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岛由纪夫传

前言
    小说家三岛由纪夫选择用狂热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种自我了断堪称是日本式的。1970年11月25日，他组织的盾会的四名学员陪他一起访问日本自卫队总监。根据他的暗号，学员们抓了总监并用刀尖控制了他。同时，透过封堵起来的办公室的门，三岛要求32连队在大院里集合听他讲话。刚过正午，他走上阳台，规劝士兵们起义，同他一起来反对剥夺日本拥军权、剥夺日本灵魂的战后民主制度。他本想讲三十分钟，但是八百名愤怒的军人吵吵闹闹盖过了他的声音，仅七分钟后他停止讲话。接着，他退回到总监办公室，开始切腹自杀。他把刀插入左腹，横拉至腹部右侧，同时他对站在身后的学员咕噜了一句暗号；那个人用一柄长刀砍下他的头，完成了整个仪式。
    此时离三岛四十六岁生日差两个月。他写了四十本小说，十八个剧本（全都被隆重搬上过舞台），二十本短篇小说集以及相同数量的文学评论集。他是导演、演员、技艺精湛的剑客、肌肉健美的运动能手；他驾驶过F-102战斗机、指挥过交响乐团；他七次环球旅行、三次被提名为诺贝尔奖候选人。此外，他是国际名人，众所周知，他热爱生活，好像总是能充分享受卓越才能和超群意志给他带来的回报。在施行整整准备了一年之久的自杀的前几天，他对母亲透露说他生平所做的事情没一件是他真正想做的。
    尽管日本有悠久的剖腹自杀传统，但是日本人并不见得能比我们西方人更好地理解三岛为什么这样做：所有认识他的人，无论日本人还是西方人，都感觉有必要提出一个理由，这正是因为他们难以想象他把钢刀扎进自己腹侧时是怎么想的。有人认为他这么做只是出于爱国热忱，这些人的理由是现成的：为帝国事业，日本有悠久血腥的英雄加殉道者的传统。还有人假设不治之症、江郎才尽，或者只是精神失常。少数人，出人意料的少，压低声音说三岛是色情受虐狂，他可能喜欢痛楚。
    看来没有哪一种理由能够面面俱到地涵盖三岛自杀的全部真相——老实说我也没有。我只能说我所了解的他的生活经历好像主要与他对死亡的色情向往有关。我的意思是，看来三岛一生都想着为情而死，他有意选择了“爱国主义”为手段，来实现自己毕生的幻想，即“英雄”般的、痛苦的死亡。我认为他生命的后几年所表现的炽热的民族主义不一定是假的，但是在我看来他的自杀本质上是个人行为而不具有社会意义，是色情的而不是爱国的。我不声称自己的理由涵盖所有真相。我只相信我的理由是对的。
    我认识三岛是在1964年，当时我开始翻译他的一部题为《午后曳航》的小说。之后两年，我经常与他见面。我在他书房一待就是几个小时，直到深夜他开始写作，听他谈日本古典作品，或奥斯卡·王尔德，或中国色谱对红色的十二种细微分别。我同他一起去新开张的饭店，为的是看两个人能吃掉多少钱；我们去看战争影片，他对战争片情有独钟。偶尔，我们一起在他的健身房举重。我常常是他聚会的客人中的外国人。那些晚间聚会，宾客济济一堂，年轻作者，拳击手，电影明星，所有人都被他展现的巨大活力所感染。那是让我兴奋陶醉的时期：我二十四岁，一个东京大学文学院的学生，和日本有名的小说家交上了“朋友”。
    当然我们并不是真正的朋友。三岛的能量让我对他肃然起敬，他确实是一个具有无穷能量的人，散发的是有形的能量，他的才华，他的睿智，甚至他的顽皮。那种假装的顽皮让人信以为真、忍俊不禁。从他的角度看，三岛可能是喜欢和我在一起的，首先是因为我擅长翻译，而他求诺贝尔奖心切。此外还因为我的体能训练不亚于他。总之，我可能是他遇到的既擅长翻译，又在扳手腕时能够赢他的人。我确信这一点很重要。
    可是在1965年底，我让他生气了。在他以为我会翻译他新出版的小说时，我却拒绝了，他决定不再和我来往。我于1966年4月离开日本。在回纽约的路上，我为《生活》写了一篇辛辣的文章，把阅读三岛的一篇小说的体验比喻为“参观世界上华丽的画框展览”。我再没有见过他，也没有通信来往，但是从我们共同的朋友那里，得知他非常恼火。
    四年后他的死讯传来，我决定写一本书。因为前述的原因，我估计在搜集他的生活资料时，不会得到家属的帮助。1971年秋天，我抵达日本，准备作为局外人来进行搜集工作。到日本不久，有一天回家，发现三岛的遗孀三岛瑶子来过电话。我既兴奋又害怕。一个与你年龄相仿、曾经在一起谈笑无间的女人，现在她丈夫剖腹自杀了，你能对她说什么呢？我烦恼了一天，然后提起电话。女佣一下就把我的名字弄清楚了，三岛的女佣都有这个本领。她让我等一等，随手接上音乐盒，传来我多年前听过的旋律。突然音乐停止，瑶子在跟我打招呼并问我可好。比我想象的轻松多了：她没有留任何空隙让我嘟哝哀悼的话。她说有一件正事要同我讨论，问我接下来的几天有没有空。我自然有空。她又问我有没有领带，或者还是像以前一样不修边幅。我说我已买了领带。于是我打上领带，在晚上八点到赤坂的石榴餐馆与她见面。她善意的揶揄、她用词的精当，甚至对餐馆的选择都与三岛惊人地相似。后来我进一步证实了我的感觉，瑶子学得完全像她丈夫的风度。
    见面那天，我提前到餐馆，瑶子八点整到达。她穿着宽松的长裤和缀着金属小圆片的短上装，头发烫得一丝不乱。我记忆中的喜悦从她脸上消失了。她神态严峻，简直像个男人。她领路到一个预订的包间，点了晚餐（我忘了吃的是什么）并为我要了威士忌和水。又一次无需吊唁的言辞：瑶子平静地使用“这件事情”和“三岛的死”。她谈及正在做的事情，说到独力整理文学遗稿的困难程度，没有一点点的自怜。接着她谈起正事，就是翻译三岛死前刚刚完成的四部曲。我以前同他们交往时的印象是瑶子甚至不读三岛的任何作品——他也确实没有鼓励她去读——但是现在显然她了解每一本书。我们谈到半夜，然后她开车送我回家。路上我冒昧说出她无疑已经知道的事情，即我希望出一本传记，她表示会配合。
    在以后的一年里，我六次访问瑶子。她通常在下午三点左右接待我，那时她刚把孩子从学校接回来。有一两次，她把时间安排在晚上十点以后，我的印象是此前她须要同律师会面（1972年对尚存的盾会学员正在进行审判，瑶子承担了他们的辩护事宜）。女佣把我引进一楼的客厅，瑶子进来给我和自己各倒一杯白兰地。首先我递上一份书单，是我在别处找不到的三岛的书，她就到二楼书房后面的“书堆”找来给我。接着我请她提供新的采访对象，她就把名字加在我的名单里。她对这些人不评头论足，只是说这个人可以谈空手道、那个人可以谈歌舞伎。不过之后她会和这些人一一联系，要求他们接受我的采访。没有这样的关照，我的采访将止步不前（就像其他几位作者），因为日本国土狭小，排外心态也超乎想象。很多人，包括我从未向瑶子提过的一大批人，告诉我他们是经瑶子点头同意才接受我采访的。关于她自己和三岛的生活，她只字不提。我们第二次见面时，讨论应该采访的人，我顺便尽量随意地说希望也听听“瑶子的故事”，她直直地盯着我，脸上挂着公事公办的笑容，说：“瑶子没有故事。”
    不过瑶子在情理之中确实是尽力配合的，对此我很感激。但我心里清楚，对于出一本关于她丈夫的书这样的想法，她并不喜欢，她也不愿有人来讲这个故事。这件事确实有很多难处，我不怪她。因为这不是幸福的故事，也不是健康向上的故事。从瑶子的角度来看，她的两个孩子已经知道太多了，已经知道父亲抛下他们，自顾自去剖腹自尽。至少我想那是她对我持生硬态度的根本原因。仿佛她不得不让人写这本书，所以决定不妨让我去写，因为我熟悉三岛，能够用他的语言来读懂他。这是不得已之举，如我所说，我不怪她。
    访问三岛父母同样有其尴尬难堪之处。三岛的母亲倭文重无疑是他生命中重要的女人，因此除了要与他父亲梓访谈之外，我非常想和倭文重谈谈。但是我在他父母家没见到倭文重。她在家，然而却待在隔壁房间，听着我和她丈夫的谈话，时而透过纸糊的拉门纠正他，诸如“你吓着了他，所以他哭了”，或者“你不在场你怎么知道，他需要你时你从不在场”。要是在美国碰到这种情况，我会透过纸糊门向倭文重打招呼，并问她是否可以出来和我们一起谈谈，可是在东京，这样的念头好像想都不用想。我就这么尴尬地坐了几个钟头，听那位老人讲他给儿子们斯巴达式训练的故事，并假装倭文重缺席，我只和他一个人在谈。然而当我正要离开、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时，她突然出来了，对我鞠躬，当着梓的面，带着天使般的笑容说：“内森先生，你是否发觉我丈夫是个多么以施虐为乐的人？”几天以后，倭文重和我联系，提出要单独见面，地点不在家里，因为她觉得当着丈夫面说话不方便。于是我们在日本桥的一个小小的和服店见了三次。每次我得坐在一间极狭小的屋子的角落里，身躯显得庞大而难以移动。等到倭文重看完无穷无尽的布料后，问我想了解什么，这时我便连珠似的提出一串问题。她简明扼要地做出回答，屋里其他人则装聋作哑。我结束问话并表示感谢时，她总是轻声说：“结束了，谢天谢地。”
    我逐渐习惯了这种松一口气的表示：除了狂热分子骄傲地大谈特谈三岛的爱国主义，几乎所有人都不愿公开说起他。有几个人只是不愿意透露他生活中的诸多秘闻，但是很多人给我的感觉是他们的谨慎态度出自抱怨。三岛有个非常大的本领，就是使人觉得自己是他好的朋友。然而他为自杀准备了一年，却没一个人有丝毫察觉。他死后，每个朋友都不得不承认对他缺乏了解，并承认一个残酷的事实，即他们所了解的三岛只限于他有意袒露的局部。大多数较真的人隐约感觉被利用了，甚至被骗了，当然就对自己的记忆感到不踏实而不愿意谈。
    不过，画面毕竟丰满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了，比三岛所能原谅的更丰满。事实上，如果我有所不恭的话，我会把写作中遇到的所有困难都归咎于三岛愤怒的阻挠。我没有这么做，但是我感到宽慰的是我读到圣伯夫的一句话，如果我现在面对三岛，可以借用来对他说。“当你研究一个大人物的时候，”圣伯夫写道，“你必须敢于发现并正视他的一切，至少将它们一一列举出来。”
    1974年1月14日
    于新泽西普林斯顿珍宝农场

我认识三岛是在1964年，当时我开始翻译他的一部题为《午后曳航》的小说。之后两年，我经常与他见面。我在他书房一呆就是几个小时，直到深夜他开始写作……我常常是他聚会的客人中*的外国人。……那是让我兴奋陶醉的时期：我二十四岁，一个东京大学文学院的学生，和日本*有名的小说家交上了“朋友”。
当然我们并不是真正的朋友。……从三岛的角度看，他可能是喜欢和我在一起的……我可能是他遇到的*既擅长翻译，又在扳手腕时能够赢他的人。我确信这一点很重要。
可是在1965年底，我让他生气了。在他以为我会翻译他新出版的小说时，我却拒绝了，他决定不再和我来往。……
四年后他的死讯传来，我决定写一本书。
——摘自本书作者前言

约翰•内森 John Nathan（1940- ）
    美国人，日本研究学者，著名日本文学翻译家和评论家，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东亚语言与文化研究系教授。内森是个在东京大学修满学分，获得毕业证书的西方人。
夏目漱石、大江健三郎、三岛由纪夫和安部公房等重要日本作家作品的英文本译者。
1994年，大江健三郎赴斯德哥尔摩接受诺贝尔文学奖，内森为其随行人员。
    内森一度致力于摄制日本题材的影视作品。1982年，其导演的纪录片The Colonel Goes to Japan获艾美奖。

再版前言 
前言 
章  1925—1937
第二章  1937—1945
第三章  1946—1949
第四章  1950—1956
第五章  1957—1959
第六章  1960—1966
第七章  1967—1969
第八章  1970
三岛由纪夫的主要戏剧和小说作品

我认识三岛是在1964年，当时我开始翻译他的一部题为《午后曳航》的小说。之后两年，我经常与他见面。我在他书房一呆就是几个小时，直到深夜他开始写作……我常常是他聚会的客人中*的外国人。……那是让我兴奋陶醉的时期：我二十四岁，一个东京大学文学院的学生，和日本*有名的小说家交上了“朋友”。
当然我们并不是真正的朋友。……从三岛的角度看，他可能是喜欢和我在一起的……我可能是他遇到的*既擅长翻译，又在扳手腕时能够赢他的人。我确信这一点很重要。
可是在1965年底，我让他生气了。在他以为我会翻译他新出版的小说时，我却拒绝了，他决定不再和我来往。……
四年后他的死讯传来，我决定写一本书。
——摘自本书作者前言

约翰•内森 John Nathan（1940- ）
    美国人，日本研究学者，著名日本文学翻译家和评论家，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东亚语言与文化研究系教授。内森是个在东京大学修满学分，获得毕业证书的西方人。
夏目漱石、大江健三郎、三岛由纪夫和安部公房等重要日本作家作品的英文本译者。
1994年，大江健三郎赴斯德哥尔摩接受诺贝尔文学奖，内森为其随行人员。
    内森一度致力于摄制日本题材的影视作品。1982年，其导演的纪录片The Colonel Goes to Japan获艾美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