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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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是精神分析学说领军人物卡伦•霍妮重要的代表作。在书中，霍妮对现代人的病态心理和人格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和阐述，她认为我们每个人时刻处于各种矛盾与冲突之中，提出我们同时存在“亲近人”、“对抗人”、“逃避人”等冲突，一旦无法协调，我们就会陷入神经症。这大师级的著作，用朴实的语言、清晰的逻辑，阐述简明的哲理，会让广大者受益匪浅，感受到精神分析导师的真正魅力。
霍妮对正统精神分析学的修正和批判，不仅对心理学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也深刻影响了文学、文化、哲学、宗、性别等研究领域。

卡伦·霍妮，医学博士，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弗洛伊德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20世纪重要的精神分析专家之一。霍妮是社会心理学早的倡导者之一，她主张以文化决定论取代弗洛伊德的生物决定论，她是精神分析学说发展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她相信用社会心理学说明人格的发展比弗洛伊德的概念更适当。 
卡伦·霍妮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展现了她惊人的洞察力和分析能力，是她成熟时期的代表作，此外她还著有《我们内心的冲突》《神经症与人的成长》《自我分析》等作品。

中译者序  001
序　言  009
章　神经症的文化与心理内涵  001
第二章　为何谈起“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 015
第三章　焦虑  025
第四章　焦虑与敌意  043
第五章　神经症的基本结构  059
第六章　对爱的病态需要  079
第七章　再论对爱的病态需要  091
第八章　获得爱的方式和对冷落的敏感  109
第九章　性欲在爱的病态需要中的作用  119
第十章　对权力、声望和财富的追求  131
第十一章　病态竞争  153
第十二章　逃避竞争  169
第十三章　病态的犯罪感  189
第十四章　病态受苦的意义——受虐狂问题 213
第十五章　文化与神经症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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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是精神分析学说领军人物卡伦•霍妮重要的代表作。在书中，霍妮对现代人的病态心理和人格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和阐述，她认为我们每个人时刻处于各种矛盾与冲突之中，提出我们同时存在“亲近人”、“对抗人”、“逃避人”等冲突，一旦无法协调，我们就会陷入神经症。这大师级的著作，用朴实的语言、清晰的逻辑，阐述简明的哲理，会让广大者受益匪浅，感受到精神分析导师的真正魅力。
霍妮对正统精神分析学的修正和批判，不仅对心理学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也深刻影响了文学、文化、哲学、宗、性别等研究领域。

卡伦·霍妮，医学博士，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弗洛伊德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20世纪重要的精神分析专家之一。霍妮是社会心理学早的倡导者之一，她主张以文化决定论取代弗洛伊德的生物决定论，她是精神分析学说发展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她相信用社会心理学说明人格的发展比弗洛伊德的概念更适当。 
卡伦·霍妮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展现了她惊人的洞察力和分析能力，是她成熟时期的代表作，此外她还著有《我们内心的冲突》《神经症与人的成长》《自我分析》等作品。

章神经症的文化与心理内涵

今天，“神经症”一词已被我们运用得十分随便，然而我 们对它的实际含义却往往并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通常，它是我们表示反对意见时，一种炫耀自己博学的表达。如果我们过去习惯于说某人懒散、敏感、贪婪或多疑，那么我们现在很可能会径直说他是“神经症”。尽管我们并不知道这个词的确切含义，但在使用这个词的时候，我们还是意有所指的。我们不自觉地运用了某些标准来决定我们使用这个词的对象选择。
先，神经症患者在其对待事物的反应上就显得与众不同。假如有这样一位姑娘，她甘居人下，不求上进，拒绝接受更多的薪金，也不希望与她的上司保持协调一致，我们很自然地会把她视为神经症患者。再例如这样一位艺术家，他每周只有三十块钱的收入，尽管只要他花更多的时间在工作上，就可以挣得更多的钱，但他却宁愿以这笔微薄的收入尽情地享受人生；他要么花大把的时间与女人厮混，要么就是沉溺在那些雕虫小技和无聊嗜好中。对这种人，我们也很自然地会称他们为神经症，其理由就在于我们大多数人仅仅熟悉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鼓励我们去征服世界，超越他人，获得远远超过生存基本需要的金钱。
这些例证表明：我们说一个人是神经症患者时所依据的标准，是看他的生活方式是否符合我们时代人所公认的模式。如果这个没有竞争欲（或至少是没有明显的竞争欲）的姑娘生活在某个普韦布洛（Pueblo）印第安文化中，那么她将被视为完全正常的人；同样，如果那位艺术家生活在意大利南的一个小村庄里，或者生活在墨西哥，那么他也会被认为是完全正常的。因为在这些环境中，人们普遍认为，除了满足需的直接需要外，任何人都不应该去获取更多的金钱和花费更大的努力。如果回溯得更远，我们会发现，在古希腊，超过个人需要而拼命工作的态度，毫无疑问会被视为一种下贱的态度。
因此，神经症这种说法，虽然来源于医学术语，在使用中却不可能不具备其文化内涵。我们可以在对患者的文化背景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对他的腿骨折做出诊断，但如果我们把一个声称他拥有种种幻觉并对此深信不疑的印第安少年 a 诊断为精神病患者，就存在极大的风险，因为在印第安人的特殊文化中，对幻象和幻觉的经验被认为是一种特殊的禀赋，是一种来自神灵的福祉。拥有这种特殊禀赋的人，会郑重其事地被认为享有某种特权和威望。在我们的文化背景中，如果有谁声称他曾与他已故的祖父长时间地交谈，他一定会被视为神经病或精神病患者；但在某些印第安落里，这种与祖先对话的方式却是公认的行为模式。在我们的文化中，如果有人因别人提到他已故亲属的名字而大为恼怒，我们一定会认为他得了神经病；但在基卡里拉·阿巴切（Jicarilla Apache）文化中，这种人是完全正常的。在我们的文化中，如果一个男人因为接触一个月经期的女性而深感恐惧，无疑会被我们认为是神经病；然而在许多原始落中，对月经的恐惧却是司空见惯的。
人们关于什么是正常，什么是不正常的观念，不仅因文化的不同而不同，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在同一文化中也会发生改变。今天，如果一位成熟而独立的妇女因为自己有过性关系，就认为自己是一个“堕落的女人”，“不配被高贵的人爱”，那她一定会被怀疑患有神经症，至少在许多社会阶层中就是如此。然而 40 年前，这种罪恶感会被认为是十分正常的心态。正常与不正常的观念还因社会阶级的不同而不同。例如，封建阶级的成员会认为男人终日游手好闲，只在狩猎和征战中才一显身手是十分正常的事情；然而小资产阶级的成员如果表现出这种态度，就会被认为是严重不正常的。这种观念还因为性别的不同而不同。在西方文化中，男人和女人被认为具有不同的气质。女人在临近 40 岁的时候，沉浸在对衰老的恐惧中是“正常的”；而男人在这种时候因为年岁而发愁则会被认为是神经症。
每一个受过育的人或多或少都知道，在我们所说的正常中，存在着种种不同和变化。我们知道中国人的饮食习惯与我们大不相同，我们知道因纽特人的清洁观念与我们相去甚远，我们也知道土著巫医治疗患者的方法同现代医生治疗患者的方法完全两样。然而却很少懂得，人类不仅在风俗习惯上，甚至在欲望、情感上也有着种种的不同和差异。人类学家曾以间接或直接的方式指出过这一点。正如萨皮尔 所说的那样，现代人类学的功绩之一，就在于不断地重发现“正常人”的内涵。
每一种文化都有理由充分地执着于这样一种信念，即相信唯有它自己的情感和欲望才是“人性”的正常表现。心理学也不例外。例如，弗洛伊德就曾通过观察，下结论说女人比男人更善于嫉妒，接着他就企图为这一假想出来的普遍现象寻找生物学的根据。弗洛伊德似乎还假设所有的人都体验过与谋杀有关的犯罪感。 c 然而，无可争辩的是，在对待杀人的态度上，不同的人仍有不同的看法。正如彼得·弗洛伊琴（Peter Freuchen）所指出的那样，因纽特人并不觉得杀人者须受到惩罚。在许多原始落中，当一个家庭受到其成员被外来人杀害的伤害后，这种伤害可以由某种替换来加以抵偿。在某些文化中，儿子被人杀死后，母亲的悲痛心情却可以通过收养凶手以代替儿子得到安慰。
更进一步地利用这些人类学上的发现，我们就一定会承认，我们有关人性的某些概念是十分天真的。例如，我们认为竞争、兄弟阋墙、夫妻恩爱乃是人性之固有倾向的观念，就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我们关于什么是正常的概念，完全取决于特定社会强加于其成员身上的行为标准和情感标准。而这些标准却因文化、时代、阶级、性别的不同而不同。
这些现象对心理学来说是意味深长的，它会直接导致对心理学的怀疑，在有关我们文化的种种发现和涉及其他文化的种种发现之间，存在着某些类似，但我们却不能因为这些类似而断定两者乃是基于同样的动机。认为的心理学发现将会揭示出人性中固有的普遍倾向，这种想法已经不再行得通了 。所有这一切的结果，都证明了某些社会学家的反复断言，即事实上并不存在适合所有人的正常心理学。
然而，这些局限也有它的好处，它使我们有可能更好地理解人性。上述人类学现象的基本内涵就在于：我们的情感和心态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生活环境，取决于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的文化环境和个体环境。这一点反过来又意味着：如果我们对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文化环境有所认识，我们就有可能更深刻地理解正常情感和正常心态的特殊性质。同样，既然神经症不过是正常行为模式的畸变（Deviation），我们也就有可能对种种神经症有更好的理解。
这样做一方面意味着我们在继续弗洛伊德走过的道路，沿着这条道路，弗洛伊德曾提示了一种迄今尚未被人们认真思考过的对神经症的理解。尽管在理论上，弗洛伊德曾把我们的怪癖归结为来自天生的生物力比多，但同时他在理论上以及更多地在实践中，也曾强调过这样一种意见，这就是：如果我们未能详细了解个人的生活环境，特别是他童年时代情感上的种种决定性影响，我们就不可能理解他的神经症。把这一原则运用到特定文化中正常的和病态的人格结构问题上，就意味着：如果我们未能详细了解某一特殊文化对个人的种种影响，我们就不可能理解个人的人格结构。
另一方面，这样做又意味着我们须迈出决定性的一步以超越弗洛伊德，尽管这一步也只有根据弗洛伊德富于启发性的发现才有可能迈出。因为弗洛伊德虽然在某些方面远远超越了他自己的时代，但在另外一些方面，特别是在他对精神特性的生物性起源的过分强调上，却深受他那个时代科学主义倾向的影响。他曾设想我们文化中屡见不鲜的本能驱力或对象关系乃是由生物性决定了的“人性”，或者是来自种种不可改变的情境，例如生物学上特定的“前生殖器”阶段、俄狄浦斯情结等。
弗洛伊德对文化因素的忽视，不仅导致他做出许多错误的概括和结论，而且在很大的程度上，妨碍了我们对那些真正推动了我们态度和行为的力量的理解。我相信，这种对文化因素的忽视，乃是精神分析——由于它一成不变、亦步亦趋地追随弗洛伊德开辟的理论路线——尽管表面上似乎具有无穷的潜力，实际上却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只有靠滥用一大堆深奥难解的理论和含混不清的术语来装点门面的主要原因。
我们现在已经明白，神经症乃是对正常行为方式的偏离和畸变。这一标准非常重要，但却并不那么充分。人们可能偏离普遍的行为方式，但却未真正患有神经症。前面说过的那位艺术家，他之所以拒绝超过要的工作时间去挣更多的钱，可能是患有神经症，但也可能只是因为比一般人聪明，不愿意让自己卷入争名夺利的竞争之中而已。另一方面，有许多人，虽然表面上看完全适应现存的生活方式，但实际上却可能患有严重的神经症。在这种情况下，心理学的观点和医学的观点是十分要的。
但奇怪的是，真正构成神经症的那些内涵，却又很难从这一观点去加以说明。不管怎样，只要我们仅仅研究表面现象，我们就很难发现一切神经病共同的特征。我们显然不可能用各种症状来作为标准，例如惊恐不安、抑郁沮丧、机能性生理失调等，因为这些症状也可能并不出现。某种类型的抑制作用（Inhibition）倒是随时随地都存在——其原因我将在后文讨论——但它们却可能异常微妙或经过很好的伪装，以至竟然逃过了我们表面的观察。如果我们仅仅根据表面现象来判断人际关系的反常，包括性关系的反常，我们也会遇到同样的困难。这些现象倒是不难捕捉，难的是对它们进行鉴别。然而，尽管并没有对于人格结构的精湛知识，人们却仍然可以从一切神经症患者身上鉴别出两种特征，这就是在反应方式上的某种固执，以及潜能和实现之间的脱节。
这两种特征都需要进一步的解释。我所谓反应上的固执，指的是缺乏一种灵活性，这种灵活性保证了我们能够对不同的情境做出不同的反应。举例来说，正常人也常常存在疑心，但那是在他感到事有可疑或发现他确有理由这样做的时候；然而神经症患者却可能随时随地没有任何理由地处于疑虑状态——无论他本人是否自觉这一状态。正常人能够分辨别人的恭维到底是出于诚心诚意，或只是出于虚情假意；而神经症患者却可以在任何场合下不分青红皂白地对所有这些恭维表示怀疑。正常人如果发现自己受到一种不正当的欺骗，他会感到义愤填膺；而神经症患者却可能对任何好话都感到愤怒，即使他意识到这些好话对他有利也是如此。正常人有时也会因为一件重大的、难以决定的事情举棋不定，而神经症患者却可能随时对任何事情都无法做出决定。
但固执也只有在偏离文化模式的时候，才成为神经症。在西方文明中，固执地对一切鲜的或陌生的事物持怀疑态度，在大分农民中间乃是十分正常的事情；而小资产阶级对于勤俭持家的固执强调，也被认为是一种正常的固执。
……
回顾所有这些考虑，我们仍然未能给神经症下一准确、完美的定义，但至少我们可以对它这样描述：神经症乃是一种由恐惧，由对抗这些恐惧的防御措施，由为了缓和内在冲突而寻求妥协解决的种种努力所导致的心理紊乱。从实际的角度考虑，只有当这种心理紊乱偏离了特定文化中共同的模式，我们才应该将它叫作神经症.