还没走到塔房。我们在一个村头问了一下小店的主人，才知道还有八里，只好赶紧赶路。二三十个人走得七零八落。我同赵忠几个因为边走边拉呱儿，落在后，直到漆黑漆黑的时候，才走进一个房舍低矮、街道弯曲、狭窄、高低不平的村落，这就是塔房。村南就是汶河，因为两岸结了冰，流水声不大，听起来很凄楚。我们走进一家客店，卢老师、李振泌已在那里，招呼大家休息，然后分散到左右几个旅店住下。

店主人问我们吃几两的“起伙面”，我们不懂，经过讲解才明白。我们走了一天一夜的路，只啃了点锅饼，饿得发慌，当然想饱餐一顿。我们商量每人吃它一斤半，店主人笑了，说我们一斤也吃不下。我们觉得“一斤吃不饱”，店主人只好照办。这时，从门外走进一个衣衫褴褛、头包黑帕、面色黧黑的中年妇女，问我们吃不吃炒“长果”。李振泌给他五角钱，她回家炒“长果”去了。

面条下出来了，店主人盛了一大黑盆端在屋当门。一摞黑碗，一把筷子摆在矮桌上。我们各舀一碗，趁热快吃。我蹲在地上猛扒几口一下吃了大半碗，忽然觉得头昏脑涨，只好一气把它吃完，赶快靠墙坐在行李上，迷迷糊糊就不知所以了。

不知睡了多久，我被人推醒，原来是李振泌。他竟然没有睡，还很有兴致地把大家都吆喝起来：

“起来！起来！花生来了！吃花生啊！”

果然，那位中年妇女背了个篓子进来了，往屋当门一倒，嗬！一大堆花生，又大又饱满。她高兴地招呼大家：

“炒得正是火候，不煳也不生，还热乎，等凉凉吃才香呢。”

我们都围到花生堆前，等不得凉透，趁热想吃它个够。谁知我吃不上一把，又头昏脑涨，只好又靠墙坐到行李上，不知不觉进入了睡乡。

一觉醒来，天已放亮。大家急忙背着行李卷奔向渡口。卢老师同一个船工已经立在岸边冰冻的浅滩上。这几天，没有狂暴的北风，只是感到十分清冷，虽不刺骨，却也满身紧巴巴的。

一只破烂的木船冻在浅水里。汶水的大流在缓缓地西去。

卢老师指挥我们：

“你们踩着冰上船，多上去十来个，要晃开冰冰，使劲晃，越早越快越好！分两拨过完。过晚了，鬼子飞机又来哼哼了……”

船工是一位健壮的中年农民，“大棉袄一扎腰”，头戴破毡帽，脚蹬“老棉鞋”，手里持着一根长篙。他领我们走上破船，嘱咐着：

“别看船破，但不漏。咱们使劲晃，散不了板。早晃开早过，别让鬼子飞机找咱们的麻烦……上边的渡口炸过一次，幸亏没伤着人……”

我们十几个人叉开腿，互相扶撑着，用力左右摇晃。晃呀，晃呀，好费劲，船在冰里纹丝不动。晃呀，晃呀，心越急越晃不开，累得有点汗津津的。

船工立在船头，叉着粗腿，一只手卡着腰，一面晃，一面鼓励大家：

“使上劲，不消停，只要晃开一道缝，就算行了！”

大家一鼓作气，听从指挥，似乎有韵律的左右晃—其实船仍死死地冻在冰冰里。晃呀，晃呀，使劲！使劲！……突然“咔嚓”一声，冰裂了缝……

“慢！慢！”船工大声吆喝。

大家轻轻使劲，靠船边的冰凌渐渐零散了。冰层本不厚，一晃开问题就解决了。岸边的同学们也高兴地呼喊起来。这时，隐隐约约有敌机的“嗡嗡”声，大家不免有些担心。船工马上放船中流，一会便冲向斜对的沙滩，撞上冰冻的河岸而止。我们马上跳下船去，迅速向近岸的树林奔去。敌机的“嗡嗡”声已经消失，我们便坐下来等候下一拨摆渡的同学们。船工玩船娴熟，很快便把同学们渡过。卢老师带着自行车同船过来，他早已付过船费，向船工拱手致谢，便骑车离队先行。我们两批同学会齐后，便急忙拔腿向宁阳城奔去。

渡过汶河，真是过一道难关，卢老师兴致特别高昂，在大路旁等候我们，满面笑容，推着车子步行。我们在他两边走着，边走边谈。他真的打开了话匣子，他说：

“本来，我想把你们送过河就回去，骑自行车去烟台，老婆、孩子都在那里呀！说不定鬼子已经登陆，他们已成了亡国奴！”

我们听了都有些歉意，如果我们不在那个车皮里睡着，怎么会把卢老师也连累了呢！

他坦率地说着半年来的思想矛盾：

“放了暑假，我们一家回烟台避暑。卢沟桥事变发生，平津沦陷。流亡学生和逃难的人大部分乘船到烟台，真惨！流亡！唉唉，流亡！我有个想法，英美军舰经常停泊在烟台，也许鬼子不至于莽撞侵占。临近开学，我独自一人返校，谁知日本鬼子顺津浦铁路南侵，一直打到山东边上。孙校长说，何厅长，就是何思源，同意他带学生南来，步先迁泰安，我也跟着来了。要是再往南走，我就不去了……昨晚我怎么也睡不着，老是想呀想，回去当亡国奴呢，还是跟大家流亡出去……战事也许很快就要停住，鬼子向来是蚕食政策，小日本一下子吞不下咱中国……咱们也许还能回到杆石桥外咱们那所中学，你们照常上学，我照旧教你们体育……练一个头号篮球队，再练个棒棒的足球队……”

卢老师三十出头，身体短而健，高鼻朗目。每当足、篮球比赛时，他西装笔挺，哨子满口吹，又响又彻。尤其是满嘴英语，流利动听，使比赛进行得紧张而又热烈，比赛双方都能赛出水平。据说，他原在齐鲁中学教体育。某次，一中同齐中赛篮球，一中的同学被这位年轻的裁判迷住了。啊！漂亮的英语，whistle！他们要求下学期把卢老师聘过来。孙校长同何思源是“六中—北大—曹州帮”，当然能满足运动员们的愿望，于是卢老师便成了一中的体育教员。还有人说，某年，不知谁惹着卢老师，他犯了“驴脾气”，甩袖子去了德县初中（十二中），第二年才又被请回来。他常为了鸡毛蒜皮的事朝同学发脾气，烟台腔又带点天津卫的味道，无非是“你看着我好惹，我不好惹；你看着我好斗，我不好斗”。翻来覆去，就那么两句话。想不到在这流亡的道路上，他竟敞开了“话匣子”，而且还是一个极坦白而又随和的师长。

他讲起自己的故事：

“俺家是广东人。伯父是一家轮船公司在烟台的经理。我从小在烟台长大，上学，后来考上天津一个商业学校。我爱体育运动，特别喜欢踢足球。你们大概都知道南开的足、篮球都很棒，什么‘南开五虎’啦……俺们商校也不弱，强队。毕了业，不愿在烟台跟着伯父做买卖，便去上海找我姐夫。我姐姐同阮玲玉是妯娌。姐夫家的哥几个拍电影、演魔术……真是好玩的玩意。姐夫想教我演电影，又嫌我个子矮。郑小秋就是个小矮个，跟胡蝶配戏，真难看！冲着他爸爸是郑正秋。我个子矮，也不愿去演电影。姐夫知道我爱好体育，就让我上了东亚体育专科学校。毕了业，当了体育教员，用前清状元王寿彭的话，‘玩皮蛋子’。”

似乎又有敌机的“嗡嗡”声，但接着又听不见了。

卢老师谛听了一会，又讲起来了：

“‘七七事变’，我觉得中日全面战争也许打不起来，谁知真打上了。夏天，我去了一趟上海，住在金焰、王人美家，哈哈，你们知道，一个是‘电影皇帝’，一个是‘野猫’。我怎么认得他们？金焰是我的学生。他上过齐鲁中学，朝鲜族，篮球打得不错，他还是上海电影明星篮球队的center呢！‘八一三’，金焰还去前线打过游击……军队都撤下来，他们的游击也打不成了……谁知道战争什么时候才能停住。韩复榘在日本银行存了许多钱，他妈的，刮了地皮，什么实业也不办，又不买新式军械，他当然不愿打，也不扛打……二十九军是好汉，从天津打到桑园……中央军也还扛打，他们武器好……但也顶不住日本鬼。走吧，老师们带家眷的不多……你们孙校长的太太就扔在了济南……唉唉，不能当亡国奴！”

他的谈话带着追悔、伤感的意味，使我们觉得他很可亲近。生活的道路把他扯来扯去，也许是不得已才干了体育这一行。或许，他还有难以说出的不幸遭遇，无法向同学们倾诉。我们都很难过，为了他这次同妻儿无法团聚。

他决断地说：

“孙校长他们不会坐火车南下，他说也许步行南来，因为坐火车太危险，敌机白天会来捣蛋。他们一准也奔宁阳，说不定，在那里能同他们见着呢！……过了汶河，又保了一层险，我头里先走，反正离宁阳已经不远，到那里集合吧！”

他跨上自行车，兴致勃勃，蛮有信心地疾驰而去。我们不禁加快了步伐，也不“打尖”，打算到宁阳城再吃饭。不久，路过一个大村镇，大车店里有新“打扇”的白菜猪肉大包子，还卖黏粥，我们就放开肚皮猛吃猛喝一气，劲头十足地马上赶路。走不上七八里，宁阳城已在不远，看样子，县城不小，城墙蛮高大，城门楼子也挺有气派。

宁阳城里南北一条大街，宽而平，黄土路。全街只是北头有个一间门头的广货店，柜台上方挂着毛巾、线袜、扎腿带子……一个中年白而胖的女人坐在那里，好奇地望着我们。不远，迎面走来几个乘坐别的车皮的同学，我们不禁“啊呀”了一声。他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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